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鲁正杰

重新回到“不安”

在郜元宝先生的北大版《鲁迅六讲》（增订本）“附录一”中，《竹内好的鲁迅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独特的有些古怪的论辩方式，迫使他在这本小书中用心探索一种竹内好式的模糊、幽深、本质上几乎不能完全表达的语言。”（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下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如果这也算是“批评”的话，那几乎是稀有的。

他接着说：“正如鲁迅的诞生主要是文学家的诞生，鲁迅的死，也主要意味着一种执拗的文学沦亡。对那种看不到鲁迅的文学却自以为能够‘发扬鲁迅精神’的买椟还珠的做法，竹内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第160页）同页下注很有意味：“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恐怕只在于胡风、冯雪峰一致秉承鲁迅的作风，目光主要在国内文化与政治，而慎谈甚至不谈国际（比如中日之间）的政治，因为问题一旦国际化，中国自身的问题就有可能失踪——不管这中国自身的问题在当时已经多么国际化了。”我们的问题是，胡风、冯雪峰秉承的“鲁迅的作风”是不是那种“执拗”的作风？如果是的话，那么说明还没有“沦亡”；如果不是的话，就说明那二位还没有秉承鲁迅的什么作风。结果是怎样的呢？答曰：为了防止“中国自身的问题”“失踪”。

虽然“在《鲁迅》一书中，我们确实往往很能够看到竹内忠实于自己的‘无法理解’。正是用这种方式，竹内将他的‘不安’传给了他的读者”（第164页），并且“他许多关于具体作品的观点完全照搬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大可省去不说。当然，他的表述仍然有其强烈的个性，和常识无论怎样总有距离”（第163页），但是，“我觉得，必须尊重这种无可奈何的闪烁其词，就像大家同在黑夜里走路，宁愿听到姑妄言之的相互提醒，而怕听到一定要走某条路的绝对命令”（第168页）。

至此，已经完全可以看出郜先生对竹内好是怎样的态度了，并且我们也多少知道了竹内好给了郜先生一些什么东西。而郜先生给我们的解释就更加高深了：“当一个人的思想开始进入宗教的无边无际的空虚之际，任何对他在此之前的演说的指责顿时都将成为盲目。任何可能的指责所面临的问题倒是：你是否也愿意和你所指责的人一起落入那个空虚？”（第169页）在此，我们又有了一个耳目一新的“认识”，即宗教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如此说来，如果竹内好在世的话，也一定会用他的“模糊”来和郜先生争辩一番的吧？实际上应该是这样的，郜先生将他的“空虚”的宗教观强加给了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的头脑里罢了。另外，我们也不能再去说竹内好什么，因为你将要“落入空虚”。

这篇论文的末尾，郜先生这样说：“他只是提出来，自己却躲开，站在作品的一旁，像鲁迅经常所做的那样，站在作品之外没有明言的黑暗里面，让你感到‘不安’。”（第169页）实际上，竹内好是没有那样高的境界的，他自始至终都是在“想象”中对“鲁迅”进行解读的——在某种意义上连郜先生也承认“和常识无论怎样总有距离”，扭曲和捏造之处自然也是避免不了的，并且，竹内好也确乎是在“不安”中匆匆结束了他的工作。

让笔者感到惊讶的是，郜先生也是在这种和竹内好一样的“不安”中又重新回到了“不安”，到底为什么“不安”则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三个疑惑和最大的继承

在第二篇文章《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中，笔者对郜元宝先生西方文论的功底深表佩服。从“疾病的隐喻”（第189页）到“身体化的呈现”（第183页），几乎用得天衣无缝，无可挑剔。然而，笔者有三个非常大的疑惑，在此斗胆提出来。

第一个是“小引：鲁迅与中国文学身体诉说的传统”的开头，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和孔子说“吾日三省乎吾身”中的两个“身”到底该作何解？难道它们指的都是“肉身”吗？我们也都很清楚“三省”（与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传不习）是什么，它们和肉身的联系紧密吗？而老子的“身”也许更多是强调“欲念”方面吧。

第二个是“《野草》：身体书写的自忏之书”，这个观点实在很新颖，在笔者看来简直不啻于“如雷贯耳”。问题是，鲁迅曾经明确表示过“一个都不宽恕”，这该作何解？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过度阐释”。

第三个就更加微不足道了，在对“身体禁忌”的论述中郜先生这样说：“将阿Q式的情欲的愚蠢发动与四铭、高老夫子式的曲意掩饰作为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加以无情地暴露。”（第196—197页）笔者和阿Q一样没有太大的优越感，因此也就很想为他抱不平：世间有哪个人情欲的发动是“不愚蠢”的？为什么就偏偏说我是愚蠢的？窃以为，在关乎情欲方面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愚蠢和明智之区分的。看见 “无情地”这几个字眼，马上就又想起李长之先生的话来：“可是一般人之对阿Q没有同情，却正是显示作者鲁迅对阿Q之无限的同情。”（《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郜先生最后的结论是：“肉体不能离开精神而获得独立的意义，精神也无法出离身体而直接说出自己的话来。鲁迅的文学就这样不断消解着精神与身体任何一方的片面的自足，从而充分验证了现代中国身体和精神在语言中的命定与纠缠。”（第197页）这也许是对竹内好最大的继承吧。

