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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贞的知行观及其王学渊源

2011-08-15张树俊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年1期
关键词:王艮泰州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论韩贞的知行观及其王学渊源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韩贞继承了他的老师王襞“凡圣同一心,行解能兼进”的思想,不尚空谈,强调印证心体,主张知行合一,躬行力践。他在邻里族中进行了广泛的道德实践,特别是他的助人义举闻名遐迩,传遍淮南,被誉为“韩大善士”、“东海贤人”。应该说,韩贞知行合一、行解兼胜的思想和实践,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他的一种高尚品格。

行解兼进;知行合一;泰州学派;韩贞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我国明代著名的平民思想家和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三王”(王艮、王襞、王栋)的知行合一的思想,主张体用结合,强调经世济用,并将王学的良知思想以及仁善、孝道等思想在家乡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和实践,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体用结合证心体

在明代心学中,对知行合一讲得最多最详细的是王守仁。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知,所以知与行不可分,知的过程,也是行的过程,行的过程也是知的过程。王守仁以这种“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原则来指导人们在生活中注重实践,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积极的意义,但实际上他所说的“知”不是从客观存在所得到的科学认识的“知”,而是从先验论的“良知”上去认识的“知”;他的所谓“行”,也不是从观察客观世界进而变革现实的“行”,而是内心所体验的“行”。[1]108

与王守仁不同,王艮认为,“知”“行”应当是统一的,但他把知行看作两个阶段,而不是王守仁所说的一个阶段。所以王艮的知行合一与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不同。王艮把“知”看作“行”的决定因素,认为“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知”的目的是明道,通过明道而去“改造社会”,即落实到“行”上。王艮知行合一的目的,要解决的主要是“体”“用”结合问题。他在《答徐子直》书中说:“虚灵无碍,此云道之体也;一切精微,此云道之用也,体用一原,知体而不知用,其流必至。喜静厌动入于狂简,知用而不知体,其流必至于支离琐碎……”(《与徐子直》)[2]卷二王艮提倡心、事统一,在学习与讲学方面强调“印证”,所以,王艮“每读书,反身验之躬行”。[2]卷一例如:王艮学了《孝经》,就力践孝道;学了家礼,就撤去家中佛像,改祀四代祖先;学了“礼经”,就戴上代表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冠”,穿上古代诸侯、大夫、士休闲时穿的“深衣”,系着又宽又长的仿古代丧服,拿着古代大臣上朝时用的写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年谱》)。[2]卷三他学了《孝经》,就力践孝道。《心斋先生学谱》上还记有这样一事:王艮以家贫幼缀诵读。其父以户役早起急取冷水洗面,王艮见状不忍痛哭,并请以身代役。可见,王艮的悟与行总是统一在一体的。他经常告诫人们:圣学不能脱离世间俗事,教育人们不要像佛家、道家那样远离世俗求道,而要把做学问、修身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王襞的知行合一思想与王艮大致相同,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王艮的知行观关注的是个人修养的话,王襞关注的则是知行合一的社会功能。这当然与王襞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王襞曾说:“人之生也,天地以覆载万物以供。拥冬而帛而不知其寒;夏而葛而不知其暑;粒为饱而室为居,既安以嬉又鼾以寝,使不知其所以为人,则亦负所生也已矣。”(《语录遗略》)。[3]卷一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就要懂得人生的价值,不要只为了自己的穿衣吃饭而辜负自己一生,所以王襞认为,人懂得了知识,掌握了理论就要为社会作出贡献。

韩贞在知行合一的理解上与王艮一致,一方面他特别注重“印证”,这也是韩贞思想的重要特点。他认为,知行合一是一种求真的表现,他在《元日示顾守坚》(万历本)诗中说:“假仁为霸千年陋,真伪关头仔细求”。(《元日示顾守坚》)。[4]179所以韩贞他讲学“皆务阐发道真,印证心体,不期为月露之形而已。”(宗彝《撰刻韩乐吾先生诗集序》)。[4]168陆西星称他是“从师走东越,往复多印证。”(《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4]186另一方面韩贞注重知的运用。如韩贞一生谨遵师训,终身以化民为责,并从事救济民难活动,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尊敬。

