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红艳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 宝鸡 721007）

先秦献捷礼源流考辨

景红艳

（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系，陕西 宝鸡 721007）

先秦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它特指诸侯国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后向天子告捷的军事活动，主要包括振旅、献恺乐、告祭、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六项内容。从文化渊源上看，献捷礼源于四时猎狩活动中的献禽之礼。南北朝以后，出现了飞表和露布献捷的新形式，同时，也出现了因镇压农民起义成功而举行献捷礼的新现象。献捷礼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剧烈变迁。

先秦；献捷礼；文化渊源；演变

献捷礼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礼，它形成于先秦时期，贯穿于中国古代王朝达二千年之久。但由于文献资料零碎散乱，历代礼家乃至今天的学人对此问题要么只言片语，要么含混其辞。研究先秦献捷礼，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社会，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军礼。本文在认真梳理先秦典籍的基础上，欲就先秦献捷礼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先秦献捷礼的主要内容

献捷是先秦社会十分突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今本竹书纪年》载：“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春秋时期，这样的活动仍不绝于史。《春秋》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襄公八年“郑伯献捷于会”。何谓“献捷”？《周礼·天官·玉府》郑注：“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则曰献，通行曰馈。”《左传》僖公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来献捷”，同年《毂梁传》注云：“捷，军得也”。同年杨伯竣注：“战胜而有所获，献其所获曰献捷，亦曰献功。”献捷即战争结束后战胜者向神灵或上司进献战俘和战利品的宗教仪式，它是一场凯旋之战的完美休止符。征诸三代青铜器铭文及同期典籍，可将先秦献捷礼的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一）振旅

振旅一仪拉开献捷礼的序幕。《左传》隐公五年载“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杜预注：“振，整也。旅，众也。振旅意即整军。”振旅是在献捷仪式开始之前，经过治兵或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将士重新整理军阵营队的序列，整饬衣着风貌，准备入国举行献捷仪式的准备活动。这个活动看似平常，但只能是师捷者为之，败军之师是没有资格举行的。如韩之战，晋惠公败绩，故《左传》成公十六年云：“韩之战，惠公不振旅”。振旅的目的，是在国人面前展现凯旋之师的精神风貌，振奋国人精神，增强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左传》隐公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习威仪也。”成公七年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

振旅过程中，要特意安排那些年长年老的将士站在队列的最前列，年轻体壮者站在对列之后，《尔雅·释天》云：“振旅阗阗，出为治兵，尚威武也。入为振旅，反尊卑也，讲武。”郭注：“尊老在前，复常仪也。”这说明振旅活动不仅为崇威尚武，其实还蕴藏着“推功于人”与“尊长敬老”的社会教化。

（二）献恺乐

《礼记·祭统》中载“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乐歌是祭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师捷是欢庆之事，献捷伊始，司马或司乐先以恺乐献于社主或宗庙，以渲染喜庆的气氛。《周礼·夏官·司马职》：“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子社。”郑注：“功，胜也。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为将威也。兵乐曰恺。献于社，献功于社也。”《周礼·宗伯》：“师还，献恺于祖。”《司马法》云：“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郑司农云：“故城濮之战,《春秋传》曰，振旅恺以入晋。”疏云：“先郑引城濮之战者，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兵入曰振旅，整众而还，歌恺乐而入晋，彼诸侯之法，与此天子礼同，故引为证也。”可见，天子，诸侯献德皆有恺乐。《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丙子晨，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正义》云：“书传所言师旷、师曹、师益之类皆是乐师,知此师缙亦乐师也。”因为乐官参与献捷,则知献捷礼必先有献恺乐之仪典。

