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 村

一

我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生人。长到四五岁，隐隐约约便晓得了，自己是那种懵懵懂懂，不怎么灵醒，也不怎么招人待见的孩子。父亲是个木匠。在陕西渭北的那个小镇上，几乎所有人都以种田为业，我能感受到，父亲在当地农人们那里所受到的尊重。那个时候的我，整日在他的木匠铺里跑来跑去，像土拨鼠在草原上一样自由自在。父亲的刀凿斧刨，干活剩下的木头块儿，都成了我的玩具。在后院僻静的地方，我用它们敲敲打打，搭小房子玩耍。十岁时，“文革”开始了。一时间军装时髦。稍宽裕的人家，给孩子做缩小的军服。那个时期，大街小巷里，四处都晃动着绿军衣的影子。我们家弟兄们多，穷，四季衣服尚且不周，哪有闲钱做军装啊。但是大哥用他灵巧的手艺，给我做了一杆缩小型号的木头步枪。我上学时，一边挎书包，一边挎木枪，在校园里很是风光。随后我自己也能做简单的木头刀和木头手枪。下午放学，与一群和我年龄相当的男孩子模仿着电影里的战斗故事，玩打仗游戏。我给每人发一件由我制作的木头“兵器”。玩完以后收起来，下次再发给他们。这些“兵器”中的绝大部分，是我最早的手艺。

请问路在何方 老村

父亲除了做家具，更多的做的是棺材。当地人称寿木。渭北那地方，那年头特别是到冬天，过了六十岁的老人，说没就没。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就可以让一个平日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农人一夜之间命归黄泉。所以每到这个季节，父亲带着徒弟，从大锯解圆木开始，一直到合成寿木，没日没夜地忙碌。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他给寿木雕花。人去世了，了解他在世时成绩如何，儿女是不是孝顺，自己是不是受到尊敬，看了他用的是什么成色的寿木，便一目了然。人常说的“盖棺定论”一词，在我们那里，因为这个，又多了一层意思，即棺材的精致程度。雕不雕花，及雕花的多少，即所谓的“花子活”，也是棺材成色的重要指标。再说“棺材”的谐音，正好是“官”与“财”。那些官场中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对此计较在心。早先是父亲亲自动手雕。傍晚，徒弟们歇息了，父亲的“花子活”便开始了。后来大哥和三哥接上手，居然刻得和父亲一样好，有的甚至更好。这使我开始接触到绘画。在一块叫做“档”的木板上，先画上图样，然后雕刻，慢慢地，一个立体生动的浮雕图案就呈现出来。这个图案，棺材合成前一直小心翼翼地用白布蒙着。旧社会，那些富有的人家，在“档”刻成之日，还会端着食盘，上面放着烟酒果品，由两三个吹鼓手奏乐，来到木匠铺里，即所谓的“谢匠人”。意思是鼓励匠人，将棺材做得更加精心细致。浮雕内容大多为“二十四孝图”。鼓乐声里，匠人揭开蒙在“档”上的白布，给逝者亲人展示出来，然后讲解雕刻的内容。借内容再将逝者生前的恩德，表彰上一番。一块普通的木头因此突然间有了生命，珍贵起来。棺材合成之后，主人家赶马车来运，那场面更要隆重一些。吹吹打打且不用说，食盘里除了烟酒，还有最终的酬劳。挨到入土的日子，就可以看到，父兄和徒弟们多日精心做成的棺材，为这最后庄严的时刻，几乎被全村人簇拥着，抬举着，从逝者的家里一直到田野墓地，最后掩埋进土里。吃席的时候，匠人和村里最重要的贵宾坐在一起，受到逝者家人的敬酒和礼拜。看到这些，幼年的我，似乎也和父兄们一样，同样感到被人敬重的荣耀。今天，在渭北家乡的那片土地里头，不知掩埋着多少具由我的父兄以及后来的侄子辈们精心雕刻的棺材啊。

家况维艰长歌之后慨然绘之 老村

时间一晃过去了许多年，时至今日我仍记得父亲在油灯下与大哥讨论“花子活”的情形，哪条线刻得生硬了，哪根松枝刻得不细发，等等。父亲的“二十四孝图”的图谱——他的宝贝，平时被母亲严密收藏在老窑后头的柜子里。那时候，即便最灵醒的徒弟，学到出师，也甭想获得整套的图画样本。这也相当于今天所谓的“商业秘密”，是父兄们在此地声誉长久的原因之一。我八岁时，就会拓着复写纸，将图谱中的某一张，或是“王祥卧冰”，或是“郭巨埋儿”，一笔一画地描在棺材“档”上。这个，居然成了我早期学习绘画的“童子功”。我今天画人物画时，常用三根线条来概括人的头发。这技巧，就得自这些图谱的启发。所以，今天我竟多亏最初的这些“美术教育”。到我拿笔画画的时候，起初并没有感到自己真的就会画画，许多时候几乎只是一种“本能”，是父母和那片土地养育我的过程里，附带给我的能力。另外，也由于自己在木匠铺里，时不时也会拿起刀子刻那么三下两下，这样，顺便也训练了手的力气。这使得我长大以后，写字时候，也是幼年的习惯，常常是过于用力。即便打电脑，也常常是“噼里啪啦”，像刀雕斧凿一般。我的电脑无一不是最终坏在键盘被我敲坏上。力气上，我是一分也不会偷懒的。

