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 (1912—1949)

颜 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民国;南洋学;南洋;学术话语

民国时期，南洋学兴起，出现并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学术话语，这些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话语，其实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二战后，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遭遇了挑战，其得失对我们今天从事东南亚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今天，我们提起“南洋”这一词语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将它等同于“东南亚”，其实当“南洋”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时，不过泛指南面的大海，与东南亚并无直接关联。如文天祥的诗《高沙道中》的“南洋”①其时文天祥从元军中逃往南宋，在经过高沙 (今天江苏高邮)时历尽磨难，此长诗记录了这段经历，其中有“波涛避江介，风雨行淮堧。北海转万折，南洋泝孤骞。周游大夫蠡，放浪太史迁。倘复游吾盘，终当耕我绵。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需要注意的是，在山西和山东，宋代都出现过南洋河之河名，它们流入渤海，方位在南，这里也是追溯的一条线索。但绝大多数所说的“南洋”不过是一种泛指。便与“北海”相对。明中前期文献中偶尔出现的南洋多与文天祥用法接近，如《星槎胜览》和《西游记》中便有此例证。直到晚清以降，南洋才在地理疆域上逐渐与东南亚接近并具有了专指意义。正是在晚清中西对峙和交流的大背景下，南洋作为过渡和桥梁的作用日趋重要，相关的专门研究也逐渐兴起，到民国时期则得以成滥觞之势。

民国时期，南洋逐渐成为自明的概念和习惯性话语，在大众中流行②多种英文表达方式south ocean、south sea countries、east indies等在民国时期都被翻译成“南洋”，说明南洋所指区域是比较含混的，但这种含混并不影响人们广泛地随意地运用这一词语，因为南洋与中国有着越来越密切的现实联系。;另一方面它也成为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南洋研究兴起。由于民国时期是学科体制得以成型的阶段，在这种氛围之下的南洋研究，也逐渐朝系统化和专门化方向发展③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相继成立了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随后又成立了北平研究院，各实业团体和高等学校也都相继建立起一些科研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学科体制得以显出雏形。而有关南洋方面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得以系统化和规模化的。另大学院内还设立了华侨教育委员会，外交部还设立了侨务局，对华侨工作非常重视则是现实的推动力。。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局势相对稳定之后，南洋研究更是有新的进展。首先，出版了大量有关南洋研究的译作和专门著述，广涉史地人文、经济政治、自然科学等各个专门领域;根据笔者的搜索结果已达262本，还尚未包括不少区域研究的著述以及单篇的报刊文章。其次，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和专门性研究期刊。1927年侨校暨南大学成立了南洋文化事业部①该机构次年改为国立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这个专门机构的成立，其目的主要是出版刊物，对海外侨胞进行宣传，鼓励华侨子弟归国深造，同时进行一些有关南洋问题的学术研究工作，它在全盛时期共有30多位研究和工作人员。，次年《南洋研究》创刊，后与《中南情报》合并，此研究机构陆续出版了近40种南洋丛书;1940年，中国南洋学会在新加坡成立，会刊《南洋学报》创刊②1940年，由姚楠、许云樵、郁达夫等8人在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后创办的会刊，学术影响比较大。《南洋学报》前期的中国意识比较明显，其在研究中往往强调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的动机，姑且纳入本文所列的专门性南洋研究期刊。二战后，《南洋学报》则自成脉络，逐渐融入东南亚本土研究之中。;1942年，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又在重庆创办南洋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南洋研究的后起之秀。第三，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和成就的专门研究者。如何海鸣、李长傅、刘士木、冯承钧、姚楠等均为南洋学领域的拓荒者。上述事实说明民国期间南洋学处在勃兴时期。那么，在民国南洋学的视野中，中国有关南洋的定位又如何呢?对此问题，前人的研究并未正面专门探讨，故本论文尝试从民国南洋学的话语类型及方式出发去思考其南洋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一

