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柏,彭 程,代 彬

(四川外语学院国别经济与国际商务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一、引 言

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集团相当流行,并且这些企业集团相对于独立企业,通常会启用一个内部资本市场,以此在成员企业之间分配资源。Islam et al(2007)[1]认为,由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能够有效地应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缓解成员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会对企业的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促进作用,并且这一功能在外部资本市场相对落后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明显。然而,作为企业集团内部的资本平台,其资本配置方式显然会受到股东行为方式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情形下,由于中小股东无法对公司实行有力的控制,大股东将成为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资本配置行为的实际主体。此时,如果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内部资本市场可能为大股东的掏空 (tunneling)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应发生变化。相反,如果大股东并不表现为掏空行为,并且为了长期获取因上市公司控制权而带来的长期收益,大股东有可能对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从而表现出大股东的支持行为 (propping)(Dow et al,2009)[2]。所以,借助内部资本市场,大股东一方面有可能进行 “掏空”,另一方面也会对上市公司进行 “支持”,并对上市公司可支配资金额度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其资本投资行为。也就是说,内部资本市场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并且这种影响会因为大股东的变化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