二、不尚空谈重经世

韩贞不尚空谈重经世的思想,也是来自于泰州王学。泰州王学一直是非常重视立本而经世之用的,所以他们的知行合一往往具有不尚空谈、注重实用的特点。就王艮而言,他认为讲平等就不能只在嘴上,而且要体现在用上。如他的“有教无类”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理论,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再如,他还把他的平等思想用来解决家庭矛盾。据《年谱》记载,“十一年丙子,先生三十四岁。是年,诸弟并华婚诸妇妆奁有厚薄者,门内哗然。先生一日奉亲坐堂上,焚香座前,召诸昆弟诫曰:家人离,起于财物不均。令各出所有置庭中,错综归之家,众贴然。”[2]卷三

泰州学派特别强调在“用处”上用功。他们虽然讲的是哲学道理,但他们要解决的大多是社会的现实问题。他们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念都是围绕经世济事、经世济公、经世济国济天下而展开的。王艮讲“体用一原”,所以他们往往注重学习内容的实用性问题。如,王艮把儒学视为最实用的学问。王艮在讲解《大学》时说:“惟《大学》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吃紧处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矣。某近理会得,却不用增一字解释,本义自足,验之《中庸》、《论》、《孟》、《周易》,洞然吻合,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诸贤就中会得,便知孔子‘大成学’。”(《答问补遗》)。[2]卷一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他认为儒学的的价值就在于它经世济用,只要学好儒学,那么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了。另一方面,王艮阐明了“体用一原”的作用,强调学习儒学目的就是为“百姓日用”服务的。这就使“万物一体”的“体用一原”有了更为深入的说明。不仅如此,王艮还在“体用一原”的方向上给予界定:“诸生问止至善之旨,子(王艮)曰:‘明明德以立体。亲民以达用,体用一致’。”(《语录》)。[2]卷一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学习内容的实用性,王艮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也有所突破。如王艮自称是“东西南北之人”,他对儒、释、道兼收并蓄。王艮罕言佛,更罕言道,他基本上是依据儒家的《四书》,主要是《大学》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自塑了一个正宗儒学家出身的形象。所以他对佛道不感兴趣,可他又说:“或言佛老得吾儒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语录》)。[2]卷一王艮自己曾公开说过:“道学非无用”。可见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他是以是否实用为标准的。

王艮在学术上的创建以时人所称的“淮南格物”最为著名,“格物”之说的前身是“明哲保身”说。嘉靖初年,世宗因“大礼议”大兴冤狱,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被杖责,或身居缧绁,王艮不少同门也卷入其中,王艮有感于此而在嘉靖五年(1526年)提出“明哲保身”说。明哲保身说的理论基础是阳明的良知论,“明哲者,良知也。”而落实到实践则主张行道的前提是保全自身,身且不保,何能弘道?所以行事要讲究“时中”,不能不顾形势不讲策略。保身的方法是敬人、爱人,通过这种行动以得到别人同样的回报,通过保身而保家、国、天下。基于这种保身观点,他对一些传统看法提出批判,如舜面对父亲的虐待逆来顺受,介之推割肉食君,申生的无谓受戮都是不对的,没有做到保身。保身论表现王艮对生命的珍惜,与理学所强调的片面杀身成仁差异显著。[5]446

王栋比王艮更注重儒学的实用性。他说:“吾儒所以必主经世为功业者,亦其心体性分所当然故耳。”(《会语正集》)。[6]卷一所以在他的《遗集》中,常使用“经世之怀”、“经世之志”、“经世之功”、“经世家法”等术语。他反复强调“吾儒之学,主于经世,合下便在裁成天地辅相万物上用功。”(《会语正集》)。[6]卷一他明确指出,儒家论学,多是就用处而言的,而后来人论学的主要缺陷就在于过高过虚。他说:“体用原不可分,良知善应处,便是本体。孔门论学,多就用处言之,故皆中正平实。后儒病求之者,逐事支离不得其要,从而指示本体,立论始微,而高虚元远之蔽所自起矣。”(《会语正集》)。[6]卷一他认为,儒学与其它学派的区别就在于儒学尽性而主于经世。他说:“佛老之学,出于孔孟之后,故无有能排之者。独程子云:‘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此是心性,当然上责之,可谓约而尽者。陆象山云佛老之学,主于出世。吾儒之学,主于经世。斯不谓尽而又尽者欤’。”(《会语》)。[6]卷一

