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并没有专门论述“游戏“思想的著作，但是“游”的精神却在中华文化艺术中源远流长，积淀成中国艺术精神的一部分。儒家和道家都谈过“游”，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孔子所说的“游于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即所谓的“六艺”，并不等同于今天的艺术。孔子的“游”已经包含了自由的思想。然而，孔子的“游”侧重在对“技”掌握。“所谓游于艺的游，正是突出了这种掌握中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与艺术创作和其他的创造性感受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这种感觉就其实质说，即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自由审美感” 。由此可见，孔子的“游”虽有游戏之意，却是一种附属的行为，“游”的目的不在“游”而是一种实践中的“学习”。

真正开创了“游”的先河的是庄子。《庄子》一书中多处提到“游”，以《逍遥游》开篇，“游”的思想可谓贯穿了庄子的美学，“游心于无穷”“游乎天地一气”“游无何有之乡”“游刃有余”等。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之“游”与席勒的游戏说非常相近。 依据这一观点，公元前的东方先哲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席勒的思想产生了对话的可能。徐复观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艺术精神》中并未对两者进行系统阐述。笔者尝试沿着此观点，探析庄子与席勒美学思想的相同与差异。

一、庄子之“游”的美学意蕴

庄子的美学思想是庄子的“心”性之学，其核心是对“道”的观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所以需要用“心”观照。关照的最高境界就是“齐物”，达到“心”与“物”的和谐一体。庄子所采用的心灵的方式就是“游”。据徐复观先生考据，“按《说文》并无‘游字，七上‘游、旌旗之流也……《段注》又引申为：‘出游、嬉游，俗作游。《广雅释诂三》：‘游，戏也。之旒，随风飘荡而无所缚，故引申为游戏之游，此为庄子所用游字之基本意义。” 笔者认为庄子之游戏思想有两种。其一，为鲲鹏逍遥“游”，其二为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之“游”。

陆德明说：“逍遥者篇名，义取闲放不拘，怡适自得。” 郭象注曰“夫庄子之本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依庄子思想可知，逍遥即是“游”的心态，“游”即是逍遥的姿态。“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便体现出其“逍遥游”的游戏姿态。可见“游”中带有“自由”与“愉悦”，甚至超然的精神追求。庄子所说的游不是指具体的游戏，而是一种自由的游戏状态，冲破现实的压抑，达到一种绝对的“至乐”。

庖丁解牛之“游”是对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悟”的补充。此“游”体现出一种自由的创造思想。叶朗先生认为，庄子在《养生主》篇中体现了自由的创造思想。“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 ，从“ 刀刃若新发于硎”“ 游刃必有余地矣”可以见出，庖丁解牛之“游”类似于孔子之“游于艺”。其实不然，庖丁的“游”显然超越了“技”本身，进入了“游戏”的自由审美状态。庖丁以其“游”生成了自由的审美境界。道家讲求“游于虚”，庖丁于“无”中生“有”，用康德的话说便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二、席勒游戏说的美学内蕴

将“游戏”思想引入哲学思辨的是康德，后为席勒所继承和发展。康德的游戏说属于审美本体论性质。康德的目的在于调和理性与经验，所以康德把美的本质归结为情感的判断，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游戏”的无目的性和合目的性。整个审美状态就是自由游戏状态。审美的表象是自由的，人与审美对象的关系就是审美关系，所以他将艺术视作情感的自由游戏，认为诗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席勒继承了这种审美本体论，进一步对自由的形式行进探讨。

席勒提出“游戏”冲动。所谓的游戏冲动，就是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叶朗在《现代美学体系》指出，一方面，游戏有虚构的力量，另一方面，游戏的快感是完全无偏见的、忘我的 。席勒说，人通过游戏达到了美。“形式冲动与感性冲动的调和”是一种“尽善尽美”境界。席勒的这种和谐统一思想，正是西方主体美学的“和解”之梦。席勒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他渴望古希腊时代那种“完整的人”。席勒将完美的人性与自由之美结合起来，得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全完是人。” 现代人抽象出“人格”和“状态”，这两者联系着“时间”与“自由”，感性冲动“是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由人的感性天性而产生的，它的职责是把人放在时间的限制之中，而不是给人以物质……但是这里的物质只能叫做变化……仅仅是充实了内容的时间所形成的状态才叫做感觉，只有借助这中状态物质存在才能显示出来” 。形式冲动“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者说來自人的理性天性，它竭力使人得以自由，使人的不同的表现得以和谐，在状态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保持住人格……它扬弃了时间，扬弃了变化” 。这两种冲动都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或者说主体的自由感只是“瞬间”的。只有当游戏冲动发生时，“人既意识到他的自由，同时又感觉到他的生存，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感觉到自己是精神”。 所以，游戏状态下的人，才是席勒理想中完整的人。

三、庄子之“游”与席勒游戏说的异同

（一）从自然到自由

庄子之“游”是“心”之游。寻求主体心灵的解放。“游“的境界是从现实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从而进入自由与美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由心灵从物质世界的解放而生成的，诚如叶朗所说的“游戏的虚构性”，庄子通过游戏抵达了一种虚幻的精神之地“无何有之乡”，让精神安闲自在。庄子通过游戏将“游”升华成为一种艺术精神，庄子心目中的“至人”“神人”“圣人”都处于“游”的最高境界。“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便是庄子所追求的齐生死、等贵贱、人同一的人生价值，这就是一种理想的无差别的自由追求。庄子虽然不言道德，却又在不言之中达到审美教育的功效。

