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昌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方法与观点

王子昌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广州 510630)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

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的单变量分析，就像一个放大镜，其结论固然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可以让我们明了每一个变量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中的具体作用。而现有的多变量分析尝试，固然可以给我们一种整体感，却也让我们迷失，无法把握各自变量的具体作用。也许以动态市场理论为基础的需求—供给模式可以作为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另一种多变量分析尝试。

本文将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一是笔者长期从事东南亚国际关系研究，对这一课题比较感兴趣和熟悉;二是梳理相关的文献可以使我们明了各种理论的优劣短长，更好地促进我们对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了解和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本文将依照现有作者分析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时使用的变量数量，对现有文献进行分类。第一部分介绍和分析运用单变量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相关文献，第二部分介绍和分析运用多变量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相关尝试。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尝试提出自己的结论和设想。

一 用单变量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影响最大，安全复合体理论最成熟

在用一个变量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文献中，影响较大、研究较系统的当属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把国家这一行为体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学派，其主要观点是，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谋略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在应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东盟的学者中，影响最大的是米歇尔·雷佛 (Michael Leifer)。他应用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东盟的主要代表作是《东盟与东南亚安全》(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在这本书中，雷佛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解释东盟的行为、东盟的发展壮大过程，认为东盟的行为主要是为了防止在该地区出现一个霸权国家，或者说，东盟把均势作为追求东南亚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手段。雷佛的弟子拉尔夫·埃莫斯 (Ralf Emmers)在其专著《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中的合作安全与权力平衡》(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ASEAN and ARF)中进一步发展了雷佛的思想，提出了权力均衡的两个维度，一是均衡思想的传统维度，这一维度强调的是实力与实力的均衡，另一个是他自己提出的均衡思想的规范的维度 (normative dimension)，这一维度强调的是制度对大国霸权行为的制约作用。拉尔夫·埃莫斯认为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取决于这两个维度的平衡。

笔者的拙作《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东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下文简称《国家利益》)和《东盟外交共同体:主体与表现》 (下文简称《共同体》)可以看作是从现实主义角度，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东南亚的地区安全合作的一个尝试。在这两本书中，笔者都把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体，研究国家如何讨价还价提供和生产地区公共产品，但二者的重点有所不同。《国家利益》一书着重研究的是东南亚地区国家内部的合作实践，《共同体》一书着重研究的是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交往以应对各种问题的合作实践。两书在章节标题中都没有提到地区安全这一概念。之所以没有提，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提倡的是一种泛化的安全观念，即综合安全，把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治军事安全的问题都视作安全问题，很难区分哪些合作不是为了安全的合作。因此在处理这一主题时，笔者在《国家利益》一书中的具体做法是将东盟国家的综合安全实践分解为几个具体的方面，如地区国家间的和解、地区的和平、该地区各成员国的经济繁荣、各成员国政治制度的可控性变迁等各个方面，从而分析东南亚各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对东南亚地区安全造成的影响，提出东南亚地区安全制度建设取决于各个国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对整个地区安全追求之间的一种平衡。

在《共同体》一书中，笔者处理东盟安全合作主题的具体做法是将其归类为应对各种风险的合作，这里所谓的风险即安全威胁。笔者的结论是，东盟作为一个外交共同体，通过创建多边地区论坛来应对安全风险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建构主义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流派，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话语和规则对国家行为体的建构作用。依据这种学派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是由其地位/身份和认知所决定的。而一个国家的地位/身份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认知不是固定的，它是国际关系中各个行为体通过互动逐渐形成和变化的。在应用建构主义研究东盟的学者中，加拿大学者阿米托夫·阿查亚 (Amitav Acharya)的影响可谓最大。阿查亚在其代表性著作《建构东南亚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问题》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中，将“东盟方式”(ASEAN Way)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认为东盟30多年以来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从1967年成立时的5国扩展到1999年的10国，从最初的东盟5国之间关于和平与安全的一种合作安排，到成立一个包括亚太各大国在内的、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 (ASEAN Regional Forum)，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他国家对东盟方式所代表的国家间关系行为规范的认同。换句话说，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维系于东南亚国家和其区域外的国家对东盟方式的认同。

建构主义不仅尝试着从认同的角度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进行研究，而且尝试着从安全化的角度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巴里·布赞 (Barry Buzan)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在《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一书中，布赞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这一理论。布赞提出，所谓的安全复合体，就是通过“安全透镜看到的地区”［1］。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经济地区、文化地区。安全地区是由该地区的行为体的安全互动建构而成的。一个安全地区就意味着“一组单位，它们的主要安全化 (securitisation)、去安全化(desecuritisation)进程或者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它们的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隔开来进行合理的分析或解决”［2］。巴里·布赞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一种概念，是因欲“提倡把地区层次作为从事大量应用性安全分析的恰当层次”［3］。

