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杰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说古文今译

刘伟杰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从上世纪早期初兴时起，古文今译就不乏反对者。百年来的今译实践虽然产生了大量今译书籍，然鲜有如人意者。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古籍今译呈现一哄而起的局面，质量无法得到保证。人们认为的古文今译的几种功用或者不能成立，或者不那么有效。今译固然有其功用，但实际上它主要是译给自己看的，不是供给别人读的。就现状而言，将今译公开出版多数情况下并不合适。

古文今译；白话；原著；民族文化

偶然在网上看到一本名为《白话太平广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书，其第二百一十卷“赵岐”条（页1978）的白话译文是：

东汉赵岐，字邠卿，京兆杜陵人。他多才多艺，善于绘画，曾画《祝寿图》为自己贺寿，藏在郢城中。图上画有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于客人位置，而他自己则居于主人位置；图上还有来客的赞颂之文。献帝建安六年，赵岐任太常卿。（出自范晔《后汉书》）

感觉译得很有意思。于是乘兴到读秀上搜索，竟然又找到一个本子，译文如下：

东汉时的赵岐，字邠卿，京师杜陵人，多才多艺，擅长绘画。《自为寿》一画收藏在郢城中。画中的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位贤士居于客位，自己端坐主位。各位贤士都在向他赞诵功德。献帝建安六年，官位升到太常卿。（出自《后汉书》）①亦名《白话太平广记》，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版，492页。

两种译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太平广记》把赵岐归于“画”类，说他“多才艺，善画”，于是他被目为画家，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如《简明中国古代文化史词典》（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人物”类“赵岐”条：

东汉画家。字邠卿。初名嘉，字台卿，后避难改。京兆长陵（今属陜西咸阳）人。官至太常。擅长绘人物，作《寿藏图》以自贺耄耋高龄；又绘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悬两旁，以自画像居中，并书赞颂。是留名于后世的最早的人物画家之一。

《广记》此条虽然明标“出自《后汉书》”，但《后汉书》本传只说赵岐“有才艺”（《广记》作“多才艺”），“善画”殆《广记》编者臆加。②传唐李嗣真《续画品录》虽列赵岐于上一品，但此书向来被认为是伪作，《广记》亦未采用。而才艺一词本指才能，并非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意思。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二·张储》：“（储）多才艺，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可见直至清代，才艺仍主要指才能而言。《赵岐传》在说他“有才艺”之前，先说他“明经”。现在有人称赵岐为学者，本传录赵氏著作多种，岐实无愧此称号；有的目赵岐为赋家，因为他毕竟留下了一首《蓝赋》（载《艺文类聚》卷八一、《太平御览》卷九九六），哪怕仅是残篇；有的称赵岐为文学家，因为他除有《蓝赋》外，又有《厄屯歌》二十三章、《遗令敕兄子》等篇什，清人张鹏曾为辑《赵太常集》一卷；也有称赵岐为训诂学家的，因为他的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孟子章句》至今仍是研究者的必读书。所以即使赵岐真的“善画”，他首先也不应该是个画家，而一部聚焦于中国文化史的词典，却把一位历史人物的主要成就简明掉，仅把他当作其身份难以确定的画家③阮璞认为赵岐“自画其像”乃“自加旌表也”，“非谓其能对镜自写真也，不过谓岐自视无愧古贤，遂乃自我旌表，镌像墓室，以其事上非出于朝廷诏令，下非倡自乡里众议，全由自作主张，故曰‘自画’耳。”（《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324页）如此，则称赵岐为画家不能成立。来介绍，显然是不很合适的。

我们且撇开赵岐是不是画家的问题不谈，来看看上引“赵岐”条的两种译文本身。两个本子都各自为想象中的赵氏画作起了名字，一称《祝寿图》，一称《自为寿》（《词典》则称之为《寿藏图》）。《后汉书》本传云，岐“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李贤注曰：“寿藏谓冢圹也。”章怀太子注得很明白，寿藏既与祝寿无关，更非画名。《广记》既然已经指明了出处，范书又未失传，对照一下是费不了多少工夫的。遗憾的是今译者没有这样做，而是所见略同地把“自为寿藏于郢城中”拆成“自为寿”与“藏于郢城中”两部分，一将“自为寿”当成画名，一将其译成“为自己贺寿”，又生造出“祝寿图”一画，同时都把“藏”看作动词，于是那幅画才有了不同的别致的名字。