二

一次，我的朋友，北京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程曜先生来家里，喝茶闲聊间说出一句：一个人到五十岁，还能改变一次职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他说这话的时候，指着我墙上的绘画。昔日别的朋友也这么说，我亦想过，但是都没怎么在意过。从程博导口里说出来，却让我吃了一惊。试想台湾那种地方，社会职业分工相对理性与成熟，改变职业，到了一把年纪，是件极其艰难的事儿。（程曜是台湾学者，2002年作为引进的百人海外专家被清华大学聘任前，一直在台湾工作，故有此言——编者注）我们上个世纪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年轻时几乎没什么职业不职业。我们是螺丝钉，人家把你拧哪儿，哪儿几乎就是你一生的职业了。所以到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改变职业者比比皆是。仗得是那时候还年轻。三十啷当岁，正是人生最富活力的时候，几乎没人不改变自己的职业。程博导，我想，他所说的幸福，大概还有另一层意思，是指我五十岁后，居然还能将画画成这个样子，俨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画家的那种感觉。坦率地说，“画家”的感觉，在我真不怎么强烈。在我的感觉里，似乎最大的变化是，过去是坐着，现在却得站起来，站在画案旁边。只不过比之写作，似乎要好玩一些，也符合我个人心性里好动求变的气质。这上面，我想是受了父亲的遗传。小时候就常看到父亲半夜里爬起来，一个人端着油灯去工棚里，为家具制作里的某道工艺，或者雕刻上的某个图案，反反复复地琢磨。可以说木匠职业，将他心性里那点儿聪明灵巧劲儿发挥到了最大限度。所以，父亲这辈子对于自己的职业，那志得意满的样子，可以说天天都挂在他的脸上。在家乡那片地方，他的手艺首屈一指。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的木活儿比别的木匠做得精致、结实。乡民们请他打家具，不会怀疑他做的木器活儿的质量。尽管让城里专家去看，水平也就一般般。但是在乡下人那里，在那些农夫与农妇的眼里，却是看哪儿哪儿合适，总之是山乡百姓眼里的，那种实用与恰到好处的精致与美观。

我想，自己绘画最初的训练也来自这里，来自山乡里简单的，甚至有些粗笨的，有局限的，然而却是有力道的审美学习。上高中时，那时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一次，听闻省上美术院校招生，给县上两个名额，从中学里选取那种既有绘画天赋同时又出身好的孩子。那一次，平时连课堂发言都会两腿瑟瑟发抖的我，居然放胆找到班主任，想要报名。班主任讪笑说，名额早满了，人家只是给下面学校打个招呼，像我们这样偏僻的地方，哪轮得上你啊？我落了个大红脸。诚如我在许多文章中写到过：绘画，这个我幼年时的梦想，因种种客观原因，没能实现。是的，那时候即便有上一根简单的绘图铅笔，都有可能改变我后来一生的道路。但是居然没有。到今天，有朋友说我，你该庆幸自己，没直接去接受所谓正规的绘画学习，才保持了你父辈的那种粗朴的绘画感觉。如果你进了美院，接受所谓正规训练，大概，可能……总之，可能不再是现在的你了。朋友的话，有一定道理。他们指的是，我如今绘画，呈现出某种个人状态，或者叫独特性。但是我知道，自己目前这点儿独特性，远为稚嫩。距离先贤们那些伟大的绘画，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三

要说庆幸，首先该庆幸的是自己这么多年从没间断过读书，而且读得还比较投入。由于想写作出好作品的缘故，理念与思路，还比较对头，即所谓“根正苗红”。一次，一家网站采访我，问：以你的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人画啊？我回答他说：至少，这个画画的人，得读一千本书。不是一般的看看而已，而是真的读得进去。我的这个标准，貌似简单，但是现在画文人画的画家，可以说有一半人没达到这个指标。你连个读书人都不是，还谈什么文人画啊？那种读书人的面相，搭眼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因为在他的生命里头，很长时间，朝起暮随，眼睛和心思，都“锈”在书本里头，即所谓的“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时间长了，这种人的气质和面容上，就会像古墓里的铜器铁器一般，因为时间的关系，特别是眼神里，便有了一层别样的神情、色彩和质感，就像古董的锈色一般，深沉，含蓄，内敛，甚至有点儿迟钝。这叫读书人。但是做读书人，只是文人的初级阶段。读书人还得钻得出来。譬如经历命运甜酸苦辣的锤炼，和名师高人之手千遍万遍的抚养调教，像古董在把玩者手里，时间长了，有了所谓的“包浆”。这“包浆”，是靠时间，靠闲慵，一天一天地，把玩出来的。这种人，才称得上是文人。黄宾虹为了有个区别，又把这种人叫做士人。作为士人，承袭着祖上家传的荫佑，无衣食之虞。他们作画是精神消费，不是为了卖钱。他们只为艺术负责，没有市井里的匠作习气。所以黄宾虹将这种画，叫士人画，不叫文人画。他不大喜欢文人那种即时任性的东西。这意思是对的。只是今天人们约定俗成，还是叫文人画顺口一些。

