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宏雨，周瑞瑞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 200433)

“官修历史”何以赢得掌声
——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杨宏雨，周瑞瑞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 200433)

党史研究应如何突破、突破到什么程度，这一直是困惑人们的难题，否定旧说容易，但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作为一部执政党的自传，所涉的人物、事件及其与今日执政党联系之复杂程度，远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该书的编纂者们没有刻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进行突破，而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对以往的史书做了艰苦的修订、扩充，用资料呈现真相，用事实说明问题，尽量让读者感知历史的表象背后的扑朔迷离，这应是该书最大的贡献，也是该书最大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客观

一、多叙述，少评说

相较于以往的党史书籍，如1991年出版的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以下简称《党史二卷》)的特色就是多叙述、少评说。1981年，中共诞辰60周年前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曾通过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决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党史研究确实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如今30年过去了，这个决议本身也成了历史，需不需要突破，能不能突破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党史二卷》用多叙述、少评说的方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以往的党史书籍在《历史决议》的影响下，对华国锋这位曾经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总体上是贬大于褒的，即便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时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不想承认他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