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驹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日本人的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

张云驹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日本人历来相信并崇拜强者，习惯无原则地把别人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这是其“拿来主义”。另外，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只注意与自己有关的事物，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东西，因此日本人在本质上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性格。虽然不擅长发明创造，日本人却善于学习、吸收、消化并革新他人的研究成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日本属于新兴、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前在各方面均大大落后于老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尽量减少耗资、耗时的基础研究投入，学习、吸收、消化别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后发利益理论的应用，这绝不是投机取巧，无可厚非。本文以明治维新、《海国图志》等为例分析了日本民族这方面的特点，探讨与日本民族的相处之道。

拿来主义；实用主义；明治维新；《海国图志》；中日关系；

世界上很少有人会否定日本人的成就，大多数人还会把日本的成功归因于日本民族的勤奋、认真。一直以来，谈到日本人的时候，中国人总是把勤奋、认真作为日本人的最大优点加以赞扬。旅居日本十几年，笔者也一度对此观点非常认同。离开日本后，也许是身在山外的缘故，对日本却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说到勤奋、认真，同处亚洲的中国大陆、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也都毫不逊色，但这些国家却没能享受到日本那样长期的繁荣与发达（二战后期及战后恢复的短暂时期除外）。究其原因，历史上也好，现在也罢，在勤奋、认真的基础上，日本每一个时期的成功，都得益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以下通过几个例子来分析一下日本民族这方面的特点，探讨一下与日本民族的相处之道。

古代，日本从中国、朝鲜等国“拿来”了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宗教、礼制等等，而且日本人还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消化能力作了大胆的改革，没有一味照搬。比如说，用汉字创造了平、片假名，并用片假名记录主要来自印欧语系的外来语。

近代，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走上工业化道路、富国强兵的关键改革。促成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和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坚船利炮”使中国为数不多的开明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睁眼看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魏源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①《海国图志》：清魏源著。共60卷，介绍各国史、地、政情况，还涉及科学技术、造船、制械及练兵之法。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1842年刻本50卷，1847年刻本增订为60卷，1852年(咸丰二年)又扩编为100卷，刊于扬州。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地理和科技知识，谴责投降派“夷兵不可敌”的卖国论及顽固派视坚船利炮为“奇技淫巧”的昏愦，对战、守和外交策略提出很好的见解，并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后来资产阶级改良派有一些启蒙作用。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书中，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这种直面现实且符合当时国情的呼吁理应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本书反倒是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魏源则是鸦片战争以后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在《海国图志》中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利用外国先进科学技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国的侵略，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

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海国图志》在大清朝没有引起朝野人士的重视，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师夷长技以制夷”了。鸦片战争过去二十年之后，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才开始在中国出现，而且洋务派的势力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最终，由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兴起的洋务运动欲自强而不强，终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宣告破产。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在日本的境遇，正与中国相反，在日本全国上下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传入日本以后，立刻得到了日本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对其书中阐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称誉《海国图志》为“海防宝鉴”、“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其对日本后来的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等国策的制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国图志》倡导的“师夷长技”思想为什么在国内遭冷遇、而在日本会受到欢迎和重视？这与中日两国的历史、传统、国情有关。从中国方面来看：首先，中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长期以来一直在各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逐渐形成一种“天朝上国”的民族、国家优越感，鄙视“外夷”；其次，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思想因循守旧。鸦片战争的失败，对清朝统治集团虽然有所触动，但并没有使他们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惊醒过来，反而把屈辱的《南京条约》当作“万年和约”，以为天下从此又可以太平无事、高枕无忧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依然固步自封，既无向西方学习的动机与要求，更无励精图治的精神，难以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产生共鸣。比如道光皇帝虽然称赞大臣送来的西方火器很好，却不同意大臣仿制西方火器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当时中国“师夷长技”的道路；其三，中国士大夫受传统观念的严重束缚。封建顽固派自不必说，不但妄自尊大，还有盲目排外心理，把外国先进科学技术一概视为“奇技淫巧”而深恶痛绝，加以排斥。要让顽固派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学习，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事实上，士大夫阶层中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人确实为数不少，即使是开明的士大夫，也未必都赞成学习西方。有的士大夫虽然主张抵御侵略，但对“师夷制夷”却持否定态度。比如广东士人梁廷丹就是如此。战时作为林则徐鸦片战争初期的幕僚，他为抗英斗争出谋划策，战后对林则徐等人坚持抵抗和三元里抗英也予以高度评价，然而他却公开反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说明即使是爱国志士，如果不摆脱“天朝大国”、“夷夏之辨”等陈旧观念，其思想也是无法与时代潮流接轨的。当然，《海国图志》当时印数有限，尤其是未及时得到军政重臣和社会名流的赏识推荐，也是它在国内影响受限的原因之一。

反观日本，朝野上下对自己心目中的“天朝大国”竟然被几艘英国炮船打得俯首贴耳深感震惊之余，开始反思本民族的生存策略，《海国图志》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事实依据、指导思想。一时间，福泽諭吉等倡导的“脱亚入欧”成为了国是，日本开始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是日本民族“实用主义”（坚船利炮）、“拿来主义”（《海国图志》）的最好实例。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只注意与自己有关的事物，不关心与自己无关的东西，因此日本人在本质上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性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日本属于新兴、后发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前在各个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老牌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尽量减少耗资、耗时的基础研究投入，学习、吸收、消化别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后发利益理论的应用，这绝不是投机取巧，无可厚非。

