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左琴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官场叙事中的女性形象类型
——关于新时期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一种考察

温左琴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官场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1、女性权力者形象，可视为此类叙事中女性形象的主体。在男性权力者主导的官场语境中，置身其中的女性权力者必须对传统角色和社会实际角色要求之间实施不间断的调适，消弭二者的差异。这是官场女性权力者在职业和家庭之间建构性别身份时所面临的复杂而矛盾的境遇。2、官场女情人形象。为了强调官场对于男性权力者的异化，官场叙事有意将此类角色作为欲望符号，承载男性对于权力的诉求与期待，展现男性在权力世界的迷失和焦虑。3、贤良女性形象。此等形象在官场小说中虽非描述重点，但呈示了官场中另一类真实。

官场小说；女性形象；类型

凯特·米利特在解析性别政治时说：“政治是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的权力结构关系组合。两性关系也是支配与从属的关系。”[1]这种论述，对我们讨论新时期以来的官场叙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国官场文化具有启发意义。在中国历史中，“官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场域，其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性呈现出与庸常生活中男女角色功能的同构性以及场域的特殊性。就新时期的官场小说而言，显然属于典型的男性化权力叙事。官场小说的女性角色一般都被塑造成为依附于男性权力的弱女子角色，充当被男性保护、庇佑、欣赏乃至消费的角色，以便从侧面印证男性在权力面前的阳刚形象。官场之中的职务作为社会职业分工的一种，是拥有社会身份的一种体现，与个体的性别属性并不构成天然的排斥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权力文化的累积，官场之中的女性在拥有权力的过程中，却常常被贴上性别角色的标签。这种标签的社会含义，将伴随并且影响女性对权力的认知和使用。官场常常能够集中表现性别政治观念，从而使社会性别观念角色化。“社会性别是表示权利关系的基本途径和场所，权力的分配常以社会性别观念为参照物；文化文本中社会性别想象往往承担着社会本位的能指功能，文化表述中的性别焦虑常常是政治、经济、文化焦虑的位移”。[2]

官场中的女性形象在这一总体关系中呈现为饶有意味的几种类型。

一、女性权力者形象

女性步入宦海生涯，对自我身份的选择和确认，需要取得社会评价的认同。在二者未能获得认同的时候，矛盾冲突不免存在。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官场之于女性诸如干练有力的职业素质要求、突破社会赋予的常规形象定位期待等，都迫使官场女性必须在传统角色和社会实际角色要求之间实施不间断的调适，消弭二者的差异。这是官场女性在职业和家庭二者之间性别身份构建时所面临的复杂而矛盾的境遇。内心之中对于权力充满渴望的女性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之中，性别角色的传统性规约成为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甚至在自我形象展现中要刻意抹去女性的色彩，以获得政治斗争的先机，这形成了女性权力者独特的权力焦虑。《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就是体现这种心态的典型形象。作为一个女人，赵芬芳有着基于传统惯性的自我性别体认以及在两性范畴中作为男性“他者”角色的社会普泛观念。作为一名市长，她在对权力晋升充满渴望的奋斗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不断祛除着“女性”色彩而呈现出“无性化”状态。“不当一把手，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政治意志，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也不可能领略权力巅峰的无限风光。”金启明的权力观，她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把心理话全都说出来了”。[3]不过，赵芬芳也意识到，官场中实际存在的男性占多数，不只是历史的延续，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少数的女性在如此权力博弈中的艰难性。一些男性本能地排斥女性扮演比男性更加强硬和风光的职业角色，隐隐透露出官场的男性霸权气息。当女性权力追求遭遇男权阻击时，赵芬芳则不得不以暂时的隐藏自我性别身份作为反击的武器，在每个公众场合都展示出干练和强硬的“权力者”形象。她突破社会既有的权力规范的尺度，充分发挥市长这个官场职位的权力，企图通过对于权力的控制达到对自我性别身份的掩饰，找到与男性一样的权力角色身份认同。在这种身份的追求和确认中，对权力的充分运用和进一步追求，成为她的重要依托。她甚至要藏身在权力的巨大光晕之中，弥补女性身份的无力感和脆弱性，抚慰自我女性身份在官场之中的深层痛疴。这种永无止境的突围，直接造成了赵芬芳的权力焦虑。

