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源 周 亮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州 510630)

明清之际中越关系的演变与抉择

陈文源 周 亮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州 510630)

清朝;南明政权;中兴黎朝;中越关系

明清更替之际，安南王国作为中国传统的藩属国，面对新朝与旧朝残余分治的局面，其主政的中兴黎朝先是出于恢复“王爵”的要求，与南明政权频繁互动，互相支持。后因南明衰败无望，清朝实际控制了全国局势，加之在其国内对手武氏、莫氏割据政权先后归顺清朝，并获得了封号，中兴黎朝为了确保其于安南国内统治的正当性，无奈地归顺清朝。

满清入关后，朱明遗族在南方相继建立了弘光、隆武、永历等流亡政权，控制南方多个省份，与清王朝抗衡。面对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安南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其主政的中兴黎朝是与南明流亡政权保持关系，还是承认新的满清王朝?必须作出抉择。关于明清之际中越关系演变的过程，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其最重要者，如牛军凯《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 (1593—1702)》(中山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孙宏年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他们对这一时期中越关系基本脉络作出了较清晰的分析，尤其是前者，对一些细节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但是，在这时局大变革中，越南中兴黎朝统治者的邦交心态与策略，仍有较大的讨论空间。本文正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就明清交替之际中国政局的演变，以及安南面对中国政局的变化所作出的反应进行探讨，为深化这一专题研究，提供更多的史料与思路。

一 南明政权与安南黎氏政权的互动

崇祯十七年 (1644)，李自成率义军攻陷北京，随后满清入主中原，标志朱明王朝的终结。随后，在一批批义士的支持下，朱氏遗族南逃，相继于南京、福州、肇庆建立了弘光、隆武、永历流亡政权，以抗衡清朝的南下，使明朝的历史残延二十余年。这一时期，史称南明。

晚明时期，明朝面临内外交困，曾多次派使节到日本、澳门请求军事援助，但始终没有对传统属国——安南王国提出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安南国内长期战乱，当时安南黎氏、莫氏、阮氏三权纷争，形成鼎立之势，各政权自顾不暇，对明朝事务自然难以照应;二是明、安关系复杂而微妙。虽然明朝于万历年间承认黎氏政权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地位，但同时安插莫氏政权的残余于高平一带，以抗衡黎氏，黎氏对此心存不满。后来黎氏反复请求恢复王爵的封号，明朝均以各种理由搪塞，这就更加深了黎氏与明朝的隔阂。因此，黎氏对明朝表面恭顺，实则蔑视双方的传统宗藩关系，立新王不及时请封，朝贡不按时，甚至要明朝官员多次催促下才向明朝进贡;进贡时常常提出条件，更有甚者，有时对催贡使者耀武扬威。崇祯十三年 (1640)，兵科给事中张晋彦曾对安南黎氏政权趁明朝内乱之机多方要挟，发表了明朝在处理与安南关系时的原则性意见，曰:“虽朝廷字小，不靳殊典，而荒夷要挟，岂可徇情?使郑桩得其志，将遂悍横，忧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券，塞溪壑之欲，岂可得哉?”［1］

当崇祯王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后，明朝后裔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建立弘光政权。弘光朝廷延续了晚明的对外政策，欲依赖外国的军事援助以拯救业已覆没的王朝，除继续向日本、澳门等寻求支援外，对安南的态度也产生较大的改变。

南明向安南派出使节始于弘光年间，《明末纪事补遗》载:弘光二年 (顺治二年，1645)“王乃遣锦衣卫康永宁航海乞师安南，风逆，自崖而返。是时，安南入贡，使人衣冠颇类中国，但椎髻跣足，所贡惟金龟、银鹤、炉香、绡，无异物也。”［2］黄宗羲在《行朝录》亦载，弘光二年正月，交趾遣使入贡［3］。

弘光二年 (1645)八月，唐王朱聿健在福州建立隆武政权，随即又派都督林参出使安南求援［4］。安南也许认为，明朝在危难之际，向其求封或许容易成功，因此于次年 (1646)二月派遣正使阮仁政、副使范永绵、陈概、阮滚等随天朝使节、都督林参从海路前往福建，贺隆武帝即位，并求封王爵［5］。但安南使者尚未抵达福州，隆武帝已经被清人所杀。

