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智健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部，山西 太原 030006)

太行抗日根据地抗战文化“大众化”特征成因

周智健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 公共基础部，山西 太原 030006)

抗战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大众化”，它在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文章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例，探析了“大众化”这一特征的成因。

抗战文化；大众化；太行根据地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的发展必然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发展落后，饱受外族欺凌，尤其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开始了长达8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在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民众参加，根据地文化也随之逐渐形成了“大众化”的特征。根据地文化以抗日为内容，以服务广大工农为主要任务，以促进科学、民主、先进文化的传播为方针，在唤醒民众忧患意识，普及推广先进文化方面卓有成效。而本文所谈到的根据地文化主要是指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因为在抗战过程中形成的众多根据地文化中，太行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形成具有典型性，并形成了著名的“太行精神”。限于作者水平，本文以太行抗日根据地为例，简要探析抗战文化“大众化”这一显著特征的成因。

一、抗战全面爆发客观上促成了“大众化”文化的形成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鲁迅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显然，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文艺与革命更加紧密结合，从此左翼作家们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他们开始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初步尝试。但由于当时的国内环境，“左联”从成立伊始就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组织，通缉盟员，封闭书店，查禁刊物、书籍，拘捕刑讯甚至秘密杀害进步革命文艺工作者等。而且在当时，“左联”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相结合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导致抗日文化初期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1938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驻扎在晋东南太行山区，建立起了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同时，一大批作家、艺术家从四面八方聚集这里，如：刘白羽、吴伯萧、周立波、杨明、穆欣等。共同的志向使他们与太行山的民间文化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为了使战争动员更能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他们运用各种文学艺术武器，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革命动员事业中，创作出大量深受百姓喜爱的文艺作品。在他们的帮助指导下，一大批宣传先进文化的文化战士成长成熟，一批批文艺团体相继成立。同时，根据地的小说、曲艺、民间文艺等文化形式，竞相发展，在促进根据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文化大众化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军事化性质使得根据地的文化迅速大众化

通常文化的产生要历经一段较长的历史过程，期间可能还会有反复或倒退。但根据地文化不同，它是随着根据地的建立而形成的，具有军事化注入性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129师于11月进驻太行山，与地方武装力量共同开展敌后游击战抗击日军，这大大鼓舞了群众抗击日寇的勇气，增强了群众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一方面，八路军通过武装斗争取得大大小小的胜利来鼓舞民众抗战斗志，另一方面八路军不断加强抗战宣传，派出大量文艺宣传队在太行山区以文学艺术形式宣传抗日。与此同时，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于1938年10月在长治成立；《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于1939年1月在长治创刊。之后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区分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晋冀豫边区分会、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救国总会等相继在长治、沁县成立。其中作为根据地文化运动的领导机构文救总会发展迅速，不仅在晋东南、冀西成立办事处，还在各县成立了县文救会。同时，每一村还成立了文教小组指导帮助各村群众团体，一个较为系统的文化网络在根据地内逐渐形成。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快速大众化，有的地方还设置了专门负责接收和传达政府关于农村文化宣传方面的指令的文化娱乐员，定期对文化娱乐员进行统一培训。不仅如此，我党的高级领导人还亲自担任文化机构的负责人，时任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同志于1940年4月6日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晋东南分会名誉会长，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任会长，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三、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使根据地文化更好地成为了大众化的文化

