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

马勒的“后现代”意味

杨燕迪

“我是一个三重无家可归者：奥地利人眼中的波希米亚人，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眼中的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是异乡人，永远不受欢迎。”

——古斯塔夫·马勒

一、马勒的“复兴”与“复活”

马勒（1860－1911）自称是“未来的同代人”。此话一直被当作马勒具有先见之明的有力凭证。不过，可能马勒自己也没有想到，作为作曲家他得到世人真正理解，居然要等到身后五十余年才见端倪。生前，马勒为使自己的交响大作得以上演，总得力排众议，历经千辛万苦，而演出之后的舆论也大都“毁”多过“誉”，难得有复演机会。“行家”们私下议论，这位脾性火爆、眼睛近视、神经紧张的小个子忙里偷闲，每到夏季休假时就“自我放逐”，躲到乡间小屋闭门谢客，在谱纸上涂抹音符，而实际演出音响却往往令人“不知所云”——他之所以从事作曲大概只是某种私人癖好，不必特别当真。幸好马勒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王牌指挥家，众人即便对他的“作曲怪僻”颇有微词，面对他一部部庞大、复杂、冗长和费解的交响曲，也只能暂且耐住性子。马勒在一开始并没有料想到，歌剧指挥将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而且他命定将成为指挥艺术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人物。作曲——他真正的情之所钟，注定成为他的“业余爱好”。从事指挥其实是马勒的“权宜之计”，并非马勒的真正心愿。但是人生的荒诞正在于很多关键的选择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冥冥之中命运的摆弄。就马勒个人而言，这种“歪打正着”的职业选择日后竟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马勒面对自我时脸上一定不时浮现出莫名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