隆武元年 (1646)十二月，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永历。安南使者阮氏等在福州求封无果，听说永明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也顺道入谒永历帝。此次永历朝廷答应了安南使节的请求，同意恢复安南黎氏的王爵。永历元年 (顺治四年，1647)五月，永历朝派遣翰林潘琦、科臣李用揖赍敕书诰命并涂金银印前往安南，正式册封黎真宗为安南国王［6］。安南国被明朝撤消王爵近百年后，至此才得以恢复。

对于永历政权的好意，安南黎氏政权也给予了相应的回报。同年 (1647)夏，安南派出300艘战船进逼广东廉州。驻守廉州的清兵将领闻讯后派人宣谕曰: “天与人归，华夷一统，闻交王贤明，必能上顺天意，各守土地，安分守法，清朝无有苛求之意。”并明确指出:“自河州以外至分茅铜柱，久系贵国耕牧之地，应为安南国;若借名侵管一步，即锢解正法。不可妄听流言，致生异念。”安南郑主辩称: “本国旧境自分茅铜柱至桂州、浔州、南宁、太平、镇安、思明、思恩各府州县，已差兵巡守其地，烦为发牌来，得凭执守，以免天兵侵轶。”［7］上述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早于1647年，清朝就与安南黎朝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并确认两国边界，表明清兵无意入侵安南国土。其二，安南此次出兵恰在永历册封黎真宗为安南国王之后，虽然史料说安南有“并广东意”，但从另一侧面可以说明，很有可能这是应永历之请，以守护疆土为名，向永历朝进行军事援助。因为所列举桂州、浔州、南宁、太平、镇安、思明、思恩等地，正好是此时永历朝所控制的范围。只是清兵强盛，南明败退迅速，安南不得不退兵而已。

永历二年 (顺治五年，1651)二月，永历帝为清兵所逼，移驾驻跸于南宁。同年，派遣张肃等出使安南，再次请求资助“兵象粮铳，以助恢剿”［8］;并且嘉封安南清都王郑梉为都统使大将军。但郑梉并不满足于此，他派使节前往南宁谢恩，缴还原来大将军的敕印，要求改封为安南副国王［9］。郑梉的无理要求，缘自他在安南黎氏政权中的权威，以谋求与安南国王同等地位［10］。

永历朝廷毫无尊严地答应郑氏的要求，并以“特崇殊典”嘉封其为安南副国王。永历朝此举，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急需稳定安南。郑氏掌控安南黎氏政权的实际权力，而此时满清已基本控制广东，因此让安南哪怕是表面顺服自己，至少不致于有后顾之忧，因此在册封郑氏为副国王的表文中强调曰:

朝廷置外藩，所以抚要荒弘捍蔽，承平则渐濡德教，戡定则翊赞明威，维翰维城，无分中外。尔懋膺宠锡，务益忠贞，来辅黎氏，永修职贡，作朕南藩，永世勿替［11］。

二是希望郑氏给予更多的实质性的支持。从史籍记载来看，永历朝对郑氏的崇高礼遇，确实得到了郑氏的回报，郑氏答应每年助银二三万两［12］。在永历帝偏安于安龙府期间，“命使来求兴化诸州之地，王乃乞纳十州税例，半为内地 (兴化东川簿仝年供纳北聘一州金二笏、银一笏)。”［13］后来越南史臣阮廌也指出:“中兴之第四叶，元帅清都王久统国政，私使使祈封于明，明封为副国王，王乃献以阳泉五县。”［14］

永历朝廷愿意放下尊严与郑主交往，更多表现出永历的衰弱与无奈，安南史家潘辉注对于南明政权与安南关系的转变有过这样的评述:

中兴初，累求王封，明人未许，至是则既封国王，又有副王辅政王之命，册使叠来，有加无已，视前迥不同。盖当明人南奔，事势穷蹙，所以望救于我国者，正在昕昕，故其宠命之加，不惜烦黩。今读其诰册，纵可想见情状，而一代盛衰之会，亦当为之一概云［15］。

二 安南黎氏政权对永历政权的态度转变

永历六年 (1652)，清兵从桂林、柳州南下，直逼南宁，永历帝在孙可望的挟持下偏安安隆，并改名安龙府。永历十年 (1656)，又在李定国的护送下逃往昆明。同年安南的黎真宗去世，黎神宗复位。次年郑梉去世，其子郑柞承袭，成为安南新的掌权者。此后安南黎氏与南明永历政权的关系急转直下。