我们中国画的几位大家，尤其是画文人画的大家，无一不是经历了这样漫长而严格的——甚至必须有上天为之选择、为之撮合——的过程。这种撮合不都是良辰美景、诗酒风流那样的好事，更多的是灾难，是逆境，是倒霉。个别人，甚至老死穷死而不为世知。但这些文人肩扛着灾难，顶着逆境，成长了起来。八大、石涛、吴昌硕，包括后来的黄宾虹等，无一不是如此。特别是吴昌硕，可以想象他在未成名之前，在上海的小衙门里给人跑腿，大热天尚不能歇息。在这样一个人们都讲究个风度或“派儿”的城市里，遭受多少冷眼白睛与世态炎凉，可想而知。但是你看他后来照片上的那种眼神，可以说无比深邃地透露着他对自己才能的依持和自信。还有，他和当时另一位人物画大家王一亭，两个人站在一起的合影，二人之间，那种微妙的“主”与“从”的感觉，跃然“脸”上。近代西方，尤其是后来这数百年，艺术家的产生，往往是“思潮”的影响。其中大多数艺术家的成长，显然没有经过这种严酷的人生过程，这大概与他们家境的富裕不无关系。靠聪明与智巧玩出来的那些概念化的艺术，很难说是什么深刻和伟大的东西。笔墨是绘画的基本工具，没有笔墨，还谈什么绘画啊？我想，可以这样说，当代西方艺术家将马桶搬到展览大厅的一瞬间，西方绘画可以说麻烦了，因为他们忽视或放弃了艺术的另一个伟大而简单的原则：人手之下的精致。

四

话题扯远了。按理这话不该由我这种初学绘画的人来说。我说出来叫“夸夸其谈”或“高谈阔论”，更可能是不懂装懂。话再说回到我父亲。上世纪40年代，家乡那个封闭的小镇上，有两家木匠铺子。一家姓梁，一家姓蔡。后者也就是我家。梁家的后人，个个聪明，书读得又好，他们向往外面的世界。所以在镇子里，当两家木匠铺暗自较着劲儿的关键时期，梁家的儿女们都忙自己的事情，没给自己的木匠父亲助多大力。我的几个兄长，因为在学业上都不怎么灵醒，反而能在老爹的带领下老老实实地做木活。那时候一个木铆打得好，都会成为一项技术优势，更甭说外观式样的独特与美观了。所以每当茶余饭后，傍晚休息，父亲与几个兄长聚在一起，不间断地用“活泛”、“窍口”等一类技术术语来讨论木工活儿的优劣。而在街对面，梁家铺子里，却始终冷冷清清。他家的孩子们，不是出门在外便是看书习字，或是做别的事情，落下老梁师傅一个人，在那里抠抠究究。往轻里说，这实是关乎于上门客户的多少和餐桌上饭菜质量的大事儿啊。后来，梁家的铺子变得一天天落寞，一天天萧条了。这竟是大势所趋，自在难免。在传统的市民社会里，那种作坊店铺间的技术竞争，实在是一件极有趣的事儿。即便到“文革”，不允许在棺材上刻花雕活儿了，我的大哥，还是忍不住做一些极其精致的活儿。我记得他给我做了一个小飞机，其精致的程度，几乎赶得上今天的飞机模型。我的一个伯叔大哥，他做了一只可以用手提着的木箱，将自己出门要带的几样小工具放在里面。那种精致美观的样子，加上他的帅气，出门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今天那些出门谈生意的老板。所以尽管时代变了，但在父亲的铺子里，弟兄们只要一提到技术，提到职业，在师徒之间，那种荣誉感，那种近乎痴狂一般的执著，近乎宗教一样的虔敬和尊重，从他们的脸上，时刻都能看得出来。在人的这双手上，技术不仅是技术，它似乎从生命的层面，培育着人的成熟与成长。现代社会，当机器代替——又被称之为“解放”——了人的双手以后，逐渐导致了人们对技能的淡漠。我个人感觉，许多时候，这不仅是技能的损失，同时也可能是人生成长的一项损失。西方绘画的命运，有心人体会体会，也许会有这样的发现，它和工业发展的历史，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到后工业时期，艺术的衰落就显而易见了。而地处东半球的我们，正因为落后这二三百年，我们对自己的双手还没来得及彻底失去信任。正因为这个时差，造就了吴昌硕、齐白石和黄宾虹。所以后来，当我看到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的那种生动同时又力道十足的线条时，一点儿都不感到吃惊。在我看来，一个聪明的雕花木匠，读读书，拜拜师，经过一定的笔墨训练，就该画出这种质量的线条来。这从做木匠的父兄手上，他们雕刻的花纹里，就能感受得出来。当然还有一点儿，即从大的方面说，我们没那么快地就放弃毛笔——这种从幼儿园开始练字起就必须使用的写字工具，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庭堂里悬挂的被称之为书法的东西，仍然得靠这种柔软的兽毛扎成的工具书写出来。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们与传统的绘画内在的持久的联系。

