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刘婉明

1923年8月，丁玲进入上海大学。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从1922年10月改组到1927年5月被封，上大的历史由一次又一次的学潮组成。重点招收出身贫苦的社会底层学生的政策，国共两党都希望利用同乡会等组织在学生中扩大自己势力的举措，以及“五卅”后上大日益成为中共党员的中转站、掩蔽所等因素，使上大的学生构成愈加趋于集中和单一。可以说，上海大学集中了当时最有可能参加革命，并且也是最有可能对革命抱有浪漫理想的青年，其短暂的历史中一度聚集了影响此后十年间左翼文学的关键人物：“革命的浪漫谛克”最坚决的批判者和“文艺大众化”最积极的鼓吹者——理论家瞿秋白；1930年代最重要的左翼作家茅盾、蒋光慈、阳翰笙、丁玲等；以及与左翼文坛主流始终若即若离，以“第三种人”姿态致力于探寻不同的左翼文学道路的施蛰存和戴望舒。在后来的左翼文学批评话语中，这“第三种人”正是“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主要所指。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对上海大学的考察中，对围绕这一概念兴盛一时，后又屡遭批判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有一些新的认识。

上海大学将出身社会底层，原本游散在都市边缘的波西米亚们（波西米亚，原是捷克西部吉普赛人聚居地，后指穷困、不羁、漂泊流浪的年轻人或文学艺术家）聚集到了一起，对他们而言，置身于上海这座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中，农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无产与有产的对比都将显得更加强烈。与此同时，这种特殊环境也为这些激进的青年革命者们提供了这样一种“革命空间”：革命景观与摩登上海的都市体验在其中交叠呈现，使他们有机会相互影响，也彼此观看，很多人都是在这一过程中第一次遭遇了“都市”、“现代”和“革命”，由此开始形成最初的革命体验与现代性体验。丁玲取材于上大经历的小说《韦护》，正可视为由这种体验而产生的作品。

丁玲的上大经历并不长，但显然对她书写革命有着重要影响，尽管其时她“还显得是一个‘莎菲女士’的姿态”①，最早也是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影响的是小说《韦护》。在丁玲的创作历程中，《韦护》向来被视为她的第一次转型之作，也是最后一部“莎菲式”的小说。此前的作品贯串的都是“梦珂”、“莎菲”们“一个人的战争”，而《韦护》则立意要写一个革命者的故事，其中的“S大学”即上海大学。作者后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是一篇以上大求学时期的生活为背景，以自己眼中“最好的教员”②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权当它是一件历史叙述一下吧”③。《韦护》所写，可以说是上大时期的丁玲，用“莎菲女士”之眼观看到的都市、革命与革命者。

首先来看男主人公韦护的原型瞿秋白。这位“革命的浪漫谛克”最坚决的批判者，对于集聚于上大的这些“浪漫谛克主义”的城市波西米亚们曾有过生动描述：

“五四”到“五卅”之间中国城市里迅速的积聚着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这种智识阶层和早期的士大夫阶级的“逆子贰臣”，同样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结果，同样是帝国主义以及军阀官僚的牺牲品，同样是被中国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过程所“挤出轨道”的孤儿。但是，他们的都市化和摩登化更深刻了，他们和农村的联系更稀薄了，他们没有前一辈的黎明期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传染了欧洲的世纪末的气质。这种新起的智识分子，因为他们的“热度”关系，往往首先卷进革命的怒潮，但是，也会首先“落荒”，或者“颓废”，甚至“叛变”——如果不坚决的克服自己的浪漫谛克主义。④

然而讽刺的是，瞿秋白极力批判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代表正是他自己。郑超麟曾这样描述自己在慕尔鸣路瞿秋白的住处第一次见到瞿的印象：“瞿秋白从上海大学教了书回来，呢帽，西装，革履，服装如此整齐的同志，我从来未曾见过。”他称瞿秋白为“洋场才子”，与“乡下秀才”蔡和森对比鲜明。⑤这在杨之华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杨忆记自己第一次听瞿秋白的社会学课时的印象写道：“他穿着一件西装上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⑥可以看到，丁玲在小说里描写的韦护，正是以瞿秋白在上大的这一形象为模特的：

丽嘉并没有注意到。却转过脸去，拿眼在瞅韦护的新洋装了。简直是一种专为油画用的那沉重的深暗的灰黄的颜色，并且显然还是那精选的呢片，裁制得是那么贴身。真使人一想起那往日蓝色的粗布衣，就觉得要好笑，仿佛背项都为这有直褶的衣，弄得昂藏了。丽嘉又去看他脚，是黑漆的鞋，在反射出蓝色的光，整齐得适与那衣裳相配合。发是薄薄的一片，染了一点油，微微带点棕黄，软软的、松松的铺在脑盖上。在上了胶的白领上，托出一个素净的面孔来。⑦

再经钱杏邨阐发，韦护就成了“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代表形象之一：“韦护本来是一个很罗曼谛克的青年，‘以流浪和极端感伤虚度了他的青春’。但后来因着‘新的巨大的波涛’的推动，‘他有了研究社会主义的趣味’……后来，他就遇着了那非常罗曼谛克的丽嘉。他不自觉的陷于恋爱。”⑧上大时期的瞿秋白以博学多才、精致优雅，叠合了“革命者”和“洋场才子”的形象赢得学生的崇拜，正是这一形象为他自己后来极力批判的“革命的浪漫谛克”文学模式提供了参照。