由于性别身份建构是一个不断变更的过程，女性性别身份一直在官场之中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一旦官场女性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之后，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也表现出对于男性意识的反叛意识。如赵芬芳在担任市长之后，在面对诸如市委书记等同级、同僚的时候，也常常以市长应有的权力者的行为矜持性从容应对——言谈审慎、举止适度、卑亢互溶、威仪严正。但是在面对下属和有关企业主等的时候，则有意流露出权力者惯于主宰他人的渴望与行为。这恰恰是官场女性在两种角色中挣扎的表现。比如面对企业主金启明，她抓住对方有求于自己的心理，利用市长的行政威严对他加以控制和利用。而对待自己的男性秘书，赵芬芳让他服务于自己的私人生活，甚至让男秘书帮她购买女性专用的隐私物品。这种以行政权力实施对男性的控制，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她企图通过展示权力的威严，在男性视线下找到他人对自我尊重的满足感，满足女性主体身份失落后对认同感的需求。这虽不是对传统的认同，但也体现了女性权力者在男性主宰的官场世界里对性别尊严和价值的拯救与努力。

在赵芬芳的从政历程中，随着权力斗争的展开，她始终以女性的韧性展示着强硬市长的角色风采，在男性主导的官场世界里奋力厮杀，积聚能量做攫取更大权力的努力。同时，她也必须艰难应对性别身份和职业身份差异带来的对立——而且权力身份越高贵，这种对立就越明显：强硬的市长与温柔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要求，令她在这种不易调和的矛盾中左右摇摆、疲于应付，这是赵芬芳作为女人的真实生命体验。小说最终将赵芬芳塑造为在官场奋斗和个人生活的双重失败者：与丈夫情感不和，让她烦心；儿子不求上进，让她伤心；官场上的权力追求沦于失败，让她揪心。特别是当她在决意自杀之前，以母亲的本能充满深情地和远在美国的儿子通话，发现儿子根本不争气，只知道要钱、花钱。“对儿子的期望也成了泡影，赵芬芳开始怀疑自己这一生不遗余力的奋斗到底值不值？”[4]亲情、权力的无情失落，是对赵芬芳个人奋斗意义的最后消解和鲜明反讽，成为赵芬芳这个官场女性典型的深层精神隐痛。对于赵芬芳来说，她对于性别角色的不断改造，对于权力的执著追求，其最终目的不是确立一个新时代女性在职场之中的新的规范和形象，而是想通过主动融入和迎合，试图让她的性别身份被官场现有的男权意识所接受和承认。这种迎合经过长久的累积，形成了赵芬芳自身的扭曲的权力价值观和她在权力的欲求过程中的多重而持久的焦虑。

与赵芬芳的悲剧不同，《国家诉讼》中主人翁叶子菁检察长，则属于能够在多重角色的交互迫压中保有自我意识的女性权力者形象。在《国家公诉》的情节设计中，大富豪娱乐城的特大火灾成为全篇情节矛盾冲突的导引线索，也是作品权力叙事的基点。在有关火灾的各类线索的串联之下，围绕着火灾的事故定性以及背后的腐败问题，以叶子菁检察长为主角的检察机关和以副省长王长恭为代表的腐败分子进行了一场生死卓绝的斗争与较量。在办案的关键时候，叶子菁承担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空前对峙的政治紧张氛围让人感到窒息。在市委关于火灾案情的汇报会上，叶子菁“走进会议室，说笑声突然消失了，省市领导脸上的笑容凝结了。除了唐朝阳和蔼地向她点了一下头，再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和她打过招呼。”她“窘迫地坐到了‘受审席’上。在‘受审席’上坐定后，叶子菁心里一阵酸楚，这种难堪对她来说从没有过。”[5]在会上，以王长恭为首的官员群体凭借权力优势，在冠冕堂皇的言说中隐含着咄咄逼人的气势，试图逼迫叶子菁在“失火”和“纵火”两个原因中作出抉择。除了工作上不支持和权力上掣肘她之外，这些官员群体甚至利用别人对叶子菁的匿名举报信向她进行施压。目的只有一个——迫使叶子菁作出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抉择。描述这种压力的时候，作者的笔触没有仅仅停留在对叶子菁检察长权力身份的展示，而是有意凸显了叶子菁的女性身份及其内心不断涌现出的女性权力者面对男性权力群体围剿时的困顿、无奈与孤独。这种斗争中男女比例的失衡，不仅使叶子菁无法在精神极度伤痛和紧张的时候获得同性的呼应，而且让她痛感到女性从政的危险与煎熬。从叶子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以一种充满无助和忧伤的状态让人颇感沉重。这种孤单的精神剪影，映照出女性权力者在施政过程中的沉重与艰难，也间接表达了官场小说作者对于女性从政的期待和隐忧。

