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凤

(1.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湖北经济学院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引言

一国(或一个地区)财政教育支出的规模究竟应该为多少，是政策制定者关心的重要问题，为此，经济学家也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财政教育支出的最优规模。假设一定时间跨度下，存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那么，如果该时期财政投入远远小于该规模，将导致全社会教育资源的萎缩，或个人教育费用的上涨，损害和降低公众的受教育权利;相反，如果财政投入远远超过该规模，一方面可能造成社会教育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将减少和挤占其他财政投入，降低财政支出的整体效率。

近年来，中国教育支出中的问题不断显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然而，通过对近年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重规模、轻绩效已成为国内教育经济和教育管理研究一个显著特点，与此相对应，大多数研究都把“中国财政教育投入规模不足”作为造成国内教育支出改革困境的主要成因之一，进而导致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过分关注于教育投入规模，忽视投入的有效和公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财政部门经常成为教育支出体制改革中矛盾的焦点。但是，我们注意到，自从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三个增长”(即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的要求以来，财政教育支出规模已开始有所改善;此后，历经“中共十七大”以及《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颁布等重要事件之后，我国财政教育支出规模更有了显著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