然而还不止于此。今译者竟然独具只眼地或者看出画中的贤士在向赵岐赞颂功德，或者画上的赞颂之文为来客所作。这般驰骋想象之后做出的匪夷所思的译文，怕是真的要直逼人的心理防线了。

这两种《白话》里面还有没有其它错误，笔者无暇一一代为核对，但是两个版本的“译者”或“撰稿者”都非常之多，出现些别的错误当在情理之中，至少分别翻译“赵岐”条的那两位译者的其它译文再弄出些别的错误不会让人感到奇怪。我们再看看那些众多的古籍白话译本，错误可谓俯拾即是，这不能不让我们对古文今译问题作深长之思。

古文今译是古代汉语、文献学课上必讲的一项内容，也往往是考试的一个题型。郭锡良、李玲璞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古代汉语》在“古文今译”一节的开头说：“古文今译就是把古书里的文言文在尽可能保持其原来意义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用准确通顺的现代汉语表述出来，使没有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也能由此了解和掌握古书的内容。古文今译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得到了大量应用，它对于继承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文明，具有实际意义。在古代汉语基础课中，古文今译又是训练和检验学习成效的重要手段。它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理论来全面理解文言文，再把文言文译成规范通畅的现代汉语。重视古文今译的练习，对增进文言文阅读能力，提高现代汉语表达水平，是大有裨益的。”[1](P591)这段话提出了古文今译三个方面的作用：帮助没有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了解和掌握古书的内容；用以整理古籍；检验古代汉语学习的成绩。其中后一种作用多半体现于古代汉语课堂和试卷中，而前二种作用则在出版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白话译文要起到帮助没有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了解古书的作用，首先它本身要靠得住。如果它与原文的意思相差太远，或者错误百出，对人了解古书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但是我们能读到的过得硬的古籍今译本屈指可数，而错误多得让人目不忍睹的各种“白话”却泛滥成灾。河北教育版的《白话》在前言的最后说：“前已说过，将《太平广记》这部五百卷的大书译成白话，工作量很大，再加上原书文字有舛误，书中保存的佚文固然十分珍贵，但又无从校勘，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通俗读物，聊当做一块通向原著的踏脚石可也。”（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话虽如此，读者愿不愿意踩着如此程度的踏脚石通向原著，则全要看读者个人的雅量和胆气了。然而现实却是如此的严酷：可以放心去读的今译本找不出几部。古籍整理包括许多方面，从实际情况看，标点、校勘、注释都比今译要有价值得多。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书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是儒术独尊以来重要的著述体式。不可胜数的书注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流传至今，注书者之名亦赖之以传。当然这是注者应得的酬报。要注好一部书，其对注者修养的要求之高，花费的心血之巨，比时下出版的“今译”甚至“全译”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我们恐怕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读一段白话译文，哪怕它译得再准确，再流畅，再典雅，与原文比较起来，总会有不少出入。事实上，翻译是离不开注释的，而且最好附上原文，以供读者对勘。但现在人们动不动就拿大部头的古籍来全译，译文本身的篇幅就够大了，若再加上注释、原文，书与读者都将不堪重负。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若说公开出版白话译文不甚可取，恐怕就不能算是匆忙得出的有欠考虑的结论。

在今译者各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和貌似谦辞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层不好明言的意思：“我的译文优于原文。”不然的话，凭什么让读者抛开被人们诵读了成百上千年的原文不读，去读他的译文呢？其实很多译文，连译者自己都没有信心，前言中“限于水平”之类的措辞并不总是自谦的表示。何况还有的古文根本就不可译呢！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硬起心肠假设自己译出的文字比古人的好，另一方面又实在缺乏底气。但还是要这样做下去。看来另有原因。