如今，电脑可以画出人工不能画出来的线条。它可以很精确，很复杂，也可以辉煌灿烂，但是它没有魂。有魂的线条，还得靠人的手工画出来，加之于人此时此刻的意念，有目的地书写出来。所以当西方现代艺术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种种制作名头或物质变化的离奇倾向时，它距离人的魂，也越来越远了。

五

我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吓着了，即所谓丢了魂，病了。那个孩子可能叫“狗蛋”。他妈请我母亲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家门外，手里抓一把筷子和小饭勺，去敲她家的窑门的门鼻儿，边敲边大声喊：“狗蛋——，狗蛋回来了吗？”窑里狗蛋他妈，怀里紧抱着狗蛋，连忙大声应道：“回来了！”如是者三，即所谓叫魂。第二天一大早，看见狗蛋坐在他家门前的石墩上玩耍，病果然好了。那情形让我好生奇怪。我那时就想，到底有没有“魂”这个东西呢？我写作三十年，今天终于承认了，这个东西，一定有。一定得有。自己三十年的写作，唯一认真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写作了小说《骚土》。不久前，最终修订完了它。上海作家吴洪森先生读过电子文本后，电话里对我说，《骚土》最重要的一点，是完成了古典小说语言和现代汉语叙述的对接，接续上被我们丢失已久的中国传统小说里的那个“魂”。这个，过去百年，几乎没哪一部长篇小说做到这一点。他这样说，我想，是的。这是我从事文学，最初——也是最终的愿望。文学和绘画，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给每日忙碌于浮世乱象中的现代人叫魂。让我们大清早起来，感觉到自己神清气爽，身心健康，看到身边的狗蛋们伶伶俐俐、活泼可爱。

当然，后面的，也许只是一种理想罢了——话题又扯远了。还是用古典小说里的套话，言归正传吧。我画画，少年时候曾梦想了一阵子，破灭后基本上放弃了绘画的想法。快三十岁时，到祁连山里，认识了一位画画的朋友。那时候我尚在部队服役，闲时便去他那里。站在他的画案旁边，看他画画。或者翻阅他从外地邮购来的画册，或者听他说那些大画家的故事。但自己从没敢说拿笔学画的事儿。那时我还以为，仅写作一项就够我折腾了，若再画画，贪多嚼不烂，将来弄个二流三流的，没什么大意思。所以画画——这个极其高级的艺术雅事，从此似乎和我就彻底绝缘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绘画的喜爱，发自心底的喜爱。朋友的一幅这样的画，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清晨，微微有些寒冷。太阳还没有出来，月光仍旧白亮，一片草甸上泛着潮湿的雾气。天地氤氲。这时候，一串水鸭不知被什么惊动，腾空而起，划过宁静的天空。我深有感触，知道这是画了。因为它画出了我在青海草原上，某一个早晨，某一时刻的，真实的感受。那种草甸的墨块，是国画里特有的晕染技法，是一瞬间的笔触，与绵软的白宣纸结合而成。它是那么灵动，那么真切，带着大自然赋予草原的一切元素，让你觉得，那群鸣叫着的野鸭，真的就生存在那样的墨块里头似的。看到这个的那一刻，我正在失恋的痛苦里，是这样沉静而生动的景色让我解脱出来。朋友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水边的一片土丘，几棵姿态秀美的树木，从容自若地站立在那里。起初我以为是朋友的独创，过了很多年，在宋代一个名叫倪云林的山水长卷里看到了它。它只是那个长卷的一个局部，朋友临摹了它。其实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树，我在现实里又见过多次。我感觉到它们美，但不知道它们美在何处。通过画，我才知道它们之所以美的原因。它们像几个理想中的朋友，立于天地之间，美美好好，相依相伴。是啊，它说的是我内心对友情的渴望，是一种理想，也反衬着自己内心无以言表的孤独。而在自然里，这些树没有这样的苦痛。作为写作者，我知道无论什么样的写作，都不能像绘画这样，完整地表达清楚这种意思。所以那个时期，我好佩服这个深山里的画家朋友啊。我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模仿着他。是他，以及他的那些图画，使我的审美，从家乡父兄的木匠铺里走了出来，上升了一个层次。

还有一次，是我辞职后到北京不久，跟随内人的弟弟，到外国使馆区做清洁工。从打扫出来的垃圾堆里，翻到一本印制精美的册子。上面是我不认识的英文，但其中一幅插图，使我怦然心动。图上画的是一株牵牛花，优雅地卷曲着，鲜艳地开放着。我将这本册子从垃圾里捡出来，回家后放在书架上。后来才知道，画这幅画的人，是一个名叫齐白石的画家。他和我的父兄一样，曾是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那阵子，许多时候，我时不时会从书架上将它取下来，认认真真地看上几眼。我知道，除了绘画，文字永远表达不出这样的优雅。

