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亚平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论新时期汪曾祺作品中的“去政治化”倾向

马亚平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20世纪80年代，“四人帮”被打倒，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文学急于挣脱政治的束缚。这一时期，汪曾祺用清新质朴的语言，书写着清净无染的人性，建构了一个“桃花源”式的水乡世界，营造了一种充满诗意的生存境界，其短篇小说《受戒》的发表，冲破了多年的政治束缚，为新时期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汪曾祺;“去政治化”;人性;审美趣味

在中国文坛，汪曾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总是自觉地与政治保持了距离，作品的主题、背景和语言都呈现了明显的“去政治化”倾向。他的作品较多地表现了对人性的关怀，描绘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最大限度地过滤掉人性中的丑陋、浅薄、自私和狭隘，保留了人性的纯朴与高尚，流露出温柔敦厚的儒雅，营造出一种诗意的生存境界。这种浪漫主义情怀，使汪曾祺在新时期的文坛备受赞许，同时也为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健康的人性——作品主题的“去政治化”

1980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在当时还是“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这样的“非主流”小说能够被发表，要归功于当时《北京文学》编辑部李清泉先生的慧眼和他敢为天下先的魄力。

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由来已久，古有“文以载道”说，宣扬的就是作文章要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自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不断“政治化“的过程，政治功利性不断被强化，文学成为革命斗争的阵地。政治生活、阶级斗争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个性活动和私人情感不仅被掩盖，而且长期视为“异端”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就曾明确指出:“重点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1］在文学被“政治化”的倾向下，汪曾祺也曾坦言这种影响的巨大:“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东西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 都不可能。”［2］确实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干预小说曾冲破文学创作中的种种清规戒律，出现了描写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其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表现的是夫妇间的一场情感危机，小说虽然以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对工农出身的妻子的认同为结局，但仍招致了猛烈地批判，批判者指出这个作品企图“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从而夭折在“早春天气”之中。

《受戒》描写了一段清澈的爱情故事。这不仅对于多年奉行“文学服务于政治”口号的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异类，也大大不同于同时期致力于精神创伤挖掘的“伤痕文学”。健康美好的人性，才是汪曾祺作品的主题。《受戒》里没有清规戒律，人们按照清净无染的心性做着想做的事情，享受着生命的愉悦。和尚不须穿袈裟，不用早课、晚课，却可以杀猪吃肉、吸烟、打牌、唱情歌、讨老婆。聪明纯朴的明海，天真美丽的小英子，他们之间朦胧的异性情感丝毫不受俗世的污染，而是自然的孕育。在明海受戒后，小英子接他回来时，问他:“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先是大声，然后是小小声说:“要——!”英子把船划进了芦花荡。两人的恋情自然而生，水到渠成。在其后发表的《大淖记事》中，这种对率真人性、朴素人情的赞美，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巧云与十一子之间默默的吸引、朦胧的情愫;小锡匠在凶神恶煞的保安队面前，誓死捍卫自己的爱情;巧云在众目睽睽下把心爱的人接回家里，梳起发髻，做起穿街过市的挑夫，挑起养家的重担。从封建伦理道德观来看，荸荠庵的和尚不守戒律，年轻健壮的“女挑夫”们“不守妇道”，巧云“不贞”，不惧强权，无视礼法，但这却是人类最原始、最真诚、最真实的人性，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真正善良的人们会理解并赞赏这种情感，人们“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都做得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

人性是复杂多面的，对于人性的阴暗面汪曾祺也并不讳言。《故里三陈·陈小手》里的团长，自私而虚伪，对挽救了自己女人和孩子的陈小手，没有感恩报答，却在封建恶毒思想的驱使下，“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还觉得怪委屈的”。对如此丑恶的行径的描写，作者的处理并没有流于功利性的写法，担当起道德审判的角色，相反，作者的态度始终是冷静的，字里行间的情感表述也是极为节制和平淡的。这种不肆意流溢作者情感，将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完全给予读者的写作方式，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功效，不仅给予读者更加强烈的震撼，而且用开放的态度来让读者自发完成对美好人性的认同。

