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俊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整理旧文学”与“整理国故”
——论郑振铎治学思想的形成

李 俊*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作为一代历史记忆，“整理国故”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运动。延至文学领域，胡适以历史方法考证文学，开文学考据化的风气之先。在此背景之下，郑振铎提出“整理旧文学”，其整理范围和方法与“整理国故”遥相呼应，并借助《小说月报》等文学传播媒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个性与研究范式。

整理国故;治学思想;胡适;郑振铎

作为新文学建设过程中最早提出“整理旧文学”的郑振铎，继胡适等人“整理国故”之后，在《小说月报》上开辟专栏，考察古典文学作品演化的过程，充分运用新材料与新成果服务考证，为胡适已开风气的文学考据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建国后他一再隐讳其词(详见拙文《评花山文艺版〈郑振铎全集〉》［1］)，然其治学思想与研究范式形成过程中胡适印记其实是无法回避的。当然，相较胡适，郑振铎更为注重广泛地挖掘文学作品的社会学价值，也比胡适“历史演进法”更为贴近文学作品本身。

一、“整理国故”

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提出“国故”的概念、性质及研究构想，该文援引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定义，将“国故”解为“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2］。傅斯年为此文加了《附识》，以为“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3］此文一出，张煊立刻作出反应，在《国故》第三期刊出《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胡适则在《新潮》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声援毛子水的观点。此中三文，可算“整理国故”思潮在学术界得到正名的开始——他们虽各有立场，对“国故”的关注与强调却是共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此前大倡国学的梁启超、章太炎、邓实、黄节等人是旧学功底深厚的“旧人”治“旧学”的话，此刻参与“国故”讨论的可全是鼓吹“新潮”的青年才俊、学界新人。鼓吹“新潮”的新文化运动闯将们，刚刚才擎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为何一转眼却沉迷于旧学的整理?究其原因，竟只在于“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国故整理事业，因此大有可观。［4］

也许，“新”与“旧”本就不是表面化的那么不可调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极力标榜“新”，力图用白话来取代文言，甚至激进至“废除汉字”，但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无不受过典型的传统教育，“他们中间许多人终身都保持了对历史考据和古籍整理的浓厚兴趣和嗜好，并将其视为自己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5］

最开始的“整理国故”与“文学”关系并不密切，毛子水特别指出“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1923年创刊的《国学季刊》上发表的也几乎全是史学论文。当然，胡适理想的国学研究系统——中国文化史，是包括有文学的，他所开出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文学史之部”也占了78种之多，他还“暂认思想与文学两部为国学最低限度”［6］。但是，他的文学研究，只是完全建基于“历史的眼光里”——因为国故学包括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所以“上自思想学术之大，下至一个字、一支山歌之细，都是历史，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文学只是他国故材料之一种。

不过，胡适主持的《国学季刊》虽然没有给文学论文留发表空间，然在此前，胡适已经在古典文学整理领域开拓过自己的新园地。1920年起，他与亚东图书馆合作，为亚东版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章回小说撰写了长篇的序言，内容均为小说作者与版本的考证。胡适当然不是第一个将考据方法运用于戏曲小说整理的学者，在他之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已有开创之功，然考据之所以成为一种可复制可操作的研究程式，首功却得归之于胡适。

二、“整理旧文学”

1920年12月13日，《晨报》第五版刊出《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这两份文件后来又发表于1921年1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5期和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上)，宣言第二条“增进知识”说: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帮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国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7］这里道出了文学研究会发起者认识到当时文学研究的现状是:学者们已经有了集体研究的共识，不再局限于“个人”关起门来作的学问;中国文学研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也只是刚刚开始)，其中一种便是整理旧文学;整理旧文学需使用新的方法;新文学不是无本之木，它必须以旧文学作养分，所以文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助成国人或国民文学的进步。

同时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简章》第二条明确该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简章中列出的发起人名单虽有12位，实际筹备发起及起草会章的其实主要是郑振铎。有论者认为这是最早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文件。①在旧文化受到猛烈抨击的“五四”时代，提出“整理旧文学”与提倡“整理国故”一样，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因为它很容易惹来国粹派与新思潮激进者共同的反击。但郑振铎摆明整理旧文学与国粹保存没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有许多是有文学上的价值的。但现在自命为国粹派的，却是连国粹也不明白的。”［8］

“整理中国旧文学”口号的提出，说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新文学建设者已经认识到了旧文学整理的重要性。与国故论者要寻找“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之原因不同的是，整理旧文学却并非为着“打鬼”和“捉妖”，而是为了新文学建设。新文学要想夺得主流地位，光借重外国文学的翻译显然有点削足适履，而且容易造成“水土不服”，所以，郑振铎1921年在《小说月报》的“文艺丛谈”中说“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9］。

三、郑振铎治学思想形成与“整理国故”的关系

1923年，郑振铎开始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接编第一期，他就组织了一场名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大讨论。当期即发表了: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国故的地位》、余祥森《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严既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等，他们从研究态度、观念、方法等各个角度对国故与新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既带着清算旧学的警惕，防止掉入“国粹派”的窠臼，又承认了新文学与之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吴文祺虽在《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并总结说:“国故学和文学的性质，绝对不同。但是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却完全建筑在国故学的基础上。”［10］

关于整理目的，郑振铎表示要为创造新文学服务。与胡适“去功利化”不同，郑振铎直接就把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建设联系到了一起: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11］

那么，郑振铎所指的“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该如何操作呢?同年10月，他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详细列出了整理的范围和方法，这篇纲领性的整理构想，颇能体现出整理国故之时代背景对他治学思想的影响。到1927年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他只是对这个构想进行了微调和补充。胡适指出:“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12］郑振铎进一步申说为: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国人的传统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先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13］