巴里·布赞认为，界定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主要变量有四个: (1)边界，将地区安全复合体与近邻区分开; (2)无政府结构，即地区安全复合体必须包含两个以上的自治单位; (3)极性，它涉及单位之间的权力分配; (4)社会性建构，涉及单位之间的友好与敌对模式。

布赞认为，依据以上四个变量，地区安全复合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该类型不包含全球性大国，其本地极性完全由该地区大国界定;在标准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依据地区行为体之间敌意/善意的程度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可以区分为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形态和共同体形态等三种不同的形态［4］;(2)中心化安全复合体，一种由单一全球性大国主导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如北美;或者经过制度的充分整合而具备全球行为体属性的安全复合体，如欧盟。(3)大国安全复合体，一种极性由一个以上的全球性大国界定的安全复合体，如东亚。(4)超级安全复合体，一个或多个大国存在，群体之间的互动水平比较高，安全复合体的形态和演进取决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如围绕“中国威胁”互动而正在形成中的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内的亚洲超级安全复合体。

布赞认为，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存在三种可能的前景:一是维持现状，即内核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里所谓的内核主要指国家间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 (敌对/友善);二是内在变革，即内核结构发生了变化;三是外在变革，即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外在边界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一个安全区域的收缩或扩大。

布赞认为，自己提出的地区安全复合体也是一种分析地区安全的框架。依据这种框架，地区安全的重点是研究地理上相近的一组群体 (可以是国家领导人，也可以是其他行为体)如何成功地代表“指涉对象”(国家、族群、环境)将某种“威胁”问题 (国家政局不稳、族群的语言教育问题、气候变暖等)建构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也即所谓的“安全实践”是如何成功的。他指出:“与传统、客观主义安全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把安全化而不是客观的安全问题当作安全复合体的基本动力，也就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基本动力是被作为安全问题加以详细阐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投射给地区的问题。”［5］

运用这一视角，巴里·布赞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以下观点:(1)在冷战时期，现今地理意义上的东南亚国家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安全地区，即一个东南亚安全复合体。构成这一安全复合体的有两个国家组群，一个是东盟国家，一个是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促成该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是两个群体之间的相互安全化 (即相互把对方看作安全威胁)及与此相应二者的互动。虽然外部大国势力严重渗透进该地区，但并没有完全覆盖这一地区。需要指出的是，缅甸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东南亚，但缅甸在这一时期没有成为这一安全地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与东南亚安全地区隔离的行为体。(2)冷战的结束对这一安全复合体引发了两场变革:“从冲突状态到安全机制，从地区安全复合体到次级安全复合体。”［6］简要解释如下:首先，在冷战结束以后，两个国家组群之间的敌意/友善关系模式的改变及对外部威胁相对一致的认知和互动，结束了两个国家组群之间的敌对。不仅如此，东南亚地区的所有国家还以东盟倡导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建立了一个安全机制，从而使东南亚地区复合体的形态由冲突形态转换为安全机制形态。其次，东南亚和东亚内部的互动，使东南亚地区由一个独立的安全复合体变为东亚安全复合体的一个次级安全复合体 (与独立安全复合体的区别在于，次级复合体顽固地植根于更大的地区安全复合体内)。东南亚和东亚的互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中国威胁”问题上的互动;一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投资贸易和金融互动。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 (Ole Waver)认为:

“在1990年代，亚洲的区域安全互赖格局(patterns)在外表上发生了改变，这是因为东北亚和东南亚已经联结为一个单独的区域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曾经是联结区域之间亚洲超级复合体的强壮纽带现在已经变得如此突出，以至于把两个亚洲东部的两个复合体联接成为一个单独的东亚区域安全复合体。这一超级复合体以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使东亚联结成为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纽结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以中国为中心，该主线开始形成于冷战时期，脱胎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早期的军事—政治联系。随着苏联淡出东南亚，中国和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与安全联系变得更加重要，这导致了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军事政治安全互动过程中相互联系的增强。第二条以日本为中心，该主线脱胎于20世纪80年代持续增强的东亚经济联系模式①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这里所说的经济联系模式主要指的是以日本为头的东亚雁型发展模式 (flying geese model)，具体表现为“资本、生产和技术从日本逐级向东亚其他国家扩散”。参见Barry Buzzan and 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57．。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经济联系模式越来越多地与地区安全关系联系在一起，成为贯穿整个东亚安全互赖的又一个因素。”［7］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在对东南亚地区安全进行单变量研究的现有文献中，巴里·布赞的安全复合体理论要相对成熟一些。它不仅通过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东南亚地区安全形态的演变，而且通过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导致东南亚地区安全态势和东南亚安全复合体演变的核心变量:地区行为体之间的安全化和去安全化。