还有一次，是十多年前。那时候我四十岁了。跟朋友去江西旅游。到了庐山脚下，去八大山人展览馆。展览馆是座古宅第，几进几出的院落。在前院的回廊和房厦里，悬挂着时下诸多画家的字画。一个什么官员，也许是附庸风雅的缘故，竟将自己所谓的书法，也悬挂在那里。真不怕八大山人的阴魂万一夜里从坟墓里出来，看见他的不肖子孙们竟画出如此拙劣的画作，嘴头上不知该如何嘲骂。不过，我在没进门之前，也没寄多大的期望，且以为所谓的八大山人展览馆，大概就是房子和庭院。这在国内这一类的展览馆来说，司空见惯，也没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些字画也就当热闹看吧。继续往里，边看边走。走到最里面一间，突然被一根绳子拦住了。仔细一看，原来在不远的墙面上，悬挂着一幅不大的绘画。我想，这该是八大山人的画了吧。画面是一座山，山底下一条游鱼。简单至极。与前几进院落的那些花花绿绿、轰轰烈烈的画作相比较，几乎等于什么没画一样。然就在这时候，我似乎像被电击一般，浑身抽搐，颤抖。那画上的线条，像神灵附体一般，是那样生动那样有力那样鲜活那样顽强地存在着，表现着，一股强大的气场迎面扑来。我整个人，被它浑落砣地捉住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是真正的画了。昔日在画家朋友那里，信手翻阅八大的画册，没有这种感觉。但是在真迹面前，几根线条竟至于这样撼动我的灵魂。这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八大山人伟大的地方，中国画伟大的地方！墨和线，竟至于这般神奇！中国水墨，表面看来，成千上万的人，用同样的工具，画同样的题材，但是它真正不同的地方，是人格、气质、风骨、阅历，知识水准、思想境界等等，总之是这个人身上一切的一切最终合成的结果。所以有些时候，真真正正是需要看真迹才会感知得到啊！

去年冬，一个大的拍卖在国际饭店预展，一千多幅画，几乎囊括了唐宋以来所有大家的作品。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漏掉的。我去国际饭店展厅里一张张地看。看到石涛送八大的一幅小品，一平尺不到。画面上是一个垂钓的老者，那种独特的笔触和线条，在我好像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有着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也许有人会以为我这样子，是不是太矫情了？也许是吧。但我后来分析，当时我是从里面体会到，这是一种貌似主观的放逸，实质却是被动地被社会遗弃——这之后的悲伤。是的，我们中国的文人，特别是才情优秀而品行高尚的文人，自皇权专制产生以后，无人不是处在被遗弃的处境里。他们的灵魂，有着巨大的无奈。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我想，同样潜伏在我的心里，命运里。命运的同感，让我触景生情，流出了眼泪。所以画画，我想，这是一件真的需要以真心、真情，率性而为，以命运的感应去真实面对的事情啊。它画的不仅是画，是命运啊。联想一些貌似“先锋”的艺术人，对中国画一知半解便说三道四，认为中国画因循守旧，千篇一律，是老掉牙的东西，实在是有眼无珠啊！

六

嗨，话说得过头了——也许，也许人家懂得的道理，我不懂。是我自己一叶障目，无知罢了。回头还是实实际际，说自己的事情吧。就说我，本来和绘画已经绝缘了，但是一个偶发的事儿，把我逼上梁山了。那是我的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脱稿后，交到出版社，责编要我昔日的照片。以我过去的品性，对自己的形象一直缺乏自信，所以很少照相。适合公开使用的照片，少之又少。但责编说了，现在是读图时代，如没照片，最好请人插图。我想，请人插图，耽搁时间且不说，又要增加费用，一来二去，这样拖下去，不知驴年马月才能付印成书呢！写书人对于出书的急迫，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一急之下我竟对责编冒出一句：我来试试！就这样，自己赶鸭子上架，拿起钢笔，在普通的白纸上画起来。好在自己的书自己晓得，哪个节点，该什么样的插图，心里明白。事不宜迟，两个小时，画了二十五张插图。我大着胆子送责编看。不料责编却说，挺好，就用它！就这样，印到书上了。我想，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插图吧！不过今天我去看那些插图，实在是太糟糕了！但是好歹是我绘画的开始。之后不久，我又画了另一本随笔《痴人说梦》的插图。这一次画了近百幅，其中几幅今天看上去，仍然感觉还算过得去。

就这样，我开始画画了。这一年我满五十岁。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五十岁开始学画，可谓是大龄老学员了。可我的心，却像个刚背上书包上学的孩童一样，一种无法言喻的新鲜感，时时激励着我，促使我每天晚饭后或者写作累了，都会拿起笔来画上一阵子。越画越觉得趣味无穷。这一阶段里，我常想的是，绘画多好玩啊！这样好玩的事儿，过去自己竟然连想也不敢想！少年时候想学画，因为家乡那地方穷乡僻壤，除了买不起笔墨纸张，也没这方面的导师引路。年纪稍长，读了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立志于文学，从事了写作，心思都放在写作上了，可以说自顾不暇。后来迁居到京城，又由于居住的困难，数十年里不要说书房，连一张像样的书桌都没有地方搁。也是后来有了较大的房子和桌子后，才具备了画画的条件。人生路走了一大圈，这才绕回来，可以画画了。到五十岁，终于回到童年时的理想上。