为了把“文学”的“文”从“六经之道”里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中分离出来，郑振铎提出分九类来整理。这九类基本包括了韵文、戏曲小说、散体文、文学批评等现代意义上的各体文学，摒弃了宋学汉学等经学著作，特别将古代的小说戏曲与诗歌并列(且还占了九类中的四大类)。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郑振铎根据最新发现的材料，加进了“佛曲弹词鼓词”一类古代通俗作品。除了文体的横向覆盖，郑振铎还论及了研究的纵向深入，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还“真是一片绝大的荒原，绝大的膏沃之地”，所以，他认为文学研究还应该有的东西是:关于作品、作家、一个时代、每一部文体、综叙中国文学之发展的文学史、辞书、类书、百科全书、参考书目等研究——而这些，目前还是一片空白。随着研究的深入，郑振铎还特意提到了视角的转换——即关注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和新材料的发见——变文、佛曲、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这二者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新变。

郑振铎标榜“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的整理态度，与胡适论的“评判的态度”如出一辙。当然，孰为金玉孰为沙石有着文学观念变迁所造成的文体之兴衰递减原因。胡适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作为“评判态度”最好的解释，郑振铎把它引入到新文学建设则成为“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重新估定”本身就暗含只是否定原有观念而非否定原有资源的意思，“发现”则是对固有资源进行重新组合选择。胡适说过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等，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郑振铎则用“学破诗经序”的学术勇气和实际研究，为胡适之论可以补上一句:“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文学作品，要问‘这种文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关于整理方法，郑振铎说:“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了”［14］。他还归结出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为“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他的第一篇古代文学研究力作《读毛诗序》，就是为扫除压盖在《诗经》之上的注疏和集传等瓦砾而进行的工作，这篇论文的完成，很明显受到过胡适弟子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影响，体现出来的正是“反对盲从”的研究态度。不同之处在于，胡适倡导的是总纲性的“用科学的方法”，郑振铎则明确提出“近代的文学研究精神”。什么是近代的文学研究精神?郑振铎以莫尔顿(B.G.Moulton)的《文学的近代研究》作了回答:(一)文学统一的观察，(二)归纳的研究，(三)文学进化的观念。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里，郑振铎将其进一步简化为两条大路:“归纳的考察”和“进化的观念”。这正是国故研究者早已耳熟能详的不二法宝:文学的研究之应用到归纳的考察，是在一切的科学之后。有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便再不能逞臆的漫谈，不能使性的评论了，凡要下一个定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先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15］

郑振铎没有言明这种治学思想得自胡适，胡适更没有说过得自莫尔顿，但我们在胡适1914年的留学日记中见到过如此类似的记载: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16］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在美国版于1905年，胡适1911年起在美国长待七年之久，似乎从未提到受过此人影响。陈福康先生曾提出过当年流行中国的国外文学理论著作，很多在本国影响本就很小［17］。胡适不提不算奇怪，然如此相似的概括，不能不说郑振铎对胡适的主张至少在理论上有着诸多暗合之处，对当时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也有着“预流”的把握能力。

从整理实践来看，从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表明他欲投身古代文学研究宏伟规划起，到1940年他被迫潜伏上海的十八年间，他发表了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30余篇，还连载了近百万字的《文学大纲》、资料整理性质的《中国文学者生卒考(附传略)》，专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俗文学史》，内容涵盖《诗经》、词、小说、民间故事、文学史、目录文献等。这些研究成果中，考证正是他最见功力也最擅长的方法。其步骤与胡适并无二致，不过在具体操作上有了自己的特色。胡适是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祖孙”关系的确定从线性因果的趋势分析寻找出一个文学演进的系统结论。郑振铎则是立足“文学”本位，强调以“统一”的眼光去关照所有的文学作品——即打破孤立的片断研究，通过追本溯源与沟通文史来进行文学的整体研究。

注释:

①陈福康先生认为:“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来作为新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运动史上是首次”。见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84页。

［1］李俊.评花山文艺版《郑振铎全集》［J］.中国图书评论，2009，(12).

［2］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J］.新潮，1919，(5).

［3］傅斯年附识［J］.新潮，1919，(5).

［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M］.上海:现代书局，1934:9.

［5］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86.

［6］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答记者书［G］.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26.

［7］文学研究会宣言［J］.小说月报，1921，(1).

［8］郑振铎.新旧文学的调和［J］.文学旬刊，1921，(4).

［9］郑振铎.文艺丛谈［J］.小说月报，1921(1).

［10］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A］.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C］.上海:上海书店据群学社，1927:20.

［11］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G］.郑振铎全集(第3卷):438.

［1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G］.胡适全集(第1卷):698.

［13］［14］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G］.郑振铎全集(第6卷):1－5.

［15］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G］.郑振铎全集(第5卷):691.

［16］胡适.1914年1月25日日记［G］.胡适全集(第27卷):261.

［17］陈福康.文学大纲新版序言［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

Abstract:Reflections on the Academic Thought in early 20th century，“Chinese studies”or“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are inevitable words.As a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Movement”has become a far－ reaching academic movement.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studies，Hu Shi researched literature in historical methods，which opened common practice of textual studies in literature.Zheng Zhenduo proposed to“systematize the old literature”，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which were similar to“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In the process of imitating methods of sorting，Zheng Zhenduo gradually formed his own academic ideas.

Key words: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academic ideas，Hu Shi，Zheng Zhenduo

“Systematizing the Old Literature”and“Sorting out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Movement”:Also on the Formation of Zheng Zhenduo’s Academic Ideas

LI Jun

I206.6Q

A

1009－5152(2011)01－0019－03

2010－12－21

李俊 (1983－ )，女，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