在叶子菁检察长坚持自我原则和正义底线的过程中，除了官场上权力的直接施压之外，工作与亲情的交叉冲突，也成为把叶子菁推入复杂博弈格局的重要因素。叶子菁的爱人担任着矿务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在整个国有企业的改制转型中，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困难重重。由于涉案嫌疑人查铁柱、周培成是丈夫的员工，丈夫从工作和感情的角度上极力希望叶子菁能做出有利于工人生存的抉择。工作抉择波及到叶子菁的家庭之中，成为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别样考验。这种额外的困难，构成了女性从政过程中常常需要面对的精神压力。由于丈夫黄国秀的理解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叶子菁在权力斗争面前被异化和伤害的可能性，为女性权力者多方面主体性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在《国家公诉》中，叶子菁的权力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区隔，始终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比如，在火灾案件之初，叶子菁的权力行使属于常态化的过程，她只是按照行业工作程序，履行工作职责。这种情况下，叶子菁的女性角色从属于权力角色，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履行职责的检察长形象。但是随着案件背景因素的复杂化，众多对手逐步浮出水面，其权力角色在官场体系中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女性的个体的和性别的角色面对现实的无力感逐步强化，女性身份被凸显。这一凸显的复杂过程，既是女性权力者在重压之下相对于男性权力者抗压能力较弱的正常体现，也是女性角色超越权力角色的表征，这种隐在的角色互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权力斗争紧张感、利用情绪宣泄进行自我减压的作用。面对官场权力牵制和现实生活压力，叶子菁的所有选择始终遵循权力行使的原则性，以一个女性的刚强坚守着生活的良知与正义，真实地再现了女性权力者职业身份与家庭身份协调兼顾的艰难性与煎熬性。小说结尾叶子菁的长篇控诉词，既是她代表的国家利益和法理原则对于邪恶的审判，也可以看作是女性官员在经历了男性意识的压迫之后女性主体性的有力高扬。叶子菁的最终胜出，我们可以视为是女性意识在经历了与官场男性利益集团斗争的洗礼之后自我努力坚守的过程，展示了女性意识走向自我命运控制的一种可能。

《国家公诉》中的女性描写，是官场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关注女性主体意识沉重性的作品，她以官场女性从政的独特压力体验强力切入，把官场女性在履行职责时候一般人无法体会的复杂关系、独特精神压力和难以言说的性别困惑等细致地表现了出来。整个作品深入女性权力者内心，关注官场之中女性权力者被男性意识束缚和拨弄的现实，深切洞察女性人性在现实权力格局中的沉重和哀伤，显示着对渗透在权力之中男性权力意识因膨胀而走向异化的独特批判。

二、官场女情人形象

“官场女情人”的突出书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普遍现象。女性身体成为作家揭示转型时代文化心理和人性心理冲突的叙述焦点，其用意并不是从关注女性的时代命运和存在价值角度进行反思和批评，而是将女性放置在权力主导的语境之中。女性身体特征的情欲化展示，使之成为官场权力叙事的道具性存在，驱动着文学走向消费。在这种男权意识的强力渗透之下，官场小说喜欢将娱乐场所作为惯用场景，热衷于展现婚外之恋和欢场之情的畸恋情爱模式。

男性化的权力叙事，导致男性成为官场小说的叙事中心。作家为了强调官场权力对于人性特别是男性的异化，将女性角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承载着男性对于权力的诉求与期待，展现男性在权力世界的迷失和焦虑。男性权力者在操控权力的同时，也将权力自然延伸——对于女性的占有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女性在男性权力者的追求过程中，扮演着各种不同角色——或者是权力者的精神寄托，或者彰显为权力的目的。在很多时候，男性权力者的失望、挣扎、奋争乃至残杀大都和女人紧密相关。比如《羊的门》中，呼国庆的政治升迁与其家庭婚恋问题紧密相连。最初，呼国庆属于正面官员的形象，勤奋工作，颇有政治抱负。但在他做了县长之后，立即出现了婚姻危机状况。为了达成与情人结合目的，他广施伎俩，谋计设局，为妻子的出轨设置了一个圈套，急于逼迫妻子与其离婚。结婚不成，便利用职务便利截留百万商业款为情妇做生意提供资本。情人谢丽娟的出现，颠覆了呼国庆的政治道德走向，成为他政治德行逆转的诱因。这种情节的设定，是以展示女性的诱惑性来反证男性在权力中的迷失和堕落的缘由，以世俗化的眼光对女性的功用进行了曲解式的定义。