根据地建立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推动下，根据地的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了产量大、质量高、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可喜局面，它包括戏剧、曲艺、新闻、报告文学、诗歌及小说等艺术形式。太行山海拔1500-2000米，纵贯南北，群峰林立，形势险峻，易守难攻，历来被视为兵要之地。这里的人民勤劳、朴实、勇敢，但由于自然环境的封闭，也存在着保守、荒蛮和落后的思想行为，这使得太行山民众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以文盲居多，而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鉴于此，艺术家们在利用文字出版物进行宣传的同时，更多的则运用人民群众爱听爱看的表演形式来宣传抗日，如：戏剧、曲艺、快板诗等形式。艺术家们深入基层，贴近生活，重新创作填词，将全新的、科学的、先进的内容融进古老艺术中。为宣传抗日，配合战争动员，根据地组织近百个剧团于1938年7月汇集在长治，举行了轰动根据地的“百团汇演”，表演以宣传抗日救国、揭露日寇罪行、赞美英雄人物为主线，表演剧目有《日寇罪行》、《平型关大捷》、《忻口会战》等，歌曲有《在太行山上》、《东北流亡三部曲》、《八路军军歌》等。这些饱含热血与汗水的歌曲是战斗号角，是精神武器，引起了群众的强烈共鸣，鼓舞着根据地人民克服困难，勇胜强敌。此后，根据地的剧团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比较大的村子都有剧团，村民自编自演，自弹自唱。剧本创作内容丰富多样，宣传民主自由，与封建落后思想斗争。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描写了根据地青年在新政权的支持下冲破家庭阻挠，获得幸福婚烟的状况，显示出民主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李有才板话》反映了根据地民众以民间曲艺形式——快板诗为武器与地主阶级智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上党地区广为流传曲艺、鼓书等，盲艺人大多以说书为主，兼作算卦等营生，他们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被称为“下三行”。根据地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创编新书，编演了《打蟠龙》、《血泪仇》等新的曲目，唤醒和激发了太行人民抗日救国的责任感，农民和广大青年学生争先恐后地参加抗日武装。上党地区有着历史悠久的民歌演唱传统，民歌感情热烈，群众基础十分深厚。抗日战争期间，凡是与抗日有关的战斗、生产、劳动、生活，都是歌曲来源。通过这些民间艺术，抗战救国、自由平等等有关解放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根据地人民，很好的起到了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作用。

四、根据地的教育政策有效保证了文化的大众化传播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主要有干部教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三部分。干部教育使革命队伍的先进性得到有效保证。其中著名的干部学校有：八路军129师在辽县开办的游击训练班，1938年在长治成立的民族革命大学第六分校，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豫晋党委在屯留创办的抗日政治学校，1939年2月在长治故漳、黄碾设立的抗大第一分校。学校教育主要是根据地小学和一部分中学教育。1938年6月，中共冀豫晋区党委(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晋冀豫区党委正式改称中共太行区党委)做出要恢复根据地小学教育的决定，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大力支持根据地学校教育工作，使其得到不断发展。1942年全区有1237所小学，到1944年发展到2530所，入学儿童由52885名增加到125556名。[1]学龄儿童入学率有很大的提高，据1945年上半年统计，6个专区(缺二、八两个专区)入学儿童125878人，占学龄儿童的179235人的70％强，其中老区儿童入学率则在80％以上[2]。同时，学校教育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也进行了改革。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以“教学结合实际，学校结合社会”的方针为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主动适应根据地环境，灵活多变。成人教育以冬学为主，它利用农村冬季晚饭后的时间，组织成年人学习，与当时的政治战争紧密结合。1941年，全区共办冬学1801所，学生73824人[2]。多种形式的办学，对提高农民政治觉悟，扫除文盲，传播根据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五、党的文化指导方针和政策为根据地文化实现大众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就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3]1940年1月，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4]随着《新民主主义论》的大量转载及单行本的发行，它成为了太行根据地内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解决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问题。这些纲领性精神在根据地的贯彻落实，促使太行山成为全华北的抗日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领导及推动全华北抗日民主的新文化。诸多因素影响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形成，并促成了太行抗日根据地文化的大众化特征。正是由于它的这种“大众化”的特征，使它不断吸取优秀文化，创造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在提高根据地人民抗战的认识和觉悟，在夯实根据地教育基础的同时，也为太行传统文化增加了崭新内容，对构筑太行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1]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员会.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243.

[2]董纯才.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二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390.

[3]毛泽东军事文选[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173.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8.

[5]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

[6]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C].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

[7]抗战文艺研究[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8]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Characteristics of Taihang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Popularization”

ZHOU Zhi-jian
(Department of Public Foundation，Shanxi Sports Vocational College ，Taiyuan Shanxi 030006)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 is marked by the“popular”，it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The article，taking the Taihang anti-Japanese base as an example，analyses its charaeterishics.

the Anti-Japanese War Culture；popular；Taihang base

G122

A

1673-2014(2011)06-0031-03

2011—09—28

周智健(1980—)，男，山西原平人，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 卫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