永历十一年 (1657)，秦王孙可望、鲁王朱以海都曾遣使出访安南，这些南明使节被迫向黎朝郑柞行跪拜礼［16］。次年，代表永历朝前赴罗马寻求西方军援的西方传教士卜弥格回到远东，因此时澳门已向清朝投诚，便派人通知，不得在澳门登岸。卜弥格万般无奈，便欲转道安南进入广西，继续追随永历帝。郑柞对这位永历的使节百般阻挠，后经在安南的西方传教士求情，才得以通过安南。卜弥格到中越边境时，获悉清兵已经控制两广，永历也已西撤昆明，绝望之下，希望回到安南，却遭到拒绝，不得不徘徊于中越边境，终因忧郁成疾，于次年病故。从这些事件可以说明，安南新主对南明的态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永历十二年 (1658)，郑成功派使臣徐孚远等前往拜谒驻跸昆明的永历帝［17］，道经安南。郑柞引用先前鲁王、秦王的使节之例，提出在会见时要求徐孚远行跪拜之礼。为此，徐孚远去函表示不可接受，信中曰:

自我朝遣使至贵国，二百余年，载在国典，只行宾主礼，此贵国先王及贤大臣所共知者也。惟去岁秦、鲁二藩使来，用拜礼。二藩虽贵，乃大明之臣，与贵国敌体，其所遣使，仍奔走，末弁爵，不列于天朝，名不闻于闾巷。先王宴而资送之，不为薄矣。……伏惟殿下访诸大臣，得遣一两员来，与孚远等商定，使孚远等有以受教于殿下，有以不获罪于朝廷，不贻讥于天下万世。殿下之大惠也，孚远等之至愿也［18］。

后来，徐孚远还向前来议礼的安南礼部尚书范公著表达宁死不屈的决心，其“赠安南范礼部”诗曰:

十载风尘卧翠微，今来假道赴皇畿;

未闻脂秣遄宾驾，更有荆榛牵客衣;

生似苏卿终不屈，死如温序亦思归;

南方典礼惟君在，侨肸相期愿弗违［19］。

徐孚远此次安南之行，尤感国力衰弱，使臣受辱之悲愤，其诗有云:“天威未振小夷骄”，又曰:“千行涕泪王威弱，三月拘留臣节艰……安得禁申求颇牧，早施长策定南蛮。”［20］为了坚守臣节，他在安南滞留三个月后，无奈地原路返回厦门。郑成功闻讯后大怒，“遂禁商船不许往交趾贸易”［21］。

安南中兴黎朝对永历朝使节态度转变的原因，牛军觊博士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1)南明的衰落使安南了解到清军的强势; (2)秦、鲁二王使节的先例; (3)郑柞个人的原因，主要是对永历帝没有册封他为副国王心怀不满［22］。这些分析有欠完整。

安南对南明态度的变化，应当是对形势评估后作出外交政略的调整。早于顺治四年 (1647)，清朝以浙东、福建平定而诏示天下，曰:

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23］。

满清新政权首次对于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海诸国释放善意，阐明其对外政策，依然遵循旧朝的“怀柔”原则。

同年六月，清朝释放琉球、安南、吕宋等国入贡隆武朝的贡使。《清世祖实录》载:

初琉球、安南、吕宋三国各遣使于明季进贡，留闽未还，大兵平闽，执送京师，命赐三国贡使李光耀等衣帽缎布，仍各给敕谕遣赴本国，招谕国王。谕琉球国王敕曰: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谕尔国，若能顺于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朕亦照旧封赐。谕安南、吕宋二国文同［24］。

清朝通过优抚、释放贡臣，再度释放善意与诚意以招徕各国的信任与归顺，并明确指出，只要缴出明朝的封诰印敕，即可获得新的册封。

七月，清军基本上控制广东地区，清廷又一次特颁恩诏，其中有一节专门解释其对外关系的原则，重申其对南海藩国的“怀柔”政策不变，曰:

南海诸国暹罗、安南附近广地，明初皆遣使朝贡，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移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25］。