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没有矫揉造作的虚伪，也没有道德的严厉拷问，作者始终怀着一颗“仁者爱人”的慈悲之心，对人性和人生进行着诗意的书写和阐释，世态炎凉、悲欢离合被“温柔敦厚”消解为从容和睿智，呈现出一种和谐的美好。这种注重表现人性、人道主义的“去政治化”的创作倾向，一方面来源于作者一直以来对人性的关怀态度。他被人们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自己也曾说，“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另一方面也顺应了新时期文坛的创作倾向。1980年，“四人帮”被打倒，文艺界开始拨乱反正，文学急于挣脱政治的多年束缚，出现“去政治化”的创作倾向，“伤痕小说”及其之后的“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对文革的揭露和猛烈批判就呈现出这一要求的迫切。但当时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沉溺于对文革政治生活的回忆，其依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内的言说，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去政治化”，反而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变相的“去政治化”之中。《受戒》的发表，不仅冲破了多年的文化专制，而且对新时期文学的“去政治化”道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桃花源式的水乡天地——作品背景的“去政治化”

革命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从不隐藏自身意识形态性质的艺术方法，在我国几十年的文艺论争中，完成了它的“合法化”证明。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80年代的伤痕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都是为阶级斗争设置的一个舞台，是某种政治情势的隐喻性表达或象征性暗示。文学作品背景应当具有鲜明的历史感和时代感，要能够传达出社会的政治环境和气氛，成为了政治化时期作家们创作的规范和共识。文学成为被困囿于这一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大大限制了文学作品表达的空间维度。新时期，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一些所谓的“非主流作家”独辟蹊径，冲破了这一时空限制，淡化作品的政治氛围，返回与社会现实相对照的自然，赋予自然以清新纯朴、知解人意的灵性形象。

汪曾祺的作品，多是对故乡生活的记忆，即便透露出一点时代的政治气氛，也处理得相当淡远。《异秉》写小镇市民的平常生活，《岁寒三友》写3个朋友之间的友情，《故乡人》写打鱼人。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在水乡市井之间，这里远离政治、远离都市，没有典型的政治环境，也没有沉重的时代背景，人们的生活似乎是与世隔绝的，嗅不出多少时代的气息。

《大淖记事》一开篇就细致地描绘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芳草和芦荻。……”

在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幅特色鲜明的水乡画卷:比池塘大得多、比湖泊小的一片大水，就是淖;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的芳草、芦荻郁郁葱葱。高邮水乡(自然)，即纵横交错的湖泊、水塘、渠道、水鸟、芦花，不仅仅是人物和环境的装饰，也是道具，它自身就是角色，甚至是主人公。自然在这里成为了“自在之物”，它们拥有自己的灵性、性格、意志和力量，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世界。用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来说，自然被置于前景，对于整个作品的审美起着支配作用。大自然在作品中是一个可解人意、与人声息息相通的世界，它能抚慰心灵、寄托情感，甚至具有人所不具有的超意志力量。

美丽的水乡(即自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地方，也成为人们美好情感的媒介、催化剂。巧云的落水，给了英雄十一子一次救美的机会。

“十一子把她肚子里的水控了出来，巧云还是昏迷不醒，十一子只好把她横抱着，像抱一个婴儿似的，把她送回去。她浑身是湿的，软绵绵的，热呼呼的。十一子觉得巧云紧紧地挨着他，越挨越紧。十一子的心怦怦地跳。”

终于在水中的沙洲上，巧云和十一子秘密相会了。在这温软的水、朦胧的月的催化下，两个人的心灵神秘交汇。自然，是纯洁爱情的写照和见证。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荡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成熟的地方，芦花荡的美丽和谐仿佛二人爱情的写照，芦花、长脚蚊子、水鸟，大自然的生物共同见证了这段两小无猜的爱情。

这种远离社会现实，于社会外别设的“自然世界”，即那远离尘世纷扰的“桃花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反映了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回到大自然”的书写主张。在这里，自然世界被赋予了灵性和性格，成为作品的一个角色、一种符号、一种象征，寄托着作家的情怀。正如汪曾祺所说:“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3］

三、审美趣味的追求——作品语言的“去政治化”