王襞也承认儒学的经世济用功能。如他认为,经世“而非明明德于天下之大学也,至善之,则不可见矣。”并认为“此孔孟运世之要诀也。”(《语录遗略》)。[3]卷一同时他还十分重视修身的实用性。他认为,通过修身,人有了“一体之慈”,就可“达而经世之用出焉”。(《语录遗略》)。[3]卷一在王襞看来,人要发挥“一体之慈”的作用就要知立本。只有修身立本,正己物正,才谈得上经世致用,否则一体之慈心都被窒塞不通了。他说:“苟不知立本之义,则世不可经,而吾之一体之慈窒矣。”(《语录遗略》)。[3]卷一王襞认为只有通过修身才会发挥经世的作用。所以学习内容要为修身服务。

韩贞之学与泰州“三王”等人一样,强调的是实学实用。他在《与东村》中说:“千古空谈追孔孟,几人端的傲王侯。乾坤斯道谁还继,天地寥寥草木秋。”[4]176在韩贞看来,之所以“傲王侯”者寥寥无几,关键是空谈孔子,而没有将孔子理论运用于实践。韩贞在乡村传播良知之学,但他讲得更多的是仁善与孝道,这对于乡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稳定乡村的社会秩序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所以宗度在《谒韩先生遗像》中评之说:“先生实学体真传,沧海名高著有年。”(宗度《谒韩先生遗像》)。[4]186-187意即韩贞讲的是实学,讲的是体用合一,所以多少年来他的名声很高,人们一直也没有忘记他。

三、邻里族中推仁义

泰州学派的知行合一也表现为重视社会实验与实践。如王艮为了实现他的平等思想就进行过均分田地的实验。他认为,“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业,均节不忒而上下有经,故民志一而风俗淳,众皆归农,而冗食游民无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之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亦不可得也。”(《王道论》)。[2]卷二为此,他向统治者提出“均分草荡”(《均分草荡议》)。[2]卷二的建议,他还期望在“人心和洽”的时候将“均分田地”这种方法推向全国。他说:“其三代贡助彻之法,后世均田、限田之议,口分世业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王道论》)。[2]卷二客观地讲,王艮的“平等”还具有较浓的“平均”意识,况且他的一些想法也不切实际,但他要求公平的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王襞也是重视社会实践的。如,为了建立一个男女老少平等而又平均的社会,王襞在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22年)与兄弟们一起在家乡创建了“宗会”并颁布了《告合族祖宗文》。王襞创建“宗会”是建立在“万物一体之仁”这一哲学基础之上的。他说:“襞等不肖,切观天下之人,散生四海,山分水限,万里遥隔,若不相关系者,而古之人,则以天下为一家,举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俾各得所,以遂其万物一体之仁,此何也?盖人生皆本天地一元之气造化者,故同根之念自出于天理之至情。况夫一家之亲。”(《告合族祖宗文》)。[3]卷一王襞建立宗会的宗旨,是要通过宗会“以联一家和睦之亲。”通过宣传宗族道德规范,“永俾吾族为慈孝忠厚之族,而吾乡为仁善和义之乡。”(《告合族祖宗文》)。[3]卷一是希望出现“有贤孝子孙代将辈出,明经宏业,识达治体”(《告合族祖宗文》)。[3]卷一的新景象。王襞所创建的宗会,其宗旨和范围虽然也只是解决合族内部的问题,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襞继承了王艮的王道社会理想,是企图将这一社会理想在家族内部进行实验。

王栋在社会实践方面也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如,“三十七年戊午,先生五十六岁。是年除江西建昌南城县训导。两奉柱史聘主白鹿洞、南昌府正学书院会。又创太平乡等处,集布衣为会,与起益众。时署县事,有胡姓兄弟告争家财,先生谕以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动以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泣拜,归复共爨,终身永翕。严然苏公下泪,殊有感谕之风焉。”(《年谱纪略》)。[6]卷一可见泰州学派是重视实验和实践的。