在小说《韦护》里，男主人公韦护是洋场才子，也是职业革命家，在小说开始时带着遍历声色后的厌倦登场，相信唯有革命才能使自己兴奋。他的经历集中了那个年代的浪漫所必需的所有要素，用小说中柯君的话说，就是“那里有的是酒！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放浪和自由！有的是诗！……而且……有的是女人”⑨。当然，还有革命。而女主人公则扮演了城市闯入者的角色。小说对两位女主人公再次来到上海的感受做了如下描写：“一切都格外喧哗。她们从那沉闷的车厢跳出时，直是像闯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她们想到去年离开这儿的时候了。她们站在船头上，骄傲的摇着手巾，向那些高大的建筑物，那些龌龊的脸，以及一切遗留在记忆里的权势，狡猾，卑鄙告别，她们愿意不要再来了。谁知时间还不到一年，又觉得无路可走的一样，又来到这里了。她们带点好奇的心，接受了这不堪的嘈嚷，在人堆中挤着向前去。”⑩对于丽嘉和珊珊这两位闯入者而言，上海这座现代都市是“另外一个世界”，喧哗、龌龊、势利、卑鄙。她们曾经“骄傲的”选择离开，然而终于在“无路可走”和好奇心的驱使下重新开始一次洋场冒险。在与韦护初次见面时，丽嘉颇具挑衅意味地自我介绍道：“我是丽嘉，一个乡下女人！……你是很自谓的一个社会革命者。”⑪对于以“乡下女人”的身份与“社会革命者”韦护针锋相对的丽嘉来说，韦护也是这个充满着变数的城市的代表，无论是“革命”还是“都市”，都是异质的，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韦护》中革命者的形象一如丁玲此前的那些小说所展示的，并不那么令人喜欢。丽嘉对革命者的厌恶并非源于他们所奉持的主义，而在于这些革命者——也是韦护在S大学的同事们身上散发出的与这个城市同质同性的势利与世故。正是他们时时的干涉和嘲笑最终断送了两人的爱情：“原来便有一部分人是不满意他的有礼貌的风度的。有的很苛责他过去的历史。然而都不外乎嫉妒。现在呢，都找到攻击的罅隙。说他的生活，他的行为，都足以代表他根本的人生观。说他只是一个伪善者、投机者。仲清竟到学生前也说起他的坏话，他公开他的住址，这一向本都是秘密着的，他要这些人去参观，那只是像一个堕落的奢靡的销金窟。”⑫乃至韦护，最后也忏悔自己“终究是物质的，也可以说是市侩的，他将爱情亵渎了，他不值得丽嘉的深爱”⑬。

《韦护》中所体现的丁玲式的波西米亚们对都市爱恨交加的感情，正如钱杏邨后来在评价丁玲时所写：“生活在都市里的智识分子的男男女女，这些人都是‘都市使她厌倦，但她不能不拘留在这里’的人。”⑭丽嘉是“Modern Girl”（钱杏邨语），也是“乡下女人”，作为前者，她以放浪形骸的激进姿态反抗传统的乡土社会，带着“意识形态上的‘傲气’”⑮一次次地闯进现代都会，又为了“乡下女人”的自尊一次次地离开。《韦护》中的“S大学”正是十里洋场具体而微的象征，向丽嘉们展示着这个城市的冷酷与卑俗。这部被认为是描写了“‘革命的信心’克服了‘爱情的留恋’”⑯的小说，讲述的其实是一个“乡下女人”试图用爱情救赎洋场浪子，但很快又被这座城市以“革命”的名义断送的故事，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背后是卑鄙世俗与纯真爱情的冲突。在“革命加恋爱”的表层叙事之下，是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的对立。

现实中的丁玲，众所周知，也重复了这个“离去——归来”的故事，当年的同班同学施蛰存对丁玲离开上海与上海大学有过如下记述：“一九二四年暑假后，丁玲离开上海大学而到了北京。据她的谈话，这次北游，是为了北京‘思想好’。这也反映出她在上海大学时，对我们这些上海青年是瞧不起的。”⑰但丁玲最终还是回到了上海这座令她爱恨交加的城市，使她最终奠定左翼女作家地位的，还是那些在城市中书写的，以“乡下女人”自居的“Modern Girl”们的故事。

困扰丁玲的是“乡下女人”与“Modern Girl”的矛盾，瞿秋白则在传统的“士”、城市波西米亚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几重身份间挣扎，数年后瞿在遗作《多余的话》中剖析自己时写道：

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⑱

这与他之前批判“浪漫谛克主义”时对“小资产阶级”所下的断语如出一辙。瞿秋白既是职业革命家，也是20世纪初面临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知识分子，作为后者，他称自己是“浪漫派”、“畸零之人”、“多余的人”、“忏悔的贵族”、破了产的“士”。这种身份意识带给他的是挥之不去的原罪般的焦虑，他对“革命的浪漫谛克”的不遗余力的批判，想必也是出于这种焦虑的深层作用。丁玲坚信《多余的话》“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的熟悉啊”⑲，“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他说了一些同时代有同感的人们的话，他是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他的《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⑳。

丁玲用“莎菲女士”之眼描绘出的瞿秋白/“韦护”，从外表形象到精神气质都正是“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典型，而围绕着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争论、批判、辩解，也正可视为一代左翼知识人的镇魂之曲。

①⑮⑰施蛰存：《丁玲的“傲气”》，《沙上的脚迹》，第109页，第108页，第109页。

②⑲⑳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第107页，第111-112页。

③丁玲：《我的自白》，《丁玲文集》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页。

④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4页。

⑤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207页。

⑥杨之华：《忆秋白》，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8-89页。

⑦⑨⑩⑪⑫⑬丁玲：《韦护》，《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2号，第1号，第2号，第1号，第5号，第5号。

⑧⑯黄英：《丁玲》，《现代中国女作家》，北新书局1931年版，第200页，第204页。

⑭方英：《丁玲论》，《文艺新闻》1931年8月31日，第26号。

⑱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