席勒同样追求主体的解放。席勒看到了时代带来的异化。人从上帝那里夺回了自己的世界，人却没有真正获得自由。寻找一个完整的人需要到一个一个的碎片中去寻找。人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回到审美。席勒在“法的王国”和“力的王国”之外建立了“审美的王国”。“人只是同美游戏” ，“在人的一切状态之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整的人” 。席勒又提出审美的王国是“虚假”的，这等同于庄子的“无何有之乡”，美的本质是虚假的，即美的实质是虚无。通过艺术想象，庄子和席勒在实在自由之外得到精神的独立性。

虽然两者都是在力求从自然升华到自由，但是两种自由层次却有差异性。庄子的哲学是“超然“，道家寻求绝对的自由。即是“道”的境界。道家思想中道即是美，美即是道。道是绝对的，永恒的。而在席勒的时代，自由是有限的，卢梭认为，要想放松心灵，就要约束心灵。席勒希望用审美游戏整合破碎的社会，最终获得人类普遍道德提升后的自由。

（二）心物之和与游戏冲动

徐复观认为，庄子“游”的条件之一是“和”。“德者成和之修也”“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万物之祖”，“和既是天的本质，所以由道分化而来的德也是和，德具体化于人生命之中的心也是和” ，所以笔者认为道家不是完全讲“超”，和即是道的另一种境界。天与人之和即是心与物之和。这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美是和谐”相契合。

席勒的游戏冲动也体现了“调和”思想。游戏冲动是道德法则与情感法则的调和，是感性与理性的调和。游戏冲动调和了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使人从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得到了解放，在游戏冲动中，人意识到自己的生存与自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物质与精神。游戏，调和出一种美，使人观照出完美的人性。

这两种“和”根源的基础有所差别。庄子的和是“生发”出的“和”，道家的思想是天人合一，从“一”生出“万物”，可见“心”与“物”原本皆“无”。而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主客互为其尺度，所以它们是“实存“的。席勒的和可以理解为实存的调和。

（三）人生困境的隐喻

从二者学说的立论基础来看，社会的状况都不甚糟糕。社会和文化思想都处在极度的动荡之中。一个处在战乱不断的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一个处在狂飙突进时代的德国。身为道家知识分子的庄子和身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席勒都面临生存意识形态的困境。周庄的“化蝶”与“逍遥游”，与席勒的“游戏”不约而同成为维持完整人格的途径。在随时危及性命的战国，因为庄子“眼冷心热”，所以只能在想象的幻境中“逍遥游”，笔者借用葛兰西的话，就是自身“领导权”的争夺。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无明显的个体意识，但是庄子的“出世”思想为后世知识分子保持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完整做出了表率。

席勒“游戏”说的目的在于通过“游戏”的审美教育，完成文化领导权的重建。然而，伊格尔顿认为“审美是一个虚构的或探索性的领域，在此领域内我们可以悬置我们的一般能力具有的所有力量，并以心灵自由体验的方式想象性的把一种冲动转化为另一种冲动……这种状态不是自由的，自由存在于康德的气质中” ，所以席勒的做法其实与庄子殊途同归，席勒的审美游戏只是给“物质生活的历时的不可重复披上体面的面纱” 。席勒与庄子一样，建立了审美的“乌托邦”。

但是，两者在立论的主观条件有区别。庄子的“领导权”是被迫的，无主体性可言。庄子的乌托邦是“出世”的绝对自由。而席勒的“领导权”是主动的，主体性思想内化为一种对文化重建的迫切组织。席勒的乌托邦带有浓厚的“入世”气息。

（四）两种游戏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庄子的“游戏”思想在后世分别渗入了文人精英和民间传统。诗歌的飘逸，画作的灵动，散发出浓厚的“游”的意蕴。文人间的饮酒酬唱正是“游”的一种代表。但是，文人传统中的“游”的状态并非真正的自由状态，而是一种对自然的效仿。中国传统文人有着强烈的政治依附倾向，“外庄内儒”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双重标准。尽管“游”是中国文人的喜好，但是“游”不是为了自由，而是失去自由（出仕）。“游戏”思想在文人传统中不受到重视，所以没有系统论述“游戏”。

而在民间，游戏的审美价值发挥得淋漓精致。“游戏”精神的自由创造性促进了民间艺术的发展。民间艺术瑰丽的想象力影响了文人传统，小说、歌谣、词、戏曲都是民间的创造，而后被文人精英加以改造。所以，民间艺术是中国自由游戏精神的代言。

在西方，“游戏说”得到了精英传统的普遍认可。席勒之后的谷鲁斯、朗格、叔本华、弗洛伊德等都在自己的学说中谈到“游戲”理论。游戏成为自由与美的代言。即使在主体哲学面临质疑的时候，游戏的自由本质也没有改变。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利用了游戏规则的自由生成。伽达默尔的游戏理论讲求“游戏者”与“观赏者”的自由状态。后现代的游戏理论成为极端自由的嘲讽，比如德里达的“延异”替换，“无底棋盘的游戏”，利奥塔对“元话语”与“宏大叙事”的消解。虽然，游戏自由的形式在不同层次与领域中发生了改变，“游戏说”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断裂。

四、结论

游戏，是人类追求自由与美的一种方式。尽管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庄子之“游”与席勒的游戏说仍存在沟通的可能。通过分析比较庄子之“游”和席勒游戏说的美学意蕴，得出两者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虽然庄子与席勒存在长达千年的时间差异，但是对自由游戏精神的追求是相通的。庄子的“游”理论与席勒的游戏说非常接近，但不是简单的相似。

参考文献:

[1][英]伊格尔顿,王杰,傅根德,麦永雄,译.美学意识形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何晓云（1987.4-），女，四川雅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