清廷多次对外宣示其优抚政策，南海诸国并没有立即作出回应。迟至顺治七年 (1650)12月19日，澳门葡萄牙当局才正式向清军前山参将杨汝柏献“投诚状”［26］，次年 (1651)1月31日，靖南王耿精忠代表清政府接受了澳葡当局的归顺，并承诺保证澳门及其市民的安全［27］。顺治九年 (1652)十二月暹罗国请求换给敕印勘合以便入贡［28］。顺治十三年 (1656)七月，清廷准许荷兰“八年一次来朝”［29］。安南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素有密切的经贸交往，周边国家向清朝的归顺，对安南执政者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郑梉之所以迟迟没有行动，缘于他得永历的恩惠至深。而郑梉之子郑柞则没有这个包袱，当他承袭父权之时，永历已退缩到西南，可以肯定，永历复兴断无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郑柞不得不为接受新主作准备。

三 安南黎氏政权之弃明投清

顺治十六年 (1659年)六月，永历帝及其少量随从逃入缅甸，而大部分南明残部则逃散于安南与缅甸等地。八月，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奏报，安南国都将、太傅、宗国公武公恣遣目吏玉川伯邓福绥、朝阳伯阮光华“赍启赴信阳郡王军前，摅忱纳款”［30］。安南西部割据政权武氏率先向清廷投诚。九月，莫敬耀差杜文簪、阮维新等人向驻守广西太平府的清朝官员何起龙递交了“投诚谒”。在表文中，莫敬耀自称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希望清朝“使本司得以恢复旧疆”。但清兵将领并没有即时接纳，而是提出两个纳顺的条件:一是交出南明德阳王、太监黄应麟、总兵阎永德、郭崇正、谭佐明、水师张仕朝、李联芳、副将饶仁素、户部庄应琚、锦衣卫张进忠等;二是归还所侵占的归顺、镇安、龙州、下雷、湖润、上、下冻等地。并威胁说:“你看云南、贵州李定国俱已平定，你高平宁有多大地方，徒自取灭亡无益。”十月三十日，莫敬耀再次呈文“申前事”。十二月，两广总督李栖凤将莫氏投诚状上报清廷。广西巡抚于时跃建议:“安南都统使莫敬耀向化投诚，请给印敕，应如所请。”顺治十八年 (1661)四月，清顺治皇帝认为:“授都统使、给与印敕，系故明之例，本朝不宜沿习。安南远方一国，莫敬耀倾心向化，自当另授官职，以示鼓励。应照何国归附例，授何官衔，给何印信?”［31］要求兵部与礼部等拟出一个办法。五月，清廷兵、礼等部议定:“安南国都统使莫敬耀带领高平等处地方效顺，应增本秩封为归化将军，以示鼓励。印信敕书，俟进贡到京之日给发。”［32］但莫敬耀未授封而卒。十一月，清廷将封号“归化将军”恢复为明朝的旧例“都统使”，并授予莫敬耀之子莫元清。

在安南国内两股割据势力武氏、莫氏相继向清王朝投诚的同时，实际掌控安南政权的中兴黎朝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为稳固其在安南的地位而作出抉择。顺治十七年 (1660)七月安南国王黎维祺向清朝表达了归顺之意。清朝对安南黎氏的归顺，提出两个条件:一是缴还南明敕印，二是协助剿除南明残余。同年，南明败将邓耀逃入安南，清兵将领谕知黎氏，请求协助剿抚。黎氏出兵协助围剿，“杀溺贼众无算，邓耀削发，窜匿粤西”，最后被清兵擒获［33］。十八年 (1661)，黎氏又将南明光泽王朱俨铁等人交出。对于安南的配合，清廷给予很高的评介，曰:

尔安南国王某，克殚厥猷，乃心王室，摅诚向化，贡使频来，列爵衔恩，勤劳茂著。近者禀我方略，益抒忠悃，擒俘伪王朱某归之，边吏以实上闻，朕甚嘉焉。夫功莫高于歼逆，而治有贵于销萌，维尔之勋于斯为最，是用赐敕奖励，兼赐王某某诸物。尔其永此忠猷，祗承罔斁策勋之典，朕无靳于便蕃也［34］。并谕令大加封赏以示勉励，礼部拟定赏银100两、锦4端、纻丝12表里。康熙帝继位后，认为安南国王“倾心向化，复协助剿贼，深可嘉尚，尔部以故明卑视外国之礼议复，殊不合礼，著另议”，随后议定，赏银500两、大蟒缎、妆缎、锦各2匹，彩缎表里各12匹。同时在敕文中赞扬黎维祺“古称识时俊杰，王庶几有之”［35］。