“赎罪文学”不成立

首先必须严正声明，这一小节是在郜元宝先生完全采取竹内好判定鲁迅的“赎罪文学”的基础上来“读《野草》”的，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与竹内好有很大的不同，郜先生认为《野草》是很难懂的，而竹内好曾说过它“比《呐喊》《彷徨》好懂”之类的话。

《读〈野草〉》这篇论文的第二个小标题是“《题辞》所示：忏悔‘过去的生命’”，由此可以看出郜先生是以“赎罪文学”的标准来解读《野草》的。“弥漫于《野草》的怨毒之气有多重指向，由‘过去的生命’而来的‘我的罪过’则是主要的内容。这就暗示着，《野草》首先将是关于‘我的罪过’的一部忏悔之书。”（第203页）更进一步的论述是：“《题辞》预示着《野草》将既是独锁心底的对‘我的罪过’的忏悔，又是针对‘地面’的咒诅”（第205页），“营造一种并不彻底的自我怨怼的忏悔气氛，引逗阅读的兴趣，好比庭院深深，门口一无所陈，唯见烟雾弥漫，诸物掩于其中，神秘莫测”（第205页）。笔者最想说的是：华丽的辞藻遮掩不了空虚的思想。试想，在忏悔的主体和客体都找不到的情况下，怎么就可以认定有“忏悔”的存在呢？况且郜先生已经界定了一种“宗教”：“无边无际的空虚”。因此，“忏悔”的说法不能成立。

“《野草》的失败感和罪过感，是作者对自己从1907年文学自觉时代开始直到1920年代中期正式从事文学创作期间近二十年的一连串的失败的体认”（第206页），这活脱脱就是一副“竹内好式的论腔”。郜先生曾经指出竹内好是把作品论和作家论混为一谈了，而现在他自己是不是把这两者也同样地混为一谈了呢？

第四个小标题“‘大阙口’内外的‘游魂’”下写道：“‘过去的生命’既然‘委弃在地面上’，托生为‘野草’，怎么还有一个依然思维着的现在之‘我’跑来讲述过去之‘我’，并为过去之‘我’承担‘罪过’呢？”这也是我们每个读者共同的疑惑，而这个疑惑完全是由竹内好，更是由郜先生自己制造出来的。也许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产物”吧。“托生”和“罪过”是两种不同的信仰，而郜先生硬是要和竹内好一道，让鲁迅或者“鲁迅”来忏悔，真不知他们是什么用意！这又一次证明了忏悔意识不存在，“赎罪文学”不成立。

但，郜先生依然执著：“抓住这个飘荡着的‘游魂’对‘过去的生命’的罪感体验，以及对未来的筹划，是解读《野草》的关键。”（第213页）“所以，‘游魂’不仅‘无心’，也‘无信’。这就暴露了《野草》所潜藏的一个绝大的问题：行动的主体可以‘无心’亦‘无信’吗？‘无心’亦‘无信’的主体义无反顾地投入行动之后，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第219页）“无心和无信”的说法是郜先生自己虚构的，根本没有回答之必要，因为建立在虚构基础之上的论证，最终的结果不过还是“虚构”。

除了“美”之外……

此前曾听说过郜元宝先生的文笔多么好多么迷人，现在是真切地领略了一番。可以肯定地说，郜先生是竹内好忠实的信徒，他和竹内好一样，信奉鲁迅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李冬木译，第44页）。可是当他们开始立论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了这些？竹内好是结构了一个“想象中的鲁迅”，而郜先生则在竹内好的基础上再次“结构”了一个“鲁迅”，并以这个标准来重新解读鲁迅的作品，因此他的解读除了给人以新鲜感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了吧？

同时佩服的是郜先生那极强的“理论自觉”（不得不承认，这是受了他的影响的缘故），能够随时造一些概念性的术语，涵义也许只有他本人知道吧：“自审意识”、“现代心学”、“中国‘心宅’”、“心学历史”、“‘天地’之境”等等，都是很“美”的词语，除了“美”之外却还真不知道能给我们什么。

另外，笔者对在第184页和第214页出现的几段非常相似的文字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认真地比对了一下，也许注意力在“比对”上面，对它们的高妙也终于没有看出个究竟来。那是对《复仇（其二）》的分析，前者是《鲁迅作品的身体言说》，后者是《读〈野草〉》，当然它们毕竟是有联系的：都是鲁迅的作品。

最后，后人如此理解鲁迅，实在还不如忘记他更好一些。其实，鲁迅本人最有自知之明倒是真的：“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我的这些文字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郜元宝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定价：4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