民国南洋学的研究视角与成果非常丰富，也处在不断变化的时空脉络中，但若从言说方式来看，则主要有以下五类学术话语，从中可粗略把握南洋学视野中的南洋定位。

率先出现的是有关南洋的殖民话语。1904年梁启超提出的殖民南洋论③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三年第15号 (总63号)发表《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后又在该年21号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在民国被不少学者接受与发挥，相关著述有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南洋小史》(《东方杂志》，1926年23卷5号)、胡炳熊的《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 (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刘继宣等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1934年)④该书在1935年重版。、李长傅的《中国殖民史》 (商务印书馆，1936年)⑤该书在1937年重版。、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11卷第1期)等。胡炳熊的视角与梁启超的比较接近，意在颂扬南洋华侨的殖民伟业，“用以发扬邦国之光，唤起我同胞开辟新地之观念”［1］，其民族意识和侵凌之势同现，易惹非议。刘继宣在日敌逼近之时势中，试图召唤起共同御敌的民族情怀和爱国思想，对南洋华侨的拓殖行为大加赞赏:“此千万人，非由政府有殖民政策以主持其移殖也，又非有社会之戮力以鼓励之，其冒百死，涉重洋为祖国争辉，一反安土重迁之习，谓非吾族之豪俊者乎?”［2］刘已经意识到了中国人“殖民”南洋的性质与西方殖民者的政府行为和军事侵略的差异，在结语部分提出诸如土生华人国家意识的培养、当地人和华人的仇视以及华侨的地域隔阂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则更是把握住了殖民话语与现实情境之间的距离，但他近似调查报告的著述并没有从学理层面上清理“中国殖民南洋”的特殊性。

李长傅的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这一点。李的《中国殖民史》是一本学术性较强的南洋史专著，他并不满足于宣泄爱国热情与罗列事实，而是格外重视论述逻辑的建立。在序论中，他强调自己要写的是客观性的发展型历史，从而与虚构性的神话历史和主观性 (教训的)的评价历史区分开来。但他认识到，若想写一部客观的南洋华侨史，就必须剥离殖民一词逐渐出现的负面意义，于是他首先对论述中的殖民一词作出限定，将之严格限定为仅限于“社会、经济层面的行为”而与“与政治、军事无关”，正如“中国历代的朝贡制度乃是经济贸易形式之一，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并不相同”［3］一样。然而，李长傅的论述策略其实也是当时有关南洋的殖民话语困境之表征。如果说晚清梁启超等的南洋殖民论述在建立民族伟力神话，唤起弱国子民的自信意识时更多的是积极意义的话，那么此时南洋殖民论虽然也可鼓动人们的抗日斗志和民族豪情，但更可能引发并加深已有的误解与歧异。一方面，在西方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政策下，南洋华侨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和隔阂日见显现，本土化的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滥觞之势，此类殖民话语并不利于南洋华侨的本土生存;另一方面，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已久，此时强调殖民岂不可能隐含了对日本殖民行为的首肯?出于诸如此类的顾忌，1937年之后，殖民南洋之类的表述使用频率急剧下降，但此类思想意识是否完全消失则需要仔细辨别。

二

有关南洋的革命话语也是较早流行的，如以1916年孙中山在《致海外革命同志书》中提出“华侨者革命之母也”⑥1916年，孙中山在其言论中多处提出这一思想，如1916年9月30日《在沪欢迎从军华侨大会上的演说》指出，“然而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47页)。为起点，而后出现了不少有关南洋华侨与革命的著述。如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 (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胡汉民的《南洋与中国革命》(1933年)、黄警顽的《南洋霹雳华侨革命史绩》(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刘继宣等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1934年)、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 (商务印书馆，1934年)以及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上、中卷)(1928年，1930年)、《革命逸史》 (商务印书馆，1948年)等。这些著述多在事实层面肯定了南洋华侨对于国内革命的巨大贡献，涉及南洋对国内革命人力、物力上的无私援助，以及南洋在宣扬革命、组织政党上显现出的空间与策略上的优先性，但很少有论述作出更深入的理论总结，未集中思考南洋为什么能够成为革命之源的问题。