顺治十八年 (1661)闰七月，黎维祺正式向清廷归顺，但对清廷要求缴印一事则表示“前代旧制，原不缴换敕印，惟待奉准贡例，依限上进。”［36］清廷要求缴出明朝印玺，只是在程序上证明安南放弃了对旧王朝的效忠。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清廷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因此，此后五年间，由于安南以种种托词拒绝缴印，即使安南与清朝的使臣往来频繁，甚至于在两国关系不明朗的情况下，清廷还派使臣前往吊祭黎维祺，但清廷始终没有册封黎氏的意思。迟至康熙五年 (1666)二月，礼部向安南黎氏发出了最后通牒，表明了如果再不缴印，有可能断绝交往，曰:

今岁安南国黎维禧例当进贡，所受永历敕印，屡谕缴送，迟久未至。始称无缴送之例，今复欲委官临关，当面销毁，殊非尊奉天朝之礼。请敕广西督抚移文再行晓谕，速将伪敕印送京，准其入贡，否则绝其来使［37］。

迫于清廷的压力，五月，安南国主黎维禧不得不将南明永历朝的“敕命一道，金印一颗”缴送两广总督卢兴祖。至此，清朝才谕令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38］。康熙六年 (1667)，清朝派遣内国史院侍读学士程芳朝、礼部郎中张易贲前往安南举行册封大典。这就标志着安南与清朝建立起传统的宗藩关系。

四 余论

在古代中越宗藩关系中，无论是宗主国还是藩属国，于王朝更替之时，均谋求得到对方的承认，只有这样，其政权在国内才更具合法性。满清替代朱明王朝，总的来说，基本沿习旧明王朝的制度，承认安南黎氏的主导统治地位，册封为安南国王，而莫氏虽然投诚较黎氏早，却只以“都统使”赐之，并未能与黎氏享有同等的地位。相对而言，安南黎氏对于满清王朝的态度就耐人寻味，其表现有三:一是，安南黎朝向清廷的归化是迫于无奈。因为在安南的其他竞争对手武氏、莫氏均已先后归化于清廷，并获得了封号。安南黎朝不得不为争取“合法”地主导安南政局，转而归顺于清。二是，安南黎朝关于“缴印”问题，与清廷交涉了数年之久，最后也是在清廷强硬的立场下不得不妥协。三是，当安南黎朝与清朝建立了传统的宗藩关系后，双方又在邦交礼仪上争持，安南黎朝坚持明朝时的“三叩五拜”之礼，而清朝则要求安南行“三跪九叩”之礼。安南自以为继承了中华正统，对满清所代表的游牧文化有所鄙视，自然难以接受。因此，这一场邦交“礼仪之争”，实际上是关于文化正统论之争。回顾安南中兴黎朝与清王朝的交涉过程，从“缴印”问题到“礼仪之争”，可以透视出安南的某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得不屈服于清王朝的强势，另一方面对明王朝及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正统观还有所眷恋。

【注 释】

［1］《明崇祯实录》卷1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年，第398页。

［2］ 清·三余氏:《明末纪事补遗》卷4，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3册，第250页。按:瞿其美《粤游见闻》载，隆武元年派康永宁出使安南，因“风逆不得泊岸，望涯而返”(《明季稗史汇编》本，巴蜀书社影印本，1993年，第8页)。越南史籍《历朝宪章类志·邦交志》记载，隆武派往安南的使者是都督林参，他成功会见了后黎国王，并招来安南方面求封和朝贡的使节 (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2061，第29页)。

［3］ 清·黄宗羲: 《行朝录》，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4册，第597页。

［4］〈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下)卷18，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行，昭和59年，第950页;〈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邦交志》，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2061，第29页。

［5］〈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整理《大越史记全书》(下)卷18，昭和59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行，第950页。

［6］〈越〉吴士连等撰《大越史记全书》(卷18，第951页)与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 (卷32，第2927页)均载此次册封对象是“太上皇”，牛军凯在其博士论文《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 (1593—1702)》中，考证册封的对象实为“黎真宗”，即黎祐，而非太上皇。此从牛军凯之说。