二 用多变量分析东南亚地区安全:尝试勇气可嘉，诸多细节待完善，新的设想虽好但有待尝试

笔者很少看到尝试运用多变量分析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文献。依笔者之见，南京大学郑先武博士的专著《安全、合作与共同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可以看作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尝试。下面对这一尝试做一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首先一个问题，郑博士的研究是否为一种多变量分析?要弄清这一问题，要看郑博士对安全区域主义的定义和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的相关说明。据郑博士的表述，安全区域主义是指“一个特定区域的各种行为体实现安全目标的各种思想、观念和计划以及为此展开的一系列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实践。”［8］

那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安全区域主义概念呢?郑博士指出，他之所以要提出一个新的安全区域主义解释框架，是因为其“谋求采用一种将物质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结合的‘混合方法’，通过分析目前区域主义研究领域影响较大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核心理论流派的现实解释力及其局限性，来建立一种综合的解释模式”［9］，为地区主义的发展提供一种更好的描述和解释。其具体做法是，用现实主义解释初级和低级阶段的区域安全实践 (安全复合体)，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解释高级阶段区域安全实践(安全共同体)。不仅如此，郑博士认为，自己的安全区域主义还是一个整体的解释框架，即它可以“将全球、区域、国家等不同的分析层次、各种物质变量和观念变量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不同领域视作一个互动和互构的整体”［10］。依据这种框架，首先，应该将区域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区域，是行为体通过各种互动构建而成的区域;其次，应该将安全看作是多维度的，这里讲的安全既应该包括传统的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也应该包括非传统的经济安全、个人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第三，研究的方式，既应该包括传统的经验的、实证的安全研究方法，也应该包括批判的安全研究方法等。

正是依据郑博士的这些表述，笔者认为郑博士对东南亚地区安全的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郑博士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在其专著的第91页的表格“复合关键变量”一格中，郑博士共列举了7个变量，它们是权力、利益、依存、规范、认同、信任、制度。

郑博士的研究方法有什么问题吗?笔者认为，从哲学上讲，郑博士的出发点就是值得商榷的。郑博士企图要找到克服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解释模式的局限的综合的解释模式，换句话说，要找到一种完美的解释模式，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从推理上讲，将这些变量并列是违背逻辑的。逻辑要求每一个变量有自己独特的含义，要求讲清一个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具体的关系，如果变量的含义相互重叠，而且将诸多变量并列，那就很难说得清到底是哪一个变量在起作用，起到了什么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权力和利益的分界线在哪里?规范和制度的区别又在哪里?权力和制度、权力与认同、制度和认同如何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从具体运用方面，这种多变量分析也很难达到其预期效果。笔者认为，虽然郑博士的安全区域主义的分析框架有很强的涵盖性，但这一长处也埋伏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难题，即两种安全研究方法的对立。

传统的军事安全研究用实证的分析方法，而新的安全话语实践要用非实证的分析方法。建构主义认为一些问题，难以用实证的方法进行分析。举一个例子。一个算命先生告诉你:你今天出门有血光之灾，只有闭门不出，才可以躲过灾难。你依言而行，没有发生血光之灾。这能证明他的预言正确吗?不能，因为你没有出门。把算命者的话比作安全话语实践，那么同样不能用实证证明安全话语实践的正确。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安全问题时，根本不去实证一个问题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安全威胁问题，而把安全化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一旦这种“安全实践”成功，安全问题就会分享紧缺资源，影响一组群体之间的安全态势。

因此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传统的和客观的安全研究方法与建构主义的批判的安全研究方法是难以协调的。在一本书里，你不能把安全问题当作传统的安全问题用实证的分析方法分析一通，证明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安全问题，然后将其作为安全话语实践，再用非实证的方法分析一通，说明这一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安全化的产物。笔者通过这一例子想要说明的是:一些东西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太过宽泛的概括看似克服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但事实上却是给自己以后的分析造成了逻辑上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巴里·布赞在其“修订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十分明确地主张“建构主义方法和更宽泛地安全化研究议程”［11］。在他那里，所有的传统的安全实践都被看作是成功的安全话语实践，从而避免了传统安全研究与建构主义批判安全研究的矛盾。