从道德的角度，婚外恋是道德与情感的双重出轨，属于社会规范在个人内心的失范，可归类为道德的流失和家庭责任的缺失，而官场小说则极力渲染或强调婚外恋感情的纯正和真挚，突出其合理性。比如《国画》，作者为朱怀镜和梅玉琴的婚外情爱的生发设计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缘由：二人因为纯粹的精神吸引而萌发爱意。在随后的深入交往中，朱梅两人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共鸣，各自萌发了不可抑制的情爱的冲动。情爱之火呈现燎原之势，让读者产生二者纯真相恋的错觉。在描写二者性爱的描述中，作者几乎用尽了能够表达纯洁与美好的各类语词，甚至将梅玉琴设定成一个三十岁依然是“处女”的绝美女性。以至于朱怀镜油然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与誓言：“一个多么清纯多么甜蜜的女人！同这样的女人相知，也不枉然一世”。[6]“我要你是我永远的爱人”。尽管这是朱怀镜的情感出轨，作者却刻意为他设计了感情的真挚的特征，强调了感情的合理性，将一个男性权力者对于妻子的背叛，美化成为一段纯洁真挚、可歌可泣的情感历程。正如作者王跃文所承认的：“其实在我看来，朱怀镜无所谓好人或坏人，他不过是个真实的人。我在写作时，无意中就会超越简单的道德标准，只求刻画得生动逼真。”[7]这种解释，以还原真实为托辞而刻意虚化了社会公共道德本质，对婚外恋进行出乎常理的逻辑推定，其深层目的是为了证明男性权力者的情感背叛和道德迷失某种情有可原的合理性。“这种叙事逻辑意味着一种起码的伦理标准与道德规戒的丧失。”[8]

在当下中国复杂现实环境之下，官员的私人生活在民间一直被传说为灯红酒绿的应酬和放纵，这为官场小说的权力叙事提供了合理想象的基础。官场小说表现场景基本被锁定在酒店、夜总会、桑拿等典型空间里，而充斥在官员身边多是交际花、情妇和三陪小姐等类型化的角色。在官场小说中，这类女性角色成为双重的消费品。第一、在娱乐消费场所，这些女性由于服务行业的性质，在官场权力人物的金钱主导之下，夸张性地尽现女性特征，满足男性权力者的感官刺激。第二、官场小说将此类情节模式加以提炼，从性别的角度将女性的身体特征作为实体进行书写，渲染女性在娱乐场所中的消费性特征，成为一种欲望化符号，以满足某些读者的消费需求。比如在《国画》中，作者不惜笔墨大段描写朱怀镜应酬之后进入娱乐场所遭遇三陪小姐的情节。从“他顿时有些口干，使劲咽下了口水”[9]的反应开始，纤毫毕现地展示了男性从调情、肌肤相碰直到性爱行为的过程。这种纯粹而生动的男性心理反应，是被男性权力意识主导的男性视角，生动地展示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特征的极端想象，也是对于女性的消费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朱怀镜表现出了与官员职业要求完全不一致的狂野而放纵的行为征候。

更准确地说，女性的消费品特征决定了官场小说中的欢场之爱，只是停留在情欲的宣泄层次，而无法上升到真爱层面。值得批判的是，官场小说无意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和穿越，是对整个时代的权力异化和人性心理实施的深层追问。