［7］〈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9《邦交志》，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2061。

［8］ 同 ［5］，第952页。

［9］〈越〉潘辉注《历朝宪章类志》卷46《邦交志上》，第30页。

［10］〈越〉阮廌: 《南国禹贡》，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830，第25页。原文为:“元帅郑靖王久统国政，欲北朝策封，以自等威，乃私遣使求封于明，明封为副国王。”《雨中随笔》第497页亦有“密授以奏书表求封副国王”的记载，但记为丁酉年 (1657)之事，疑纪年有误。

［11］ 同 ［5］，第953页。

［12］ 无名氏:《明末滇南纪略》，第126页。转引自牛军觊《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 (1593—1702)》，第44页。

［13］〈越〉阮廌: 《南国禹贡》，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本，编号A.830，第28页。

［14］〈越〉阮廌: 《抑斋遗集》卷6《舆地志》，越南国家文学研究中心，1999年，第413页。

［15］ 同 ［9］，第31页。

［16］ 明·徐孚远《交行摘稿》“附:小传”载:“去年秦、鲁二藩遣使来，用拜礼。”载吴省兰编《艺海珠尘》草集，第15页。

［17］ 关于徐孚远前往云南拜谒永历帝的时间，还有一种说法，即1651年。其依据是徐孚远《交行摘稿》艺海珠尘本“序”，钱澄之《所知录》，两者均记于“辛卯岁(1651)”。此说实为错讹。理由有二:一是清人黄宗羲《行朝录》载:“永历十二年戊戌正月朔，上在滇都，遣使赍玺书从安南出海，至延平王朱成功营，授张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其余除授有差，徐孚远随使入觐，由交趾入安隆，交趾要其行礼，不听，不得过，孚远遂返厦门”(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44册，第634页)。二是张煌言给徐孚远临别赠诗“徐闇公入觐行在取道安南闻而壮之”二首，其中有“旌旗如在昆明里”、 “万里行朝古夜郎”(明人张煌言《张忠烈公集》卷8，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388册)，说明徐孚远出使的目的地是昆明，而永历帝到昆明的时间不可能是1651年。

［18］ 明·徐孚远《交行摘稿》，吴省兰编《艺海珠尘》草集，第15页。

［19］ 同 ［18］，第2页。

［20］ 同 ［18］，第5－6页。

［21］ 明·夏琳: 《闽海纪要》卷上，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35册，第13页。

［22］ 牛均凯:《朝贡与邦交:明末清初中越关系研究(1593—1702)》，第49页。

［23］《清世祖实录》卷30，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251页。

［24］《清世祖实录》卷32，第267页。

［25］《清世祖实录》卷33，第272页。

［26］《明清史料》(丙编第四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8页。

［27］〈葡〉施白蒂: 《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53页。

［28］《清世祖实录》卷70，第555页。

［29］《清世祖实录》卷102，第793页。

［30］《清世祖实录》卷127，第998页。

［31］《清圣祖实录》卷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62页。

［32］ 同 ［31］，第68页。

［33］ 同 ［31］，第66页。

［34］ 清·张宸: 《平圃遗稿》卷2，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29册，第569页。

［35］ 同 ［31］，第58页。

［36］《清圣祖实录》卷4，第82页。

［37］《清圣祖实录》卷18，第263页。

［38］《清圣祖实录》卷19，第271页。

The Evolutio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at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Chen Wenyuan＆Zhou Liang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ultur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0，China)

Qing Dynasty;Southern Ming Regime;the Later Le Dynasty;The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vassal state，Annam Kingdom faced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ew dynasty and old dynasty at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The later Le Dynasty，for the purpose of recovering the throne，frequently interacted with the Southern Ming Regime．However，the Southern Ming Regime declined rapidly，and Qing Dynasty controlled the entire country actually．Additionally，the Vu Thi separatist regime and Mo’s separatist regime，which were the domestic rival of the Later Le Dynasty，had submitted to the Qing Dynasty and obtained title one after another．In order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its domestic governance，the Later Le Dynasty，had no choice but to submit to the Qing Dynasty．

D829.333

A

1008－6099(2011)01－0061－06

2010－05－10

陈文源，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亮，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2009级硕士研究生。

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喃史料中中越边境问题研究”(09BZS040)。

【责任编辑:陈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