经济上，日本人将“拿来主义”、“实用主义”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既无资源又无市场的日本何以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经济强国？个中奥妙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对外面临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压力，国内处于以小农经济为主体，毫无工业基础的落后状况。政府通过派遣使节团等各种方式，详细考察了以欧洲为主的西方列国经济发展状况及政策，引进了列强的技术、人才。在国内，通过政策手段巧取豪夺农民的财富，使之集中于一小部分新兴的大地主、大资本家之手，帮助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从税收政策等方面扶持这些新兴财团发展工业。教育方面，在全国大力兴办西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各类学校中设立工科，专门教授西方工业技术并确定以应用型技术为主，跳过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资金的基础研究，培养速成实用型的工业技术人才。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从经济实力上讲，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然而仅仅过了短短的二十年，日本就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并一举控制朝鲜，吞并了台湾以及澎湖列岛，进而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传统工业强国——沙俄帝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朝政府勒索了多达二亿多两的白银。并将之专项用于发展日本的纺织、造船、石油化工、军工等重点产业，奠定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基础。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这直接反映在其重点发展石化、造船、军工等产业的经济政策上。这种帝国主义思想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国家整体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以务实的科学发展观去认识、理解自身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吸取他人的教训，借鉴别人的经验，制订现实可行且实用的经济政策，保证其不折不扣的实施，以使本国、本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较好的发展，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鸦片战争使日本看清了大清帝国的软弱、落后，认识到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强大、先进。发展和生存的需要加上根深蒂固的扩张野心，日本人以其特有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奋起直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

日本民族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特性，源于自然条件恶劣的岛国环境。岛国民族对大陆的向往是根深蒂固的，且很容易演变为崇拜和不自信。由于这种深融于血的思想意识，总体上日本民族不习惯自己思考，更谈不上去创造发明。很多人被充斥全球的日制工业品所迷惑，会产生日本创造了很多东西的错觉，日本人甚至会以中松博士①中松義郎，东京大学毕业，著名的发明家，据说是世界上向IBM公司提供着16项专利的唯一的个人。为例来证明本民族的创造性。事实上，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民族都难以抹去“拿来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痕迹。这并不是善恶的问题，认识一个民族的特性，对于这个民族本身、对于其周边的民族来说，都是好事。

日本民族的“拿来主义”、“实用主义”特性，从好的方面说，是谦虚、务实、好学。这一点加上其善良、勤劳、认真、忍耐，构成了大和民族特质的优秀部分，成就了日本的辉煌。从坏的方面说，是小家子气、无原则、势利、投机取巧。这一点加上岛国民族对大陆根深蒂固的向往所引发的扩张、侵略本性以及野蛮，构成了大和民族特质的粗劣部分。

翻开中日关系史，除个人之间基于人性的诚朴交流外，从国家、民族角度来看，从古代、近代到今天，从阿倍仲麻吕、东条英机、田中角荣到小泉纯一郎、安部晋三、麻生太郎，日方一直遵循以上所述特性行事，而泱泱大国的中华民族，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没有确立长远、稳定的对日政策。从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宗主国，到沦落为被侵略国，再到经济上的被援助国，时至今日成为各方面的竞争对手，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被动应付，一直是中华民族对日政策的特点。

当今的中日关系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是稳定的。在我国的汶川大地震、日本3.11大地震后两国的互相帮助，又拉近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不太可能出现急剧的变化。日本部分政治势力的表演既无信念也没原则，不过是想利用中国的反应达到其主要面向国内选举的政治目的，很多时候大可不必高规格应对。对那些无聊政客的一言一行逐一回应，很可能正好中其下怀。

现在这一代日本政治家基本上属于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受欧美文化的影响很深，不像老一辈日本政治家那样骨子里有着对中华文明的崇拜。新一代政治家的主要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各种资源为自己造势，宣传自己，以期提高其在选民中的知名度。他们当中很多人精通英语，能用英语进行演讲，笔者自己就曾经在不同的派对上听过两名年轻政治家的英文演讲。相反，熟悉中国的政治家却寥寥无几，曾经在日本政界号称中国通、精通中文的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曾在电视上展示过其中文功力，但却实在不敢恭维；现任首相菅直人，曾经是当年中国政府邀请来华进行友好交流的三千日本青年之一，每年春节都和中国留学生一起包饺子，按理说应该是了解中国的，但其上任后所作所为，却让人大跌眼镜；未来极有可能就任日本首相的前原诚司，据说一直致力于对中国的研究，却又师从敌视中国的右翼学者；凡此种种，对我国都是不利的，而我们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将来有可能成为政治家的日本年轻人，我们又了解多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平常我们所说的“小日本”，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小国，而且和中国一衣带水，对中国来说，绝对是重要国家。重视日本，从各方面关注日本社会的思想、意识走向，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应是我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思路。

[1]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维新史料[G].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

[2]堀经夫.明治经济思想史[M].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1991.

[3]同時代.福泽谕吉研究资料集成[G].大空社,1998.

责任编辑：陈冬梅

2011-06-21

张云驹（1964-），男，云南澄江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神奈川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国际经济。

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288(2011)05-01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