三、官场贤良女性形象

对正面女性形象的塑造，在官场小说虽不多见，但却是值得注意的一类形象。在王跃文的《西州月》中就推出了多个官场女性的美好形象。比如地委书记陶凡的爱人林姨，二人同为化工厂的同事，她和陶凡的结合完全是出于纯正爱情的吸引。“林静一年轻时很漂亮，是工厂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她这一辈子看重的就是陶凡的才华和气质”。[10]二人因为相爱而步入婚姻，几十年相濡以沫。在跟随陶凡从政的几十年里，她一直默默地隐身背后，为丈夫提供精心的生活照顾和精神支持。她严格要求自己，不干政，不骄奢，从不利用丈夫的职务特权谋取私利。即使在陶凡担任高官之后，她依然保持着可贵的平民姿态，甚至与家里的老保姆建立了亲人般的感情。当“王嫂走时，同夫人一起抹了一阵子眼泪”。[11]这种充满慈爱而内敛的高官夫人形象，其亮点在于一辈子真正为丈夫的事业发展提供助力，但又时时坚守自己的本分。此类形象，为官场小说中的女性想象提供了另外一种空间与可能。这一类女性形象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自爱、自强、自重的品质，她们拒绝权力裙带关系利益化的朴素理性，倡导自我独立奋斗的价值追求等等，都显得弥足珍贵。再如《中国制造》中田立业的妹妹田婷婷，虽然明知道哥哥是市委的副秘书长，但是却还能坚持自己的为人准则，不给哥哥添加任何麻烦。她挣扎于下岗困境之中而不自暴自弃。当她得知自己所得到的工作岗位是哥哥权力庇荫的结果时，便毫不犹豫地辞掉工作。她在生活的困顿和无奈的时候，拒绝向权力无原则地求助，守住了一个女性的为人底线，保持了一个女性高贵的尊严。

官场小说在还原生活真实的同时，并没有停留在一味揭示尖锐问题、渲染官场争斗等上面，许多作家作品还注意以真诚之心探讨权势污染下人性中顽强呈现的善良与美好，在喧嚣与骚动之中树立起一道关于正直和纯真的人生坐标。贤妻良母形象的刻画，就意在寄托作者对美好与崇高的精神追求。《西州月》中，王跃文就以动情的笔触，为读者展示了陶陶这个近乎完美的官场区域的女性形象。作者特意将她描写成为酷爱读诗的女生，多次深情描写陶陶独自略带痴迷地坐在石凳上读诗的轮廓剪影。作者以朦胧优美的笔调，将二人见面、相识、相爱、相知的恋爱情节，描写得况味无穷、意蕴唯美。作品在叙述二人从相互欣赏、情絮萌生、互吐心声的各个阶段中，特意淡化盘结与身边的有关权力和金钱的所有枝蔓，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纯粹唯美的爱情世界，让二人真正执著于内心的爱情冲动，用纯真的情感来支配生活的选择，展现了一种独立于权力之外的人生价值。关隐达明知道按照官场潜规则，自己选择陶陶将带来仕途的坎坷，但是他为爱坚持，果决而真诚，“并没想过为着顶官帽，就把自己心爱的人儿放弃了”。[13]可以说，陶陶的形象，是全篇在铺陈权力人物的斗争迷局之中明亮清爽的纯洁神话，稀释了权力对人性的无形的束缚，冲刷了心理的权力壁垒，释放着读者对于美好人性的想象，成为一个与现实相独立的清新的精神空间。在关隐达从政失意，辗转任职于几个偏远的县城的时候，陶陶始终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对权力的争斗和倾轧表现出自然地漠视与轻蔑。当关隐达在从政困境中谋取突破时，暂时违背人性道德而不得已向宋秋山告密的时候，陶陶表现出了鲜明的道德洁癖，她试图用现实的道德原则去衡量和评价关隐达的从政行为，甚至一直对关隐达当官的意义提出质疑，认为权力的终极意义不是在于争斗的胜利和职位的虏获，这是她真性情的表现。在作者的着力刻画之下，陶陶的形象成为一个具有道德激情、对权力自觉远离、对家庭深度忠诚的清净单纯的女性形象。

贤妻良母形象的出现，尽管在官场小说中不是重点叙述的对象，甚至说一定程度上被刻意忽略，但在官场小说中成功冲破权力对于人性的围剿，流淌着人性的美好与真实，将女性形象拉回更加全面和真实的生活本身，具备了丰富而厚重的内涵，焕发出清新而隽永的文化魅力。

[1](法)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6.

[2]王宇.男性文本.女性主义不该忘却的话语场地[J].文艺评论，2003，(2)：18.

[3][4]周梅森.绝对权力[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5]周梅森.国家公诉[M].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6][9]王跃文.国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7]王跃文.梅次故事及其他[J].北京：领导科学，2002，(6)：119.

[8]唐欣.道德隐遁的浮世绘-近年官场小说的叙事伦理批判[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4)：79.

[10][11][12][13]王跃文.西州月[M].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I207.42

A

1673-2014(2011)06-0054-05

2011—10—15

温左琴(1972—)，女，山西兴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