李斯斌

[摘要]东晋佛学兴盛，对于清谈以及玄言文学创作都产生很大影响。历来东晋诗歌研究少有从其义解僧人的政治地位角度分析对于诗歌的影响。实际上，东晋义解僧人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在其与文人相交过程中，文人多有附和于僧人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文学创作新的影响势力，影响了诗风的转变。

[关键词]义解；玄言诗；石门诗；退寻；山水诗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2-0063-7

一、义解僧人的出现与地位提升

佛教最重经译之功，梁代慧皎所编《高僧传》以译经为首，而义解居次。义解僧人，慧皎谓“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实谓偏于佛经义理阐发，杂通儒道之僧人。佛教自西汉末传人中土，虽历经汉、魏，而终不脱“道教”习气，实有义解不足之因。大法西来，即有经译，北方以洛阳为中心，

译经：汉魏7人，附12人西晋2，附4人

义解：汉魏0人西晋2，附2人南方以建业为中心，经译虽艰辛而佛法传阅不广译经释子多汉语不精，诗文无作，其必影响与文人相交，义解之僧不足可见矣。佛教义理难为中土帝王、士族所接受，其僧人政治地位可想而知。西晋祚短，义解之僧只有少数与文人相接触，虽至永嘉渐盛，又遇典午政乱。由此，义解僧人之兴，实盛于江左。以梁代慧皎所著《高僧传》为例，足可见汉魏两晋之时，释子译经与义解之差距：

东晋13，附10人

东晋40，附，43人

东晋义解之盛，一是南土文学有偏理寄之风。《世说新语·文学》有记：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