宋代古文家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道”，即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学语言等体现的“文”是用来“载道”的形式，“道”才是衡量整个文章的标准。可见，文学作品的语言要服务于作品内容的功利倾向古已有之。五四之后，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形式，即古文被全面否定。文革期间，文学语言的社会功用达到顶峰。新时期文坛，汪曾祺抛开政治功利的考虑，从文学语言的审美角度出发，对于中外的语言特色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从而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小说语言。

《受戒》一开头写道:

“这个地方的老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就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 ——荸荠庵。”

这段白话的节奏、韵律，历来被认为与归有光的《寒花葬志》有着自然相通之处。虽然整段几乎连形容词都没有，但长短句错落有致，简洁明快，纡徐平淡，读起来自有一种风情。所谓“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文言写作对“文气”的讲求被汪曾祺了无痕迹地移入了白话写作中，从而使语言具有了流动感和节奏感。

五四之后，翻译文学大量涌入中国，欧化的语法深刻地影响了白话文的形成。加之俄国形式主义的盛行，文学语言的“陌生化”理论使文学语言日益变成一种文绉绉的、脱离日常口语甚远的书面语言。这种文学语言，为了有别于日常语言对指涉性的强调，总是以各种方式偏离于日常语言，最大限度地指向和突出语言自身，从而引起人们对语言自身的“专注”。汪曾祺曾说:“文人画讲究‘笔墨情趣’，就是说‘笔墨’本身是目的。物象是次要的。”［4］这里的“‘笔墨’本身是目的”，说的就是自指性。汪曾祺形容他家后园的一株紫薇:

“我家的后园有一棵紫薇。这棵紫薇有年头了，主干有茶杯口粗，高过屋檐。一到放暑假，它开起花来，真是“紫”得不得了。……一棵树上有数不清的枝子。真是乱。乱红成阵。乱成一团。简直像一群幼儿园的孩子放开了又高又脆的小嗓子一起乱嚷嚷。”

这段内容字句不少，但无非就是在描述紫薇花开。这样的表达，其目的就是吸引读者专注于话语表达的本身，从而有意拖延或阻滞话语的“内容”，防止读者越过话语的表达方式而直奔“内容”。这正应了汪曾祺的“无话则长，有话则短”，“一般该实写的地方，只是虚虚写过;似该虚写处，又往往写得很翔实”的观点［5］。

新时期，思想的大解放和美学大讨论，带来文学语言的自觉，语言的审美性得以被重视，出现了一批追求文章之美的作家。文学语言的文化韵味，成为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汪曾祺将西方语言技巧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学语言的叙述之中，如他自言:“我的语言一般是流畅自然的，但时时会跳出一两个奇句、古句、拗句、甚至有点象是外国作家写出来的带洋味儿的句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6］从而激发了传统语言内部的活力和潜力，绽放出与众不同的韵味和光辉，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小说语言。

四、小结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受到了太多政治等非艺术力量的压迫和干扰，使得大部分作家沦为了政策的代言人、口号的传声筒。汪曾祺超越政治的形态，从文学的审美本质出发，坚持诗意的创作态度，不仅为中国文学由政治功利中心向审美中心的转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M］//周扬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 汪曾祺．关于《受戒》［M］//晚翠文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

［3］ 汪曾祺．我的家乡［M］//草木春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4］ 汪曾祺．关于小说的语言(札记)［J］．文艺研究，1986(4)．

［5］ 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N］．文艺报，1987－01－31．

［6］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M］//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On the Depoliticizing Tendency of Wang Zengqi＇s Novels in New Era

MA Ya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outh－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Wuhan Hubei 430074)

In the eighties of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failure of"the Gang of Four"，it began to order out of chao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Literature was eager to get out of the political constraints．During that period，Wang Zengqi used fresh and simple language to describe the pure humanity and build a"paradise"surrounded by water，creating a poetic realm of existence．The publication of his short novels"Shou Jie"has broken the political restriction for years，which brings new tendency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Wang Zengqi;depoliticize;humanity;aesthetic taste

I206．7

A

1671－7422(2011)01－0052－04

10．3969/j．ISSN．1671 －7422．2011．01．013

2010－10－11

马亚平(1986— )，女，湖北枣阳人，硕士生。

(责任编辑 尹春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