下面结合郑博士的具体观点分析其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形态的变化的观点。郑博士认为，“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经历了从古典安全复合体到异质安全复合体的演变。古典安全复合体以冷战为背景，以军事—政治安全为核心议题，主要由国家和区域政府组织驱动;异质安全共同体以冷战后的全球化发展为背景，综合安全为核心议题，由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驱动。”［12］安全复合体形态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是其物质结构从东盟国家与印支国家两个相对独立的‘次区域安全复合体’转变为一个统一的‘东南亚区域安全复合体’;二是其社会结构，即敌意/善意模式从以敌意关系为主导的‘冲突形态’转变为友善与竞争关系并存的‘安全机制’。”［13］通过与前面巴里·布赞的描述相比，可以看出，郑博士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细化和发展了巴里·布赞关于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

其次是关于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演变的观点。郑博士认为，“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是一个从以区域安全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安全机制’到区域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安全连续统一体’。”［14］关于这一点，笔者没有异议，需要强调说明的是，在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是三种状态——冲突状态 (如泰缅边界冲突)、安全机制 (一种以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消极的安全机制)状态、多元安全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表面形式多于实际内容的经济一体化)——并存，而不是三者相继。

第三，关于安全地区主义分析框架的解释力。郑博士认为，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实践证明了其提出的主要命题:“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安全区域主义的背景条件”，“安全区域主义是一个发展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安全区域主义的施动力量是多元行为体和复合关键变量”。关于这些结论，笔者没有细致地研究，不便多言，这里仅提出一点:把全球化作为安全区域主义 (郑博士关于安全区域主义的定义见前面的引文)兴起的背景在表述上是否妥当?按照巴里·布赞的观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与运作取决于国际体系各个单位之间的友好与敌对模式”［15］。依据这一观点，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只与该地区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相关。即使在古代，没有今天的“全球化”照样会有安全区域主义。现今国家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更紧密联系 (这也许是郑博士“全球化”一词想要表达的意思。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无主句，是一个不加上主语就不知所云的一个概念，因此一般不用这一概念)只不过突出了安全区域和某些区域合作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构成安全区域主义的一个必要背景条件。

第四，关于东南亚安全地区主义的政策建议。郑博士认为，为了适应建设“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大趋势，东盟要: (1)以一个单一行为体的身份寻求与东南亚区域外的大国，如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建立一种有效的、制度化的大国协调，其具体设想是将东亚峰会制度化;(2)通过建立融合综合安全议题的“集体安全机制”，着力打造自己富有内聚性、自主性和领导能力的实体地位，其具体设想是经由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建立一种区域维和机制，作为走上更高水平的区域集体安全机制的第一步［16］。关于第一个对策，笔者这里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将东亚峰会制度化成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者未见到郑博士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这一对策建议也就等于没有提。第二个对策，由于没有提出如何改变东南亚国家对弱机制化的偏好，仍然不具有操作性。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从顺应建设“东盟安全共同体”的需要到建立大国协调机制的对策之间的因果联系太弱。不仅如此，从这种推理提出的对策建议是与东南亚地区安全利益相悖的。因为大国考虑的是大国认为重要的事情，大国的协调势必会牺牲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 (要使大国协调对东盟地区安全有利，需要改变大国之间的共有认知和互动模式，而这是东盟难以做到的)，因此东南亚国家从自己地区的安全考虑，希望大国最好一直争斗和不协调下去。东盟国家现在正是这样做的。理论推出的“应该”与实际相悖，说明郑博士的理论运用还存在一定的问题①笔者认为，布赞是不会提出这种对策的。布赞认为，大国的利益是超地区的，在利益筹划和具体行为时往往会弱化和牺牲地区利益。因此地区安全复合体需要将大国行为的不确定性视为一个安全问题。又因为无论如何，弱国都很难与大国抗衡，如果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机制，平衡利益制定决策时弱国的利益难保不被牺牲。这正好解释了东盟为什么那么偏好弱机制化的各种论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郑博士的尝试勇气和精神可嘉，其尝试细化了巴里·布赞安全复合体理论对东南亚地区安全形态变迁的描述，但在解释方面却失去了巴里·布赞建构主义分析的犀利和简洁。其对策建议缺乏操作性而且与东盟地区的安全利益相悖。因此郑博士的尝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下面笔者试图从奥地利经济学学派关于动态市场的看法谈一点对多变量分析的认识和设想。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具体地说，是一个企业家发现机会、创造利润的过程。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企业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发现和创造既有资源的非一般的用途。在市场过程中，企业家凭借着自己对现有资源用途的独特认知，对现有的资源不断地进行组合，创造出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笔者认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动态市场的这一观点，可以为我们运用多变量模式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提供一些启示。