一个时期以来，各种各样的白话译文层出不穷，人们似乎乐此不疲。这种现象尽管值得探究，其道理却非常简单。很多今译本都获得了不同档次的立项，出版以后还可以被当作成果。一部白话译文的参与者往往多到不必要的程度，这些人可能得到眼前的某些小利，但他们做出的东西注定不会传世，他们的名字也将与他们做出的东西一起很快淹没无闻。至于这书有没有人读，对读者有没有帮助，大概是不在译者考虑之列的。但是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下，这种状况仍将难以避免地继续下去，甚至愈演愈烈。

我们的高等教育的普及率已经非常之高，而且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读者凭借注释对原文的理解，应该不会比仅读白话译文得到的更少。不管什么样的读者，他如果想了解某部古书的内容，一般都会直接去读原书；如果他不想读这本古书，这书的今译本他十有八九也不会去理会，即使读了今译本，他也不可能再进一步去读原著。因此，古文今译的帮助未学过古代汉语的人了解和掌握古书内容的功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又因此，公开出版古籍的今译本显得理据不足。

前面提到的《白话》前言中“聊当做一块通向原著的踏脚石可也”那句话，从另一方面看，还是很应该感谢的。它在用心良苦地提示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一部古书，除了读原著外，别无他途。这道理简单易懂：读白话译文，就像吃别人嚼过的食物，这食物不但会丧失掉绝大部分的养分，还会掺入咀嚼者的口臭和病菌，引起进食者肠胃不适，营养不良，实在不可不慎。

古文今译可以检验我们学习古汉语成绩的功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通过古文今译的实际练习的确能够提高我们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民国时期创作出白话美文的作家无一不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便是明证。所以，古代汉语课上这部分内容该讲还要讲，大量的练习该做还要做，该考的还是要考。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将古文译成现代汉语，主要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学问渊博的严肃学者的精心译作尚且不能保证没有问题，何况根基不足的译者的泛泛之作！须知今译这项工作对译者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最好不要率尔操觚。种种迹象表明，公开出版古籍的白话译文的时机尚未成熟，至少现在是这样。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经典，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民族精神的源泉，关乎一个民族的存亡。在别的民族奉经典如神明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一味地弃自己的经典如敝屣，只认识简化字，只阅读白话文，愿为无根之草，甘做无本之木，不要说民族复兴无望，民族的延续恐怕都要成问题。

2009年初，季羡林先生曾在病床上发表关于国学的四点意见，其中不无沉痛的指出：“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2]季先生是古文今译的践行者，曾主持出版过《大唐西域记今译》[3]。经过实践然后否定这种做法，当然是有感而发，所以他老人家的话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从实际效果看，已经出版的大量白话今译本远没有达到预设的目的，不但空费人力、物力、精力，而且对古代语言、文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既让人心疼，又让人痛心。

[1]郭锡良,李玲璞.古代汉语[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

[2]老愚的博客.2009年2月2日博文.2009-02-0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dedccd0100cljl.htm l.

[3]季羨林.大唐西域记今译[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陈冬梅

On Rendering Ancient Chinese into theM odern Vernacular

LIUW ei-jie
(Weifang University,Weifang 261061,China)

Rendering ancientChinese into themodern vernacular hasbeen opposed when itbegan to rise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lthough manymodern-language vers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nearly a hundred years,few of them are satisfactory.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enty to thirty years,the production ofmodern-language versionshave rushed intomassaction,hence it ishard toensure theirquatity.Some of the presumed functionsofvernacular translation areunjustifiable,theothersarenot thateffective.It is true thatvernacular translating isuseful,butwe should be clear that it ismainly for the translator himself,not for others to read.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situation,publishingone'svernacular translation isnotso proper.

rendering ancientChinese into themodern vernacular;vernacular;the original;national culture

2011-04-02

刘伟杰（1968-），男，山东昌邑人，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文献学博士。

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1)05-006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