韩贞与王艮、王襞、王栋一样也注重社会实验与实践。当然,他的实验与实践只是在家庭中和邻里间进行的。如他三十岁时娶杨氏为妻,他对与妻子说:“汝兄岂无富族可配乎?尔今归吾贫士,盖谓无梁鸿耳。吾不鸿,非尔夫;尔不光,非吾妻也。”(《韩乐吾先生行状》)。[4]160并打开妻子的奁笥,留下一二件裙布,尽分给亲戚,令妻织蒲为业。韩贞的这一做法不只是一个善举,还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一次“均分财富”、保持平民本色的一种社会实践。为了邻里乡亲的仁爱、平和、安身,韩贞采取多种办法协调矛盾,他自己也曾说过:“所愿升平无我事,闲寻一段种瓜田。”(《与魏东岗》)。[4]174韩贞的这一愿望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是希望有一个安平、和谐而稳定的社会,有了这样一个社会,他也就不要整天为百姓的矛盾和困难奔波了。事实上,为了解决邻里乡亲生活中的问题,韩贞尽了取大的努力。如,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兴化大旱,韩氏族人因交不起官租而被关进了监狱,韩贞为援救这些受难者,跑到海边去教童馆,以自己所得报酬来代偿,不得,又走海中,到盐场去替人煮盐,得工钱以分族人,仍不够偿还欠租。此时幸得一位翟姓秀才,为他找到数十蒙童,先得束修若干,星驰赴县,代完通族所欠官税,救济了族人。(《韩贞集前言》)。[4]161-162十年后,兴化复大旱,他把自己的三间讲堂拆卖后,买“米麦数十斛”分给亲友、邻居。黄宗羲在《泰州学案》记说:“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自味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后来,“至麦秋熟,乡人感其义,为再构讲堂三楹,一时远近闻之助工者甚众,堂因较前倍广焉。”(《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4]203如此等等,说明韩贞在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

四、助人义举传千里

韩贞助人为乐实际上是他“切实担当做好人”的一种最典型的“行”。这与泰州学派把修身与“行道”结合起来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王艮认为,“天行健,则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一偏。故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语录》)。[2]卷一所以“知”最终要落实到行上才有意义。

事实上,泰州学派的学者们并不是什么空头理论家,他们的思想既体现在他们的言论中,也体现在他们的亲民义举上。王艮全家在解民之难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如,王艮经商后“家道日裕”,他把多余的钱分给乡邻与亲友。在日常生活中,王艮也乐于帮助人解难释疑,据《年谱》记载:“族长某知先生有志天下,每以难事试之,定为辨析,及各场实可行官民遇难处事,皆就质于先生,先生为之经划,不爽毫发。”(《年谱》)。[2]卷三王艮四十一岁那年,淮扬大饥。为了解决饥民的生活困难,他特地到真州家境富裕又敬重他的王商人那里贷米二千石,赈济饥民。“秋大疫,先生又日煮药饮广为调济,全活者甚众。”(《年谱》)。[2]卷三在他五十三岁那年,家乡出现了饥荒,其族家之子在除夕时揭不开锅,他随即命大儿子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并动员乡里的富有者帮助赈济。王襞的三弟王褆“时时有济人利物之怀”,同情民间疾苦。隆庆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年)秋,“海溢,潮高二丈余,洪泽湖、高家堰同时决口,下游州县均成泽国,吾乡人民溺死无算”他变卖家产,赈济灾民,并说,“吾资有限,此不过以济燃眉,非常策,且灾地甚广,不能仅救一隅耳。故作《水灾吟》二百余言,赴南直(即南直隶,今江苏南京)都城,且歌且劝,以动四方殷实士夫出资助赈。”第二年又创“义仓”,防“将来之岁歉”。(《明王东隅先生传》)。[2]附录王襞的二弟王補“其安危定难、请赈救荒亦如父兄。”(《明王东日先生传》)。[2]附录王襞对他人和社会真诚热情、友善、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和交往。如,王襞七十六岁时,“高邮州水田遭水荒芜,岁编粮差里递难偿,先生晋接当道志同交密门下,有为解者曰:‘盍脱之便。’先生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遂罄产偿逋。”(《年谱纪略》)。[3]卷首对于王襞老年,他自己曾有一个概述:“叟居东海河滨之上,素抱湖山之兴。每寻胜于武夷匡庐诸境,历吴、越、闽、楚而游焉。既老憩还于故里,所为怀则乐道善言,乐闻善事,乐见善人。”(《自贺六十寿》)。[3]卷二显然王襞老年并没有休息,精力仍然放在“善言”“善事”上。