1941年汪金丁提出的“南洋华侨意识与文化优越论”则多少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抗战后期解释南洋华侨革命性的重要表述①汪金丁是马华新文艺的理论建设者，是著名副刊《狮声》的主笔之一，也是南洋华侨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二战之后返回中国。1941年4月6日他在《南洋商报》星期刊发表的《南洋华侨的文化》一文力排众议，激发华侨投身祖国抗日的热情。。他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一是南洋华侨在创业过程中受到殖民政府和所在地的限制而激发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并产生“革命”的要求和行动;二是与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相比，华侨实业家更具有独立性和先进性，改变祖国工业附庸地位的渴望使他们产生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意识，因而在抗战中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意识;三是这种革命意识和爱国思想并不会损害南洋各民族和宗主国的权利，因此，“完全可以在文化程度更高教育更为普及的南洋率先开展文化运动，将南洋变成革命和文化的前沿”［4］。汪金丁这些鼓动性多于思辨性的言论，强调了南洋作为革命策源地的重要性，其目的除了激发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之外，更有总结与探索华侨意识形态的用心。他试图将华侨的现在与过去统一于“革命=先进”的思路中，并进一步转换为“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消除正在或可能在南洋华侨社会出现的纷扰之音②汪金丁本人就曾提及一部分人对于抗战捐助的抱怨与冷漠，说明当时南洋华侨社会并非铁板一块。见方修:《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金丁作品选》。，服从全力投入抗战的整体任务。

从康梁的改良运动、孙中山的民国伟业、全民的抗日救亡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运动，南洋有时成为国内思潮的先声和前沿，有时延续和呼应着国内的运动余波，革命话语在民国南洋研究中的出现与延续，既是对现实情势的总结，又是对未来走向的指引，既是历史的考察又是鼓动的号角，由此，民国的南洋研究与国内现实政治需求的内在一致性就在革命话语谱系中得到了凸显。

三

第三类是有关南洋的教育话语。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中央政府一直奉行“移”、“殖”、“保”、“育”四大侨务政策，其中“育”是基础和桥梁。在政府推动的南洋华侨教育的实地调查与研究总结中，黄炎培的论述是较早和最为重要的。1917年5月，黄受教育部委派，与林鼎华等前往南洋调查华侨教育状况，随即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南洋荷属华侨教育研究会之盛况》(《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9号)、《南洋华侨教育商榷书》(《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11和12号)、《南洋之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记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东南洋之新教育:后编菲律宾》(商务印书馆，1918年)等。除了华侨职业教育等设想之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黄炎培的“南洋国语教育论”。黄炎培针对南洋华侨因语言地域差异而出现的分裂分歧问题，主张尽早尽快在南洋实施国语教育③应该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海外华人因语言隔阂所出现的械斗、仇视等现象早已有所察觉，他们在南洋兴学时也注意到了语言统一问题，但当时所提倡的是官话，再加之他们本来就是广东人，自身语言尚且南腔十足，故对在教育层面统一华人的语言与文化的相关论述与实践不如民国时期。。在他看来，华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合格国民，而国语教育正是国民教育的重要方法，所谓“关于国民教育之设施，方法甚多，而提倡统一国语，可谓为开宗明义第一章”;他还倡议在华侨中形成“能操国语，方为爱国”的普遍观念，以促成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5］。