（三）告祭

恺乐之后即行告祭仪式。天子首先告祭先祖。《吕氏春秋·古乐篇》：“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荐馘俘”即举行献捷礼。《大系·令彝》考释铭文云：“京宫，康宫均宗庙之名，且均在成周洛阳，此犹殷京之有公宫，皿宫也。唐兰谓‘为京宫之太室’，又谓‘周王于京宫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于康宫祀康王以下。’”[1]“荐俘馘于京太室”就是在周之宗庙举行告庆仪式，武王克商后献捷告祭的对象首先是其先祖。社主也是天子师捷告祭的对象。《周礼》疏赵商问：“《夏官》师有功，则献于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另外，诸侯师捷可告祭治内的山川。《左传》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而祷曰——沉玉而济。”昭公十七年，晋为了讨伐陆浑戎，要经过周，先派人到周请求祭洛水和三涂山。天子告祭也可以告祭山川，但天子告祭的是天下之名山大川，诸侯仅可告祭势力范围内之山川。正如《王制》所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献捷者告祭对象的不同反映了他们政治地位的高低及社会身份尊卑之差异。

（四）献俘授馘

两军交战，既有生获，也有死获。生获为“俘”，死获为“馘”。生俘者一般为身份比较重要的敌酋。《小盂鼎》中有“执兽”一词。郭沫若、陈梦家都释“兽”为“酋”，[2]是指敌方之酋长。西周晚期的《师曳簋》中淮夷之首酋亦曰“邦酋”。周人名鬼方之首为酋为兽。根据《小盂鼎》，酋长在献捷礼上受到严格的审讯之后要被立即正法。“馘”表示被杀的敌人。《礼记·王制》“出征执有罪行，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大雅·皇矣》“攸馘安安”，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

“献俘授馘”是战胜者以生获的战俘和所灭战俘之左耳作为战利品进献宗庙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战胜者还会要举行隆重的“燎祭”，告慰神灵。《庸伯簋》：“唯王伐来鱼，征伐淖黑，至，燎于宗。赐庸伯□贝十朋。”《小盂鼎》：“盂以馘入门，献西旅，□□入燎周庙……。”马承源先生说：“此燎为周王伐东夷班师告庙之礼中的一个重要节目，乃是大典，非甲骨文卜辞中通常祭祀寮焚之可比。周人获得的重大胜利必告庙燎之。”[3]由此可知，师捷献祭仪式阴森恐怖，笼罩着极为神秘的宗教气氛。

（五）饮至

“献俘授馘”仪式结束后，战胜方要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飨劳战争中有功的将士，称为“饮至”。《左传》隐公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又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该年孔颖达疏云：“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庙中饮酒为乐也。”并引《左传》襄公十三年“公至自晋，孟献子书劳于庙”和襄公十六年“公至自伐郑”为例。杨伯竣注：“凡国君出外，行时必告于宗庙，还时亦必告于宗庙。还时之告，于从者有所慰劳,谓之饮至。其有功劳者且书之于策，谓之策勋或书劳。”有时为了庆祝胜利，统治者还会破例让将士连日狂欢痛饮。《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吴师捷，“子重，既饮至，三日。”可见，“饮至”是庆祝胜利的狂欢活动，也是献捷礼的内容之一。

（六）大赏

“饮至”结束后，朝廷要对战争中有突出贡献的将士进行赏赐。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朝廷对于师捷将领的赏赐物品以车马兵器为主。《左传》文公四年载“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於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献捷于王室,周襄王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鬯一卣，虎贲三百人”。金文中有对胜利者赏赐田地和贝朋记录的，如《不其簋》“宕伐猃狁于高阴，多折首执讯——白氏赐之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对有军事征伐之功的将领赏赐兵器之物是西周王室赏赐制度的重要特征，但西周赏赐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在同类性质的赏赐活动中，赏赐物品并不那么整齐划一。

以上是对相关资料进行认真梳理之后对先秦献捷礼主要内容的总结。后世王朝在其基础上略有损益，但“告祭、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几项内容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二、先秦献捷礼的文化渊源

献捷礼应源于四时猎狩活动中的献禽仪式。这一时期政府十分重视大规模的猎狩活动，这项活动最初是为农田除害，但定期猎狩为国家的军事训练和演习提供了良好机会，可以借机操练将士，简选车徒，寓农于兵，因此，后者遂成为四季畋猎的主要动机。《司马法·仁本篇》：“天子大恺，春鬼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尔雅·释天》：“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邢昺云：“此说畋猎习武之事也。”《毂梁》昭八年传“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仪礼经传通解》引《尚书大传》、《公羊》桓四年传何注并云“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可见，先秦时代，政府已经把四季畋猎看成一种模拟的战争，战争和畋猎似乎在本质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

