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勇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问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近8亿是农民，提高以务农为主的农民的收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非农就业也是有效途径之一。农民工进城就业，繁荣了城市经济，促进了经济增长。许多研究文献都表明，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转移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大约在10%～20%之间，［1，2］许召元和李善同［3］对中国30个省份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贡献了0.22～0.66个百分点的GDP年增长率。但是根据中华总工会最新发布的 《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平均月收入为1747.87元，传统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1915.14元，二者仅为城镇企业职工平均月收入的（3046.61元）57.4%和62.86%。农民进城务工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着我国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因此，如何增加和稳定农民工进城务工收入，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的、重大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视角的提出

劳动力收入问题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国外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详细，但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人力资本及其相关角度来研究劳动力收入问题的。自1906年费希尔提出人力资本概念以来，关于人力资本与收入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4～6］Becker［7］认为，个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其工资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Mincer［8］认为，人力资本主要由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学校教育、工龄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培训构成。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接受的学校教育决定了他们的工资层级，而工资曲线的形状则受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长时期内的人力资本投入影响，这种投入包括培训、再学习和职业流动。［9］Barro［10］的研究认为，相比较而言，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往能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Bojas［11］对美国外来移民的研究表明，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其他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对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国内一些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2］从机会与能力两个维度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 （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对他们抓住就业机会的能力和提高收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收入与劳动者的社会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密切相关。栾敬东［13］和高文书［14］对农民工的社会特征及其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城市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的影响。苏群、周春芳［15］和张世伟等［16］从人力资本的视角对农民工收入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之后发现，受教育程度、城市工作年限、培训情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收入有影响显著。有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民工收入除了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务工行业和流动区域等因素的影响。［17］

在经济学中，收入与成本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根据经济人假设，人们在作出某一决策或采取某一行动时，始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是预期收益最大化，或是预算成本最小化）。农民工在进城务工之前并不是盲目的，他们会对各种可供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比较和预测，从中选择给自己带来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案。一般认为，工资收入高低是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主要因素。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往往处在信息和地位的弱势方，进城务工过程中面临着较高的就业交易成本。较高交易成本的存在不仅降低农民工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意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已有的文献来看，从交易成本视角来研究农民工收入问题文献甚少。因此，从交易成本的视角来审视农民工收入问题，对于寻找提高农民工收入和促进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民工收入

（一）信息不对称与农民工收入

信息是一种资源，信息的获取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尤其是在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根据经济人假设，人类存在着尽可能增加利益的意愿，经济人就是理智的、自利的、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其中，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即人具备理性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够收集必要的信息，对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会做出更好满足自身偏好的选择。［18］然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决定其不可能掌握某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全部信息，而且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化分工越来越具体，不同经济主体能够拥有的相关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主体对信息掌握的不完全性，这就使 “信息不对称性”成为经济生活的常态。［19］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它是指在市场交易中当一方无法得知另一方的行为或无法获知另一方行动的完全信息，也或知晓对方信息成本高昂时，交易双方在信息掌握上的不平衡状态，即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信息优势方往往试图在交易中占对方的便宜，往往做出 “败德行为”，而信息劣势方要承担风险，往往对于信息优势方存在戒心，从而使自己面临交易中的 “逆向选择”。这样双方都很难达到有效率的交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于农民工进城就业方面，主要是基于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不同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市场中介、进城农民工个人等能够拥有的相关信息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别，彼此缺乏沟通，主要表现为农民工需求方 （用工单位）和供给方 （进城农民工）占用信息不对称导致利益单方倾斜。城市用工企业在企业经营状况、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员工工作时间和环境以及劳动权益保障等方面是信息优势方。由于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限制，农民工城市就业信息获取、筛选能力有限，加之农民工维权意识淡薄，企业可能在招工时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蒙蔽农民工，不同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不为农民工购买保险；当工人出现工伤事故时，给点补助就辞退农民工；同时存在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现象。2005年6月9日《中国青年报》登载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截止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欠工资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千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相当于，为讨回1元钱，需要付出3元钱的成本。如此之高的讨薪成本，大大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

根据契约经济学理论，由于农民工和城市企业雇主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农村劳动力市场容易成为一个典型的 “柠檬市场”，可能充斥着低质的劳动力，因而交易契约不可能是完全的，而双方又相互依赖，因此就可能因某一方的投机行为而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还不完善，劳动力市场中介信息服务体系的建立也不健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现象更加明显。这使得农民工往往处于就业信息获取和就业条件谈判 （如工资、福利等）的两层弱势地位。而雇主往往也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压低农民工工资。如果农民工要改变自己的谈判境遇，一方面可以通过参与技能培训等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方式显示劳动力质量，增加自己的就业条件和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可以借助社会资本，获得一些声誉较好的企业主的有关信息，增加与这些企业交易的机会。但是农民工参与技能培训和搜寻企业主的相关信息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技能培训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尤其是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农村劳动力培训体系不健全和农民工素质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部分成本更高。这也就阻碍和抑制了农民工在不同企业或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难以达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这也是为何农民工工资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二）城乡二元制度与农民工收入

