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帆 胡伟

《永乐大典》是编纂于明初的大型类书，所收文献多为宋元旧本，是辑佚宋元典籍之渊蔽。宋元方志丛刊中所录方志，有的是已亡佚而整本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有的则是残本，通过《永乐大典》所录该方志加以辑补过的。因此，《永乐大典》对于保存和完善这些已佚及残存的宋元方志的重要辑佚价值不言而喻。

编撰于明初的《永乐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征录地方志在1000种以上。许多方志久佚于世，全赖《大典》得以重现。《大典》收录的方志，虽多分散录入各韵下，但通过学者的辑佚和校勘工作，使得辑本尽量保留原貌，这是《大典》方志辑佚价值的重要体现。

一、对已经亡佚的宋元方志的辑佚

《宋元方志丛刊》收录现存于世的完整和较为完整的宋元方志四十一种，其中有两种方志《河南志》、《寿昌乘》是已经亡佚了，而由清人从《大典》中辑佚出来的。

《河南志》本已亡佚，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徐松利用担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之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后经缪全孙加以校勘，析为四卷，并通过文中内容确定为元人所撰，但修撰之人无从考证。

下面单就《寿昌乘》的辑佚来对《大典》的辑佚价值加以具体说明：

今本《寿昌乘》系清人文廷式自《大典》阳韵“昌”字下辑出。文氏提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期间，利用院中所藏《大典》，将久已散佚的《寿昌乘》从中辑出若干条，聚为一书。晚清湖北武昌（今鄂州市）金牛（今属黄石市大冶县）人柯逢时（1845-1912），晚年赋闲汉口，因“曩修县志，网罗旧籍，病其缺略，而无所取裁。闻文芸阁（廷式）翰林于院中庋藏《大典》阳韵昌字下辑有《寿昌乘》一书……久未之见。今年在鄂晤陈士可（毅）学部言，藏有写本，亟索观之。……因付校刊，俾后之君子有所考焉”。①柯氏刊印此书在光绪三十三年（1912），可知《寿昌乘》原本其时已绝，且文氏当年辑出《寿昌乘》并未刊行，仅有写本存世，《寿昌乘》辑本的广泛流传，柯氏功不可没。

辑佚之事，诚非易与。文氏所辑佚的《寿昌乘》，为今鄂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志，也是宋代湖北方志中唯一保存相关内容的志书，其功非细。值得探讨的是，《寿昌乘》辑出之文，与《大典》相较，有无异同？通过辑佚《寿昌乘》是否能够尽量恢复原貌？也就是辑本《寿昌乘》的价值如何？以下仅据《大典》所载数条原文，与辑本相关文字略做比照，即可知其一二。

其一，《大典》“覆舟而死”载：

《寿昌乘》，武昌郡西有芦洲。《舆地》云：伍子胥叛楚出关，于江上见渔父求渡。时旁多人，渔父曰：灼灼兮侵己，私与子期兮芦之漪。子胥既渡，解剑与之，不受，子胥曰：掩子浆，勿令其露。渔父知意，遂覆舟而死。②

同条，辑本《寿昌乘》“古迹”条“亭馆”目之“武昌郡西有芦洲”载：

武昌郡西有芦洲。《舆地志》云：伍子胥叛楚出关，于江上见渔父求渡。时旁多人，渔父曰：灼灼兮侵己，私与子期兮芦之漪。子胥既渡，解剑与之，不受，子胥曰：掩子浆，勿令其露。渔父知意，遂覆舟而死。③

按，前者《舆地》，后者作《舆地志》，余皆同。

其二，《大典》“临津门”载，

《寿昌乘》：在武昌府吴隔城西北。《寰宇记》云：吴城有五门，四门以所向为名，西角一门谓之临津。《土俗编》云：按今吴王宫城止四门，隔城三门，北曰钓台，东失其名。大城又有五门，东一门，南四门。一门在王城东门，东有墙如羊马城，失其名。墙东门曰将军巷，疑当时宿卫同庐所在。又东即鸡鸣关，又东闵家巷。按古军营皆有巷，犹今夹道也。④

同条，辑本《寿昌乘》“古迹”条“门”之“临津门”载：

临津门，在吴阳城西北。《寰宇记》云：吴城有五门，四门以所向为名，西角一门谓之临津。《土俗编》云：按今吴王宫城止四门，阳城三门，北曰钓台，东失其名。大城又有五门，东一门，南四门。一门在王城东门，东在墙如羊马城，世失其名，墙东门曰将军巷，疑当时宿卫周庐所在。又东即鸡鸣关，又东关家巷。按古军营皆有巷，犹今甲道也。”（此条又见卷三千五百二十五。关家巷作闵家巷，甲道作夹道。）⑤