容肇祖研究指出:“王艮的思想,以实行为目的,他觉得圣人是可以做到的”。[7]155王襞对韩乐吾等人说:“吾人要立意在天地间出头做件好事!”韩贞谨遵师训,他与老师们一样,注重实行,他不仅在《待人》、《戒非》、《敬长》、《孝亲》等诗中宣扬尊重人类之爱,而且用他数不尽的善事义举来实践这种人类之爱。韩贞助人为乐的故事很多,现在兴化流传的帮事还有四十多个,现撷几例以为佐之:“先生有一邻人,饥饿二日,至昏,借米于先生。适先生亦乏米,所余不过二升余而已,先生慨然应之。其妻颇有难色,曰:”米无几,今夜与彼,余夫妇明晨奈何?“先生曰:”吾之饿死犹在明晨,他之饿死乃在今晚矣。“遂与之。”(《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4]206“先生尝至泰州,见一葛姓者,有一子,九岁,因欠官租,携子市中出卖。先生见而怜之,即出买布嫁女钱数千与之,命葛姓者同子归家。”(《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4]204“广德游学士王臣者,至邑中,途穷绝粮。闻先生素好义,即携妻子投先生。先生为馆□之。居月余,以妻子托先生别游,先生命妻伴之,教以织蒲自给,足不至中堂者六七月。凡衣服饮食皆必先所托,而后及其私。王回,为之感谢泣下。”(《乐吾韩先生遗事》)。[4]192“先生闻邑民孙本元死,双目不瞑,妻翁氏泣曰:夫先行,妾即随来。”依然不瞑,翁氏遂缢尸傍。先生往而吊之,见其遗孤才七月,即以己女许配,遂抱归养,命妻分女乳乳焉。长,以女配之,名孙心。(《乐吾韩先生遗事》)。[4]192

对于韩贞的的善言善行,王襞赞曰:“先生持身春风和气,不令人畏,亦不令人狎。沿海之乡顾化而善良者,彬彬成俗。有兴化乐吾韩贞见甚,彻有殊行,是门人中之最著者。”(《先生行状》)。[6]卷首焦竑还称韩贞为“奇士也。”总之,韩贞一生广行善事、助人为乐,几百年来,成为在江苏省里下河地区是家喻户晓的善士,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全国亦为知名的理学先贤,被誉为“东海贤人”。

注:

本文参考了拙作《韩贞自然思想研究》、《论王襞的不犯妙

手与他的自然之道》、《论王襞的良知活泼与他的率性之

说》相关资料。

[1]凡哲,一芬.中国古今教育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

[2]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G].袁承业.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3]王襞.明儒王东厓先生遗集[G].袁承业.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4]韩贞.韩贞集[G].黄宣民重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张国刚,乔思忠等.中国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6]王栋.明儒王一庵先生遗集[G].袁承业.明刻清修本,泰州馆藏.

[7]容肇祖.明代思想史[M].天津:开明书店,1941.

Abstract:Han Zhen inherited his teacher Wang Bi's thought,that is,“saints can be one mind and knowing and doing can be obtained at the same time”.It scorns buncombe,emphasizes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He carried out his moral practice among his community and renowned for his hospitality and generosity.He even entitled as“Great Han Philanthropist”and“Great Solon in East China Sea”.To some degree,Han Zhen's thought is a kind of cognitive style and a noble personality.

Key words:progress in knowing and doing,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Tai state school of thought,Han Zhen

On Han Zhen's Views on Knowing and Doing and his Wang's Academic Source

ZHANG Shu-jun

B248.305

A

1009-5152(2011)01-0028-04

2010-12-31

张树俊(1957- ),男,中共泰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泰州市行政学院副院长,《泰州论坛》主编,历史学研究员,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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