不过写作的那些年，为了发表，想给人家编辑留个好印象，写稿时一直用小正楷。即便是长篇小说，也坚持用正楷来写。用质量很好的钢笔，笔尖有圆头的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工工整整地誊写出来。一张三五百字的稿纸，如错一字，或哪一笔划不舒服了，都会换一张，重新誊写。对稿面美观的追求，甚至到了洁癖的程度。每天写一两千字，一坚持就是二三十年，很少间断过。这种功夫，后来竟派上用场。也就是当我拿起毛笔胡涂乱抹了一个月之后，将书写工具的性能基本掌握了，才发现那么多年的小正楷，竟没白写。这之前，许多年里，每次回老家过春节，父亲让我写对联。我拿上毛笔纸张去央求村里一个叫春生的大哥来写。父亲骂我，杀材！出门在外这么多年，被人称呼作家，居然不会写毛笔字，太丢人了！我只能承认。当时我真不知道自己只是工具没调整过来而已。自己那些工工整整的小正楷写作，大概也算是书法练习的一种。还有，我画上画以后，也一直认为自己没基础。但是不久，我的画就出现了朋友赞扬、自己吃惊的局面。开始我还自鸣得意，以为是自己的天分使然。后来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也是童年时候跟着父兄们画棺材板子时积累的那一点儿童子功。譬如我画人物，三根头发就会给人长发飘飘的感觉。那技巧，其实就来自棺材板上的人物形貌，一点儿都不新奇，也不是自己独创，只是自己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较好地借用过来而已。所以我认为，所谓画画的天分，许多时候，依然是训练的结果。

七

人的一生，很多机缘其实竟是误打误撞的。人常说认识自己。其实在大多数情形下，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这里面除了知识的局限，还有我们自己活得太粗糙，像猴子掰包米，一不留意便丢失或遗忘了自己昔日曾经积累或学习过的经验。在人的一生里，这其实是大问题。我的音乐家朋友梁和平，他的爵士乐钢琴弹得出神入化，他总结我们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个尿冲尿的理论，意思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史，为何总徘徊不前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男厕所里的小便池，尿冲尿，即用一层新的脏东西冲去旧的脏东西，结果脏是永久的结果。小便池永远是小便池。没有变化，也不会有变化。我承认，他说出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尽然。我觉得，比较客观的解释应该是：人生，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是以新错误掩盖或纠正旧错误的过程。但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在进步。中国文化，没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这些年，隔三差五便会遇到一些从海外归来的华人知识者，他们身上的气象，与我们——特别是经历过“文革”的这些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一般都比较温文尔雅，看问题不那么绝对，也不那么激烈，知识结构也比较健全。我想，这就是进步。这进步，近几年，在我所接触的几位台湾知识者身上尤其明显。所以，我们还是应感谢昔日历史的那一段偶然，误打误撞地给我们中华民族保留了台湾这么一片地方，让我们的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尽管未来能够创造新文化大局面的担子也许不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是我们新思想和新文化生成的土壤。在他们的心性里，存在着中华文化复兴的真希望。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大资源。尿冲尿，在我们，或许是。在他们，不见得是。我想一个时期，由他们来引领，做我们的榜样和纠错者，或许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更何况我们经历的文化断裂，这种错误的历史，竟或有可能也成为我们文化的新资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可能开辟出一个美好而广大的，属于我们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嗨，又说远了，说大了。

八

一说就说远，一说就说大，这是我由来已久的老毛病了。看来我思想里的尿骚味儿，还很大，很顽固哩！还是说自己怎么学画吧。却说我画过《痴人说梦》之后，有朋友说我是学丰子恺。我默笑。事实是早年我把丰子恺当文学作品读的时候，少量地看过他几幅画。譬如小孩给凳子穿鞋，母亲抱着孩子看春意盎然的柳梢，爱护小生命啦，等等。只是没有太深的印象。我想，自己对丰子恺一直没进入，大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向来喜欢深刻而痛苦的艺术。五十岁后，开始喜欢上绘画，手头独有一本傅抱石的画册。傅抱石一个时期，让我如痴如醉。那时的我，几乎认为，傅抱石是当代中国最好的无人能取代的画家。他那种自由狂放、极富才情的皴法，很对我的胃口。还有他点题的小人儿，画得简直太生动了。为学到他那种精细微妙的效果，我竟没少在毛笔上下工夫。现在市场上一般的小楷笔，以笔尖的质量，根本画不出他的那种效果。不久，又购到齐白石的画册。齐的笔力，让我惊心动魄。我还感兴趣的是他的民间情怀。不过我学他们，从来没想到去临摹他们的笔墨，我本能地意识到，到我这种年纪和状态，显然已不用临摹了，我只需取其精神风骨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只需看看他们，然后就可以直接画自己的，创造自己独有的画面。这不是吹牛，这是昔日多年文学理论和美学知识积累的结果，是以理论作先导，每星期或者每个月一个变化，迅速地提高着自己。不久，我出版了另一本带绘图的散文集《闲人野士》。这时候，我才购买到一套简装本的丰子恺的《护生画集》。闲暇时翻阅，将他的画当做画来看，此时遂感到丰子恺绘画的美妙之处。他那种干净、本分的笔触，让我感觉，真的是高不可攀啊。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十多年前去杭州，在西湖边上，杭州美院的一家画店里，曾看到过一套丰子恺的画册，是那种大十六开的宣纸线装本，印制极精美。当时我要取看，店员——一个衣着精致面孔白净的城市中年男子，瞥了我一眼——不用说，我是北方中年农村男人的那种寒酸土气的模样儿。当即他很不情愿地嘟囔一句什么，南方话，我没听懂。他越是这样子，我越坚持要看。于是他迫不得已，从玻璃柜里取出来。我一看，标价六千。好家伙，这价钱立刻打败了我。这期间，中年男子一直扬着头，眼镜背后闪烁着轻蔑的光亮，看都不再乐意看我，幸灾乐祸地收回画册。放在今天，以我对丰子恺的喜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买下它来。不过，丰子恺对我的诱惑，也就到此为止。但对于这些大家的画册，我今天贪爱的程度，愈发强烈。适值印刷品如此丰富又泛滥的年代，我是得其实惠又被其所害。譬如八大山人、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几位大家的画册，只要我买得起的，其中又有几幅画可观，或别的可取之处，我是碰到一套买一套。买到手新鲜几日，很快就厌倦了。后来我发觉，其实这是错觉。总想找到看原作时的那感觉。但是那感觉，即便再精致的印刷品，也无法做到。