黄炎培的思想在南洋华侨教育实践之中得到体现，并影响和决定了后继研究的思路。在黄炎培的影响下，南洋本土掀起了一股研究华侨教育的热潮。如荷属华侨教育研究会就对南洋荷属中华小学校学科时间标准、废止国民学校预科、南洋小学校教材、南洋适用的学期假期、限制退学、制定学校表簿等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在国内，为了进一步加强南洋华侨的教育力度，1930年前后又涌现了一系列有关南洋教育的研究报告。如刘士木的《南洋荷属东印度之实业教育》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9年)和《南洋荷属东印度之教育制度》(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30年)、《南洋各属学校注册条例》和《南洋华侨教育会议报告》 (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30年)、钱鹤的《南洋华侨学校之调查与统计》(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30年)、黎国昌的《南洋实业科学教育考察记》(广东省教育厅，1933年)等。这些研究涉及有关侨校数量、位置、师资、教材、教育制度等方面的具体情况、存在问题和运作建议等，为南洋华侨教育政策的进一步制度化和系统化④1930年4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教育会议提出了要改进并发展华侨教育的计划，并成立了专门的华侨教育组。献计献策，有关南洋的教育话语不能不说是国家话语的具体表现，而其实践的结果则是大大加强了南洋华人的国家及民族文化认同。

四

第四类话语是经济话语。一般南洋史地著作都会涉及中国与南洋的贸易情况及华侨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但专门的经济研究出现在1930年代前后。除了少数回溯历史外⑤如周家曼的《唐宋元三代中国之南洋贸易考》(国立武汉大学毕业论文，1934年)、李长傅的《南洋贸易之摇篮时代》(《南洋学报》，1940年12月，1卷2期)、苏乾英的《古代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考》(《南洋研究》，1944年3月，11卷2期)等。，绝大多数是立足现实需要而出现的考察性研究。正因于此，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对东南亚经济的巨大影响，形成了南洋研究的两个波峰。

1930年暨南大学南洋商业调查部成立，制定详尽的调查研究计划并逐步实施;也正是在1930年前后有关南洋经济研究的译著与调查报告陆续出现，如刘士木译的《南洋荷属东印度之经济》(暨南大学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29年)、吴承洛编的《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 (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姚轶平编的《马来联邦矿物部联邦及矿物实业报告书》 (霹雳矿物农商总局，1933年)、陆庆编的《荷印之统制贸易》(实业部商业研究室，1936年)、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的《南洋商业考察团报告书》 (1937年)、自修周刊社的《南洋贸易指南》(自修周刊社，1940年)等。

太平洋战争前后，南洋经济研究持续升温，一些较为系统深入的经济学研究编述出现，如杨坚伟的《南洋华侨经济概况》(中亚印刷局，1941年)、许晚成编《南洋行名录》(上海龙文书店，1941年)、严青萍的《南洋经济地理》(正中书局，1942年)、国民新闻社的《南洋建设与澳洲危机》 (国民新闻图书印刷公司，1943年)、单岩基的《南洋贸易论》(申报馆，1943年)、李裕的《南洋印度之产业》(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44年)、姚枬的《战后南洋经济问题》(商务印书馆，1945年)和《马来亚经济概况》(南洋经济协进会，1946年)、(日本)田村寿原著，张荫桐译的《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顺贤的《中国与南洋贸易》(广州国民印刷所，1946年)等。

从上述形态各异、焦点不一的著述中可以找到南洋经济话语的某些基本特征。首先是客观性的追求，多数著述都有对调查研究方法的依赖，论述过程大量运用图表和统计数据以确保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其次，广泛性与琐碎性。很多经济学著作接近文化地理学著作，各国的历史沿革、资源物产、城市交通、金融贸易、企业市场、政策制度无所不及，有部分调查报告还将各商业团体及商业主的姓名、地址、营业内容等详记在案。第三，以描述性、记录性和解释性话语为主，有对具体问题的临时对策而缺少理论总结与探索。第四，华侨中心论，大量南洋经济研究都将华侨作为不可忽略的焦点，并且有夸大强调南洋华侨在南洋经济开发与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

