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受难与精神救赎
——从《似水流年》看知识分子的身心遭遇及应对策略
2011-08-15张川平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年4期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身体受难与精神救赎
——从《似水流年》看知识分子的身心遭遇及应对策略
张川平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在王小波的笔下,知识分子的遭际呈现了“身心矛盾”和“心脑冲突”的交汇景观,他们身体受惩和受虐的情形恰好反映了“礼乐”教化的虚矫无力和“刑政”施暴的冷酷无情。在暴虐加身的困境中,他们或者选择“自杀”—— “弃身”的自我救赎,或者选择“苟活”——对执守己身权利的消极抗争,或者呈现身心分裂的伤病景观,不同的应对策略和个体挣扎姿态给知识分子的群体宿命涂抹上斑驳的悲剧色彩,王小波的身体叙事在多重寓意下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和深刻性。
王小波;《似水流年》;身体;身心矛盾;主体建构;救赎
一般而言,对身体的症候的文学表现标志着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性的流失过程,也折射着精神的畸化和病态,正如福柯所言:“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P27)因此,对身体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特殊的主权斗争。
王小波的《似水流年》写出了知识分子个体和群体在这一力量悬殊的角逐中不断失败的悲剧,三位知识分子面对同样的身心困境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贺先生跳楼而死(“贺先生死了,死时直挺挺”)、刘先生突发脑溢血而亡(“刘老先生死了,死前想吃一只鸭”)、李先生只有用魔法咒语等迷信的说法来解释自己梦魇般的现实境遇才能维持身心的平衡,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接受了被愚弄的不幸,才有幸苟全性命于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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