1.户籍制度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对国内迁移实行控制政策，而户籍制度是实施人口迁移限制政策的基础，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限制非户籍人口进入，政府也通过各种人口政策控制人口流动成本以限制外地人口的流入。［20］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取证明，学校的录用证明，或者城市户籍部门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驻地户籍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些 “证明”、“手续”实际上就是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的门槛。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降低了这一门槛以及对部分大中城市户籍制度进行了多次微调，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大大削弱。但是其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移的限制或暗或明的继续存在。多年以来，农民工因为受户籍的限制，需要持有暂住证、务工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临时户口证、就业登记证等在内的14张之多的证件，其中随便哪个证件缺失，都可能剥夺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权，更别说就业权。［21］据张红宇等［22］对贵州都匀市的调查，农民外出务工时，办务工证需5元，计划生育证需5元，健康证需50元，身份证需60元等。有关资料显示，农民进城务工至少需要 “六证”——暂住证、就业证、务工卡、健康证、消防证、婚育证等，合计每人每年要交费600～1000元。［23］一方面各种证件的办理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另一方面一些证件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城市 “门槛”——阻碍和限制农民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迁移，这大大提高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增加不仅降低了农民进城的意愿，也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实际收入。

2.就业制度

就业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之一，是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的最主要的因素。无论从现状还是未来看，和城市居民一样，农民工无疑已经成为城市的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管理服务政策的调整，使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得到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就业机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李强［24］认为，由于体制的惯性等多种复杂原因，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严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一端是 “首属劳动力市场”，另一端是 “次属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所能进入的，是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我国这种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发展经济学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有很大的差别：后者主要是由于个人能力、素质、技术等级差别造成的，是根据人们后天的自致因素确定地位，这些自致能力是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获取的；而前者主要是由于我国独特的就业制度造成的，是根据人们的先赋因素户籍来确定市场中的地位，而这种因素的改变渠道非常有限。另外对后者而言，只要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量达到了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标准，那么劳动力就可以自由实现由第二劳动力市场向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跃升”。然而，由于我国城市社会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不是建立在劳动力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上的，而是以户籍身份为标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农民工能不能实现从 “次属劳动力市场”向 “首属劳动力市场”的 “跃升”，并不是由农民工的能力和素质决定的，而是由农民工的户籍身份决定的。正是这种具有歧视性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构成了农民工城市就业的 “门槛”，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就业交易成本，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本来对于过高的交易成本，农民工可以选择 “退出”，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退出”并不是一种积极的方式。他们既不能退到自留地中去辛勤劳作，又不能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退出”就是农民工的劳动被闲置，而劳动要素的特点不能像资本那样可以储存；闲置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不能参与工业化成果分享。可见 “退出”并不会对农民工以外的任何主体产生威胁和影响，而只能是以农民工收入水平下降为代价。

3.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说明了党和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社会保障制度是集人口、社会、经济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市场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农民工进城就业往往面临诸如人身安全、失业等风险，而各种风险的存在往往增加了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交易成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于降低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风险，增强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信心和意愿，减少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性，以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顺利、稳定地向城市转移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基于户籍身份的城乡二元社会分割，使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分治、一强两弱的格局。目前，中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农村的社会保障局面并未获得根本改观，最为严峻的是城市流动人口 （主要是进城农民工）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成为生活在城市的 “边缘人”。

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从事的是苦、累、脏、险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 “低收入，高风险”的，也是城里人不愿做的，但是其各项社会福利却远远低于城市市民：工资无法按时获得、失业没有失业补助、疾病无法得到保障、子女在城市无法享受公共教育资源，等等。根据理性人假设，农民工迫于这种生存困境会作出更优的选择（如换工作、返回农村务农等），这会促使农民工在职业或工种、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频繁流动，甚至出现 “回流”现象。这不仅增加了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流动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流动越频繁，这些成本也越高，农民工实际收入也可能越低。

三、结语与建议

农民工进城务工实际上是自身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供给方，城市用工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方，二者在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交易。农民工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城市用工企业所支付的工资和福利；城市用工企业则从中获取劳动力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等活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工与城市用工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低下，劳动资源配置效率难以达到最优化。农民工就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农民工进城就业意愿，也降低了农民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因此，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的路径应该从改革现阶段不合理的制度结构入手。其一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如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和转移、农民与市民享受同等权利待遇的一元户籍制度；其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农民工公平和合理就业；其三是完善农村劳动力中介服务体系和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其四是构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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