上述话语方式不能说确立了怎样的学理高度和前沿性，但它为将研究成果转换为民国南洋经济实践作出了技术上的保证，从而使南洋经济研究的重心停留在作为国家政策参考与指南的层面①除上述调查研究之外，1936年国民政府还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南洋考察通商事约，其中以凌冰、林康侯为首的官方代表团从上海出发，途经香港、马尼拉、新加坡、槟榔屿，然后抵达曼谷，主要在泰国进行考察访问。1936年7月16日到11月17日，还有由中华工业总联会组织的、以高事恒为团长、胡士澄为副组长的南洋商业代表团，他们一路在南洋各地办国货展览，回来写了详细的考察报告，影响很大。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民国政府与南洋各国开始建立稳固性的商贸关系。。因而，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在科学理性指导下，看似最为客观真实又丰富多变的南洋经济研究话语也可规整为单一的国族话语，而“南洋华侨主题②南洋华侨在民国时期积极参与内地的建设和投资，到战时更是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相关情况请参考林金枝:《近代华侨投资国内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林家劲等:《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以及陈嘉庚的《南侨回忆录》，台湾龙文出版社，1989年。则强化了这一点。

五

第五类是有关南洋的奇观话语。民国南洋学的动力除了求知欲和建设欲，还有观看欲，引发好奇心和美感的风景元素也能见于学术著述之中。

顾因明编译的《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黃素封与姚枬合译的《十七世纪南洋群岛航海记两种》(商务印书馆，1936年)以及海顿著，吕一舟译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 (商务印书馆，1937年)都偏重于南洋的风俗考察，其中影响较大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尤以原始部落的野蛮风俗为研究对象，出版时还配置一些图片，可见其翻译趣味的偏向。

由于早期南洋交通史地研究者重视采取训诂学的方法，从中国古书中寻找有关南洋的历史记载，因而也常不自觉地附带一些奇观痕迹。如冯承钧的《南洋交通史》为较为严谨的考证性著述，中西文献都有所借鉴，但论及南洋各国的风土人情时，主要沿用的是《岭外对答》、 《岛夷志略》、《瀛涯胜览》、《诸蕃志》、《明史》等古籍的相关记载，也难免将古人某些猎奇之语继承下来。

另外一些介绍性著述则出现了观看性和知识性的奇妙结合。如邱守愚的《二十世纪之南洋》 (商务印书馆，1934年)较为琐碎但全面地展现了当时的南洋，从领土、人口种族及语言，到气候、政治财政、物产商业、入境手续、交通、都市、银行、币制、教育、华侨问题等无所不及。作为曾在南洋工作过7年的外交部官员，邱以极为严肃认真的研究性态度在写作③该书序言中作者指出著述的三大目标:一是使国人往南洋经商者有所问津，二是使原有之侨胞能熟悉当地情形，知所以维持其地位，三是并以供吾国主持侨务之参政而已，并附有宋子文、李宗仁、白崇禧等多位政要的序言。，该书可谓准人类学著述。但从正文之前多达71页的图片展览来看，似乎又是轻松的“旅行指南”读物，图片中“毫不羞涩的冲凉土女、神情木呐的安南幼皇、装束怪异的越南妇女、裸露上身的暹罗宫女等”，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视觉冲击力④这些图片是从作者另一本介绍南洋的书《美哉南洋》(南洋舆地学社发行，大东书局印刷，1929年)中拿过来的。《美哉南洋》一书以介绍南洋土人的奇风异俗为乐，配以图片和解说，具有更为强烈的旅游指南之趣味。在《二十世纪之南洋》这样更为严谨的研究著作中沿用此类图片，可能是出版商的商业策略的体现，但由此可见学术与趣味相结合的时代风尚。。相似的还有罗靖华的《长夏的南洋》(中华书局，1934年)、郁树锟主编的《南洋年鉴》(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39年)等，均成为观赏性图片展览与专门知识陈述的混合体。

此外，20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的南洋游记，如侯鸿鉴的《南洋旅行记》(无锡锡城公司，1920年)、梁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 (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卓宏谋《南洋群岛游记》，(北平王驸马胡同卓宅，1928年)、刘熏宇的《南洋游记》(开明书店，1930年)、刘光鲁的《南洋漫画录》 (文化学社，1930年)、陈枚安的《南洋生活》(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王志成的《南洋风土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沈厥成的《南洋奇观》(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1932年)、罗井花的《南洋旅行记》(中华书局，1932年)、郑健庐的《南洋三月记》(中华书局，1935年)傅绍曾的《南洋见闻录》(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31年)等，也具有探索与记录的特点，可视为南洋的准人类学散记，它们更是奇观话语的温床。