九

好在是北京。当然，也是北京这地方，上世纪90年代初，将我由一个连职干部复转到地方，然后又作为省会电视台的编导，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北京街头坐吃闲转的无业游民。在这地方，我与社会唯一的联系，就一个户口。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我犹如裸体的行者，在得到自由的同时，也经受着日常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拮据和困窘。很长时间——不，时至今日，我看到那些推着破自行车上班的中老年男子，仍旧是羡慕得垂涎三尺。但是也知道，我已不再可能简单地被什么单位接纳了。我必得走一条自己的路。艰难地活着。好在是一国之都，文化方面的信息还比较发达。一年半载总能看上几个不错的展览。2006年，我刚画完《痴人说梦》的插图，书出版不久，去北京画院看齐白石的作品展。惊奇地发现，齐白石画里的儿童，居然和我不久前画过的一幅《吐鲁番的葡萄没熟》里的儿童，惊人的相似。如果不是此刻看到，自己甚至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模仿了他。不过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即人处在纯朴的时候，画出的画，其实都是一样的。也是在这个画展上，认识了东北的插图画家韦尔乔。他画在药方纸上的那种极富宗教意蕴的精致而深刻的小画，让我钦佩不已。2008年冬，中国美术馆举办吴昌硕画展。在他的一幅梅花面前，我流连忘返，几番盘桓，久久不忍离去。我不能想象，吴昌硕怎能将梅花的枝干画成这样：一根几近两米长的线条，犹如龙盘凤绕，无比自由，且有着屈铁之力的质感。我站在画幅前感慨万端，心潮起伏。我甚至这样想，一个人如不是神，修炼到什么地步，才能在绘画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心跳和呼吸，涤清自己所有的情绪与杂念，画出这种雄强、自信、率性、沉稳，表现着人类至高向往的——自由且坚实的线条来呢？对于吴，这是技艺的精彩还是心灵的精彩？