按，前者“吴隔城”、“隔城”，后者作“吴阳城”，“隔城”；前者“失其名”，后者作“世失其名”；前者“宿卫同庐”，后者作“宿卫周庐”；前者“闵家巷”、“夹道”，后者于注中皆已注出。

其三，《大典》“鸣凤门”载

鸣凤门，“《寿昌乘》：鸣凤门，旧名朝阳。《武昌记》：城东有岗高数丈，名凤阙。吴黄龙元年，有凤凰集于此。⑥

同条，辑本《寿昌乘》“古迹”条“门“之“鸣凤门”载：

鸣凤门，旧名朝阳。《武昌记》：城东有岗高数丈，名凤阙。吴黄龙元年，有凤凰集于此。

按，此载前后皆同。⑦

通过上述比照，不难发现，辑本文字绝大部分忠实于《大典》原文，仅有个别之处稍有不同。由此亦可推知，《寿昌乘》其他内容亦应如此，故总体而言，文氏之辑本，基本保留了《寿昌乘》的原文。由于柯氏所处时代，《大典》已不复可睹，似无可能与残存文字对照，故上述之功当出自文氏，而非柯氏所为。从《寿昌乘》的辑佚可见一斑，《大典》的方志辑佚价值不言而喻。

正是《大典》的收录以及清人的辑佚使得我们可以一览宋代武昌县和元代河南府地方史料。而这些史料对于今人了解南宋武昌县的沿革和元代河南府的概况极其宝贵。如《寿昌乘》为宋保佑年间修纂，详细记录了南宋嘉定十五年正月朝廷升武昌县为寿昌军这一行政区划的沿革过程。这一过程《宋史》不详，见于《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诸书。但是《舆地纪胜》及《方舆胜览》对于这一沿革过程记载的详细程度远远不如《寿昌乘》。

二、对传世宋元方志的校勘和辑补

传世的宋元方志多有残缺。如著名的临安三志，无一完整，《乾道临安志》15卷，今存前三卷；《淳祐临安志》52卷，今存5至10卷；《咸淳临安志》100卷，今存96卷，其中卷64本已佚失，存卷乃道光十年（1830年）重刻时，黄士珣据《梦梁录》和《成化杭州府志》补辑而成。《永乐大典》卷8024“成及”条引《咸淳临安志》，恰为该书佚失的卷64唐及五代人物的内容之一。⑧

《嘉泰会稽志》20卷，《宝庆会稽续志》8卷，是南宋人纂修的两种绍兴方志，传世有明正德五年（1507年）刻本。以《大典》征录两志佚文校之，卷7561麦仓、卷7237贤牧堂、卷2266津湖、卷2271前属湖四条不见于《嘉泰志》，卷14537仙树条未载《宝庆续志》。佚文见于两志者，也有个别文字出入。⑨

因此，无论是对已经亡佚了的方志的辑佚还是对传世的残缺方志进行辑补，《永乐大典》辑佚价值的地位都是其他典籍无法取代的。而这些地方志作为记录一地情况的著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等多方面的内容，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典籍，对于了解该地区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物产资源等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宋元方志丛刊中所录方志，无论是已亡佚而整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还是传世残本通过《永乐大典》所录该方志加以辑补，都使得《永乐大典》对于保存和完善这些弥足珍贵的宋元方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释：

① 柯逢时：《寿昌乘·跋》[M].载文廷式辑：《寿昌乘》，《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第8412页。

② 《永乐大典》卷10309“死”之“覆舟而死”[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4313页。

③ 文廷式辑：《寿昌乘》，《宋元方志丛刊》本[M].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第8406-8407页。

④ 《永乐大典》卷3525“门”之“临津门”[M].第2018页。

⑤ 《寿昌乘》[M].第8409-8410页。

⑥ 《永乐大典》卷3527“门”之“鸣凤门”[M].第2038页。

⑦ 《寿昌乘》[M].第8411页。

⑧ 黄燕生：《〈永乐大典〉杭州方志辑考》[N].《浙江方志》1989年第2期。

⑨ 黃燕生：《〈永乐大典〉绍兴方志辑考》上[N].《浙江方志》1991年第6期。

（作者简介：邹帆（1984-），女，汉族，湖北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生；胡伟（1985-），男，汉族，湖北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献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