在中原与边缘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中，南洋曾涵盖在古代中国所谓南蛮 (夷)的范围之中，文明与野蛮的思维古已有之。南洋学中的奇观话语重复了有关文明与野蛮的古老思维，美丽的南洋作为另一种他者出现在民国国家想象之中。

结语

从清末转至民国，从封建王朝到现代国家，新的国家意识的出现和强化需要摆脱原有的朝贡思维，对南洋作出重新整理与定位，南洋学便在这样的视野中出现，它突出了科学认知原则，将晚清模糊不清的地域空间整理、规范成为一个清晰的地理空间、文化空间乃至知识体系。但是，民国南洋学的局限也是明显的，从运作策略而言，它以中国的现实需求乃至政策需要为驱动力，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以所谓建设新南洋①《南洋研究》这一影响最大的专业期刊最早响应政府的这一建设性口号，相关话语可在民国各种侨务政策文件和文人的话语中找到。为目标，工具理性强于科学理性;从关注焦点来看，鉴于华侨问题与中国的深切关联，南洋华侨成为不言而喻的研究焦点，强调南洋华侨是中华民国之子民，忽视其在南洋生成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归属;从其与传统的关联来看，它在重视对史地传统的整理发掘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学术的某些负面因素，奇观话语伴随学术话语滋生成长。实际上，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学术话语，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在这种学术视野中，南洋被塑造成一个他者形象，通过研究了解南洋进而改造南洋，使得南洋成为我所需要的样子，这便是南洋学对南洋的规训，其中较为缺失的是从南洋本土出发的体认与思考。

更值得关注的是，鉴于南洋华侨定位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民国南洋学对南洋的定位还存有内外不分的暧昧性，“我们的南洋”和“他们的南洋”仍是学术研究中并存的两种思路。二战后，当东南亚民族主义粉碎了南洋华侨的游离定位，当中国必须对南洋华侨群体作出内外之清晰鉴定时②1955年4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解决了双重国籍问题，多数选择留在居住国的华侨华人开始经历痛苦而漫长的本地化过程。战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对华人华侨作出经济、文化、教育和入籍上的种种禁限，乃至出现群体杀戮行为，这一系列的事实说明，那些曾经为我们革命和建设作出重大牺牲的南洋华侨们，为了在东南亚国家生存下去，需要作出的不只是国籍和政治认同的改变，更有文化和情感层面的改变。姑且不从道德层面去评判种种野蛮血腥的排华行为，但由此引发的自然事实是清楚的。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作为东南亚所在国国民的华人群体，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联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当东南亚与中国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位时，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也遭遇了挑战。某些成见很可能仍潜伏在今天的东南亚研究之理念中，这是我们在借鉴民国南洋学的经验时需要高度警惕和反思的。

【注 释】

［1］ 胡炳熊: 《南洋华侨殖民伟人传》，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第3页。

［2］ 刘继宣等: 《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导言》，国立编译馆影印本，1935年，第1页。

［3］ 李长傅: 《中国殖民史·例言和总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3页。

［4］ 金丁著，方修主编《马华文学六十年集: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有限公司，1979年，第109－115页。

［5］ 黄炎培: 《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二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189页。

Several Discourses of the Study of Nan Yang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Yan M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Study of Nan Yang;Nan Yang;Academic Discourse

The study of Nan Yang ros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re were several typical academic discourses．Though these discourses seemed various and incompact，they were limited in the sigh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Nan Yang and they were temporary and politic for the state．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mode and some concepts of the study of Nan Yang has faced some challenges．The gain and loss of it are still helpful for u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 nowadays．

DZ29

A

1008－6099(2011)01－0090－05

2010－08－19

颜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郭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