这之后不久，2009年春天，我的散文集《闲人野士》出版了，里面配有九十幅插图。这些插图，大部分是我平时所谓“玩”出来的。说“玩”，其实也不尽然。我对所谓的“玩”的说法，嘴上虽随口说，内心并不怎么认同。我想绘画真如这样，也太轻飘了。我想，绘画除了有“玩”的成分之外，似乎还得兼有人类精神深层里更深刻一些的痛苦——这才叫绘画，高级的绘画。当代画家，包括齐白石这样的大师，之所以不能够与八大比较，也就在这上面差那么一点儿。这年的秋天，我去附近的画家蒋志鑫先生家里喝茶聊天。蒋先生画西部山水，画面雄阔率性，给人震撼。以我在青海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知道他确是抓住了西部大山大河的那个魂儿。也是这一次，我偶遇了画家程大利先生。嗨，这就是北京的神奇之处！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一不留神儿就会被你碰上。可以说遇到程先生，改变了我一生的绘画道路。其时，我将自己的插图散文《闲人野士》给程先生看，程先生翻看着里面的插图，边看边称赞，说我的画，“精神一流”。我很满意他的这个结论。确实是，也只是“精神”，就技巧说，我知道自己还很差。也就在当时，我要蒋先生找来程先生的画册，一边翻阅一边想着拿什么措辞来回馈他对我的赞美。也是我当时对中国画的认识，还相当粗浅，还在所谓画面的“漂亮”与“美观”的层面上，一时间竟尴尬地找不到如何赞美他的词儿。直说了，是没有看出来他的画美在哪里！只觉得他的画技术简单，看不出“才气”。最后，只好指着其中一幅画的局部，很勉强地称赞他说，“看看这几笔，太美了，太浪漫了”。确实说看懂程先生的画，是三年之后，也就是今天，在大致了解了中国画的发展史以及了解了笔墨的内在奥妙之后，才初步看懂了一些。现在回想，当时我在程先生面前，那种指指点点的样子，真为自己当时的无知而脸红。我想，一个人没有广博的阅历，深刻的阅读，以及相当程度的国画知识的积累，包括一定的笔墨体会，要读懂程先生的画，真的不那么容易。黄宾虹讲内美。程先生就是一个将内美做到极高层面的画家。我个人有个也许不成熟的看法，人们——即便是画家群体，要想看懂并喜欢上程先生的画，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孔夫子说“绘事后素”，然而当代画家，谁敢像程先生这样彻底地“素”啊！我是后来这几年，天天盯着各式各样的画册看，看来看去，包括自己的笔墨体会，这才发现程先生的画的神奇之处。去年冬天，我看了一冬的吴昌硕，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又去看程先生的画册，突然发现吴昌硕的那种结实有力、文气十足的线条，就在他画的树木和山石里——是的，是文气十足！这种线条，没有深刻的阅读积累和心智经验，不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如何画得出来？之后又看八大的画，看了半年有余，发现八大处理块面时那种看似淡薄寡韵的笔触，竟与程先生处理块面时的大量笔触如出一辙！不是像，而是精神的类同。龚贤的就不用说了。程先生曾很随意地告诉我，他在临摹龚贤的画上“下过很大气力”。时下许多画家那些“跃然纸上”的所谓的“漂亮”、“美观”、“才气”、“万丈豪情”等等，是他力戒或者说与他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在先贤巨德画里，那种蕴含着中国美学的宁静淡远、天人合一、老僧补衲一般的崇高境界，在程先生的画里，才那样真真切切地呈现着。我这样想，程先生对绘画的贡献，是从笔墨传统的深处，更新和发展了笔墨的表现力。画面上解决了黄宾虹始终没能最终解决的形式单一的问题。从精神层面，也是中国画在经历过一段无所依托的失魂落魄的历史时期之后，到了他这里，才真正比较完整地接续上了中国人哲心慧海深处的那个超然物外的精神和灵魂。

几乎与此同时，以我作为一个文人的柔软心性，我同时喜欢上另一个与程先生的艺术面貌决然不同的画家：吴悦石。我有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当代中国绘画如果以盛唐诗歌来比拟的话，程大利与吴悦石，便是我们时代的杜甫和李白；如以禅宗作比，二人便是当代的神秀和慧能。一个是苦修的，一个是顿悟的；一个是严谨而担当的，一个是浪漫而率性的。代表着我们人类面对艺术之两极。吴先生的画里，那种随时随地出现的看似粗放稚气的线条，细品起来竟是那样的风流蕴藉、与众不同。我想，这除了得益于他深刻广博的文化修养之外，还得有一条，必须是天才！相当长的时期，我是手不释卷地看他的画册，里面那些所谓的“粗头乱服”的线条下掩盖的“国色”和“惊世之美”，让你不能不从心里对他的艺术频频叫好，遍遍致礼。除了心性还是心性，彻头彻尾的心性。禅家讲明心见性。他的画就是笔墨里的明心见性。去年冬天，我随朋友马汉跃拜访吴悦石先生，终于得见本人。先生谈笑风生的样子几近天人。期间，我小心翼翼地说了句：“我很想看看先生画大画时是什么样子。”先生哈哈大笑说：“大画和小画一样。”也许有我这想法的不只我一人，大家常见的，竟都是先生一些极其精致的小画。临出门，我大着胆子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意思是想跟随先生学学他绘画时的心法。先生笑道，那得是非常之人啊！真是一语道破，可见先生的智慧和率性！与纹饰，就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精致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是它们极其的精致，拯救或确立了我们的历史，并给我们民族以文化上的永恒自信。

我今年五十五岁了。五十岁始握管调墨，这突然而来的“遭遇”，让我感到自己不足的同时，又感到挑战的到来。我对朋友说，我是不会水的泳者，掉进了绘画艺术的汪洋大海里，感到恐慌，感到茫然。但这条路我已无可回避。好在我知道一点：耐下心思，不要慌乱，在率性而深刻地表达的同时，切实地追求精致和极致。也必须从这条路上努力前行了。

十

这几年里，我为自己能生活在这个绘画上虽然是“军阀混战”，却也天才频出的时代而感到无比的温暖。我自己，从精神上虽然更崇尚程大利先生那种面对艺术几近苦涩的伟大担当，但是在绘画上，却又时时向往吴悦石先生那种立时而就的天才率性。我想，和我当初写作《骚土》时树立的志向一样，不做则已，要做就做精致，做极致。我是想画出几幅精致的与众不同的作品。我有这样的野心。因为我是这样的人，看到先贤前辈，特别是一些大家的画，那种源自内心的莫名冲动常使我坐立难安。是的，我内心是时时有这种如潮水奔涌而来的冲动。看看远古我们先人的青铜艺术，那上面雄强与精美的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