把东南亚地区安全比作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把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的学者专家和试图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的政治家 (这里的政治家是泛指的，即包括关键政府的领导人，也包括市场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比作是市场上的企业家，就可以设想一个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的需求—供给模式。其设想如下:

把现有的国家实力比作既有的资源 (现实主义模式下的物质权力，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为了应对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现有的专家学者、政治家就需要经常开会研讨，设计和提出各种既有国家实力的各种组合方案和制度规范，以尽可能地促进国家利益和地区安全 (自由主义的制度)。为了争取自己方案获认同，专家学者和政治家不停地写文章和发表演说，宣传自己的方案设计关乎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并试图塑造国家和地区的新身份 (如无核区、中立区等)，增加国家和地区对于自己方案的购买和使用 (建构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地区对方案和制度设计的购买和使用，不仅取决于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时尚的外观，而且还要取决于地区的购买力。否则，就可能出现假冒伪劣，如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东南亚安全共同体。

从以上的设想可以看出，这种模式将结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分析模式的主要变量，但并不将其并列，而是分别作为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认知前提、创新制度设计和方案宣传三个不同的环节体现出来。因此，该模式特别强调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认知与创新作用，也即建构作用，在这一点上，需求—供给模式可以看作是巴里·布赞建构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改造版，该版本仍然强调对各种安全议题和方案设计的动态分析，只不过这一版本不需使用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安全化、安全话语实践、去安全化等概念。而且依据这一模式推理出的对策建议也是相当明确的:发挥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企业家才能，鼓励各种安全设计方案的竞争。

这一模式的效果如何?期待您的尝试。

【注 释】

［1］〈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43页。

【注 释】

［2］ 潘忠岐等:《一种研究国际安全结构的地区主义方法》，〈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译者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III页。依据巴里·布赞的解释，安全化就是将一个问题提升为安全问题的过程。一旦一个问题被一个地区共同接受和理解为安全问题，就需要该地区为消除安全威胁采取紧急和特别的措施。去安全化意味着一个安全问题被淡化或边缘化，并减少或停止为处理该问题而采取的紧急和特别措施的过程。去安全化可能是直接的话语进程，表现为淡化对形势的界定，但更经常地表现为间接地将政策的关注点转向其他问题，从而减少对既有安全问题的相对关注。参见〈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471页和第472页。

［3］ 同 ［1］，第41页。

［4］ 同［1］，第54页。严格说来，共同体已经不可以被看作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种形态，而只能看作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一种发展前景。因为在巴里·布赞那里，“地区安全复合体的定义是以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和安全考虑为基础的:一个地区安全复合体必须包含安全化的态势。通常这意味着地区中的行为体彼此安全化。但是，安全共同体的发展是以去安全化进程，或在温特看来应该属于康德社会结构的东西为标志的:行为体不再把彼此作为安全问题来对待，并开始作为朋友行事。他们仍然竞争，并时而感受到挑战，但是，他们会把这些作为常态的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来处理，而不是作为安全事务——亦即激发极端对策的生存威胁——来解决。”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55页。笔者猜测，正是可能因为这一点，才促使郑博士舍弃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这一提法，提出自己的安全区域主义概念。

［5］ 同［1］，第73页。需要指出的是，建构主义研究的安全问题可能是与地区安全复合体正在应对的问题一样的。关于这一点，巴里·布赞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被成功地安全化了，以至于研究者也认为它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安全问题。

［6］ 同 ［1］，第145页。

［7］ Barry Buzzan and Ole Waver，Regions and Powers:The St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156－157．

［8］ 郑先武: 《安全、合作与共同体》，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第91页。

［9］ 同 ［8］，第355页。

［10］ 同 ［8］，第358页。

［11］ 同 ［1］，第69页。

［12］ 同 ［8］，第212页。

［13］ 同 ［8］，第180页。

［14］ 同 ［8］，第252页。

［15］ 同 ［1］，第39页

［16］ 同 ［8］，第373页。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Methods and Viewpoints

Wang Zichang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

Southeast Asia;Regional Security;Studies

Though uni-variable method in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may magnify the influence of a variable，it makes us concretely understand the roles that single variable plays in safeguarding the Southeast Asia．Some existing studies which use multi-variable method try to display the roles that play by every variable，but fail to let us understand what kinds of role a concrete variable could play．So it is hoped that demand-supply method，which is based on the dynamic market theory and integrates the three main variables，may help us to promote the studies of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D815.5

A

1008－6099(2011)01－0004－06

2011－01－13

王子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胡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