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2011-08-15吴玉才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2期

关键词：矛盾论实践论哲学思想

吴玉才

（淮南师范学院思政部，安徽淮南 232038）

“两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吴玉才

（淮南师范学院思政部，安徽淮南 232038）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期，铸就如此瞩目的哲学经典，主要是因为：“闲暇时间”的获得、弥补理论准备不足、重视哲学的“工具”作用，特别是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

《实践论》；《矛盾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毛泽东先后写出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有影响的著作，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得到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得到深刻阐述、抗日武装斗争的经验得到系统总结，从而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但是，在这一阶段，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成熟更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这种哲学总结的理论成果当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它的形成和发展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一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萌芽于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形成和达到系统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和达到成熟。在充分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著作中，《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或延安时期。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价值、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地位，学者均给予高度的评价。韩树英认为，“两论”“不仅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形成的标志，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45石仲泉认为，“‘两论’不是毛泽东自身哲学思想的简单的延伸，而是其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2]409杨春贵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形成的主要标志”。[3]213郭德宏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4]尽管大家对“两论”理论价值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和升华的标志。笔者更赞同郭德宏的观点，认为“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实际上，这里“系统化”、“升华”与“成熟”已经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了。

在“两论”之前，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讲话，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以上两文，特别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充满着丰富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这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5]311-312要彻底纠正机会主义错误，必须把它提到哲学世界观、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分析，必须在全党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两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适合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6]

二

1937年4月至抗战全面爆发的3个多月时间中，毛泽东花了很多时间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辩证唯物论》，其内容分三部分，分别阐述唯心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原为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实践论》、《矛盾论》是整个讲稿中最精彩的两部分。

《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第一，论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以“实践”概念为核心，分别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也是认识的目的。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7]284

第二，论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辨证过程和根本规律。毛泽东指出，人类的认识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这一认识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推移深化，必须经历两次飞跃，即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和由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从根本上揭示出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辨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7]296-297

第三，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根据这样的认识论，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斗争实际，毛泽东分析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是思想落后于社会的实践，“左”倾冒险主义则是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在认识论上却有相同之处、共同之源，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7]295。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路线，即“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7]296

《实践论》以“实践”为基础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的理论体系”。[3]213它对认识规律和认识路线的揭示，从更深的层次上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经验教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也更深刻地批判了脱离中国客观实际与实践的或“左”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源。

《矛盾论》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第一，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首先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则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它们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特别从自然、社会和中国革命方面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7]303

第二，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各种范畴及其基本内容。毛泽东根据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结合党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逐一地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对立统一规律的各种范畴及其基本内容，特别是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最后结论说：“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7]337

《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索，展开对矛盾问题的研究，它的一系列理论阐述，“在更深的层次上深化了对立统一学说，以矛盾问题的精髓为中心，提挈了矛盾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原理，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的关于矛盾问题的理论系统。”[3]218

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主题同样是从哲学上论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清算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中，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炉火纯青的运用，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领域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像两座高峰一样矗立起来，使以往的某些哲学体系相形见绌。”[2]409-411“‘两论’已经不是在解决政治、军事等实际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而是升华为哲学理论本身的论述，是他哲学观点从特殊上升为一般，从各个个别论点发展为系统化的理论，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1]15

倾注作者大量的劳作心血、体现作者对中国革命深刻洞察和高度概括、彰显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的“两论”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一方面，为毛泽东思想开始走向成熟提供了哲学依据；另一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剩余价值的发现，也不可能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从而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取得如此瞩目的理论成就，主要是因为，他在这个阶段集中精力进行了大量的哲学研究。毛泽东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能够进行大量的哲学研究，是因为这时具备了一些主客观条件。

第一，“闲暇时间”的获得。毛泽东说过，“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5]216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一度没有战事，党中央不再处于敌人直接包围的严峻形势之中，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安定的和平时期。即使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由于处在战略防御阶段，同时我军不担负正面战场的防御，主要从侧翼在战略上配合友军作战，总体上还是相对安定的。在这样的环境下，毛泽东既有较为充实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在延安能搜集到三十年代出版的许多马列著作和其他理论读物。于是，他积极从事哲学理论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

第二，弥补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现象，毛泽东也不能例外。尽管毛泽东在1920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131，尽管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造，但由于局势紧张和战事频繁，毛泽东无暇从容进行理论准备，同时也资料匮乏很难得到必要的经典著作，所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研读还是有限的。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抓住这渴望已久的难得机遇，发愤攻读，博览群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在江西时期被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甚至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人指斥他“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这些给予毛泽东以极深的印象，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

第三，重视哲学的“工具”作用。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酷爱哲学，重视哲学的学习与研究，看重“工具”的作用，读了很多的哲学著作，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哲学思想。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引导下，就曾醉心于探讨大本大源，亦即哲学研究，并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走上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但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从未间断过。1920年6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9]在他所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也特意把“哲学上之主义”列进去，冠于各种主义之首。之后，由于全身心投入革命斗争，无暇从容进行哲学研究，但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抓住不放。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可以说，这渴慕已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第四，实际斗争的需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倾注了最多的精力，当然不能仅仅从理论爱好来解释，主要的还在于实际斗争的需要”。[1]12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但是，产生“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肃清，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成为全党工作转变的障碍。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写信给党中央，在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之后，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10]刘少奇的这些话，反映党的一些高级干部已经从总结历史经验中认识了党所以屡犯错误的症结所在。但是要真正肃清主观主义，必须在理论上进行创造性的努力，从世界观上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艰巨的理论创造工作，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

在毛泽东的哲学生活中，“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哲学领域里劳作最勤、收获最丰的时期”[11]。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哲学领域里劳作最勤、收获最丰的阶段当是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1936年到1937年这两年。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来看，其大部分批注内容是在1936-1937年完成的。如：1936年11月—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1937年7月以前，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7年9月，读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1938年1月—3月，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据笔者统计，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读十本书写的批注文字约为23000字，再加上3000字的摘录和近1000字的日记，属于毛泽东的文字总共约为27000字。在这27000文字中，六届六中全会以前完成的有22000，占80%多。从“两论”涉及的参考文献来看，“据初步统计，毛泽东在延安为准备《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有据可查的阅读著作是24种，精读5种。无据可查的无从可考，但推论，当不止此24种。”[12]

也许一个“局外人”的耳闻目睹，更能说明当时的真相。毛泽东在此时埋头苦读哲学的情景，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作了这样生动形象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8]67-68斯诺的访谈，是1936年10月间的事情。

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带头发愤攻读，演讲报告，著书立说，还号召和组织大家一起研读哲学。1937年7、8月份，他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作《实践论》、《矛盾论》演讲。这一年底或1938年初，他又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每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开一次哲学座谈会。1938年9月，在他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团体——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翻译哲学著作，编辑哲学教材，召开哲学报告会、讨论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延安出现哲学研究的热潮。

如此广泛涉猎于哲学，如此精神倾注于哲学，如此深入研究于哲学，如此斗争需要于哲学，哲学经典的铸就也就不足为奇了。

[1]韩树英.毛泽东哲学思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2]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新增订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3]郭德宏，李玲玉.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专题讲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4]郭德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90

[5]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479

[1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811

[11]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