四季猎狩时，要举行隆重的献禽仪式。古人把猎获物叫“禽”，故献获通常叫“献禽”。献禽一来为收集将士们的畋猎战利品，按照他们所获猎物之多少，论功行赏，二来为用猎物告祭神灵。按照惯例，大的擒获要献于公，小的猎物私人所有。《大司马》说“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周礼·地官·山虞》说集体猎狩结束之后，负责猎场管理的虞人要树一面旗子于猎场正中，收缴猎获物并割下野兽的左耳朵来，有司再将品种分档分类。献禽仪式上，有个令人关注的细节，就是田猎者要用猎获物的左耳来比较战功。可能猎物有大有小，为了计数方便，组织者就以体小量轻的左耳数目为标准来记功，这的确是一个较为便捷的比赛方法。

先秦献捷礼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内容是“献俘授馘”，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仪式就是对猎狩活动中“献禽”仪式的复制和模仿。“献俘授馘”是将俘获的敌方将领和所取敌人的左耳献祭给宗庙，这种以敌人左耳献祭和计功的方式，与畋猎过程中的“献禽”仪式如出一辙，所取敌人的左耳与禽兽的左耳本质上没有差异。

在先秦，居住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总是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保留着一种偏见和歧视情绪，他们以自己居住的地区作为中心地区，认为距离中心地区越远的民族的在文化就越落后，这种偏见就是所谓的“夷夏之辨”，有的学者把这种观念命名为“部落中心主义”，[4]这一命名生动而准确。这种观念在对四周民族的称谓上可略见一斑。《周礼·夏官·职方氏》总称非华族为“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王国维《鬼方昆夷严云考》说殷周之际西北外族“曰鬼方、曰昆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严云。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以加之名。”[5]这种现象代表着诸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说明诸夏是在事实上把周边“四夷”当成了畜类，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对于“四夷”的战争无异于一场对于野兽的畋猎活动，因此，在庆祝战争的胜利和献祭祖先时，也理所当然以依据畋猎“献禽”的方式，制定出了“献俘授馘”的隆重仪式。

三、先秦献捷礼在后世的演变

自先秦献捷礼产生之后，它一直保留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凡遇重大的军事胜利，各朝政府都要举行隆重的献捷礼。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献捷礼在后世发生了以下显著变化：

（一）后世献捷礼举行的地点发生了变化

先秦时期，宗庙是献捷礼举行的唯一地点。根据《逸周书集训校释》，周武王在灭商之后，举行了多次献捷仪式，均在周庙举行。《小盂鼎》记载周朝将领盂征讨鬼方胜利之后，周王也是在周庙举行了隆重的献捷礼。春秋时期，诸侯用兵告胜之后，也是在宗庙举行献捷仪式。但北朝之后，举行献捷礼的地点开始发生变化，太庙已不是唯一的献俘地点。如北魏正史元年，源怀北征胜利，曾经献俘阕下（《魏书·源贺传附子怀传》），“阕下”即皇宫殿前。至于唐朝，可行献捷礼的地点越来越多，天子的勤政楼、含枢殿、观德殿、含元宫、顺天门甚至陵寝都成了可以献俘的地方。如太宗十四年十二月丁酉，交河道旋师，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执高昌王麴智盛，献捷于观德殿，行饮至之礼，赐酺三日（《旧唐书·太宗本纪》）。天宝十三载三月，程千里执素为边患的李献忠，献俘于勤政楼，斩之于朱雀街（《旧唐书·忠义列传》）。圣历三年，左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契丹余众，献俘于含枢殿（《旧唐书·狄仁杰传》）。乾封二年十二月，李勣平高丽至京师，献俘于含元宫（《旧唐书·东夷列传》）。贞观三年，李勣平高丽后，太宗下诏书献俘昭陵，明先帝意，具军容告于庙。

明清两朝，出现了在午门献俘的新现象。午门是紫禁城的正门，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此门居中向阳，位当子午，故名午门。明王朝在洪武元年就钦定了在午门献俘的军礼。据《明史·礼志》载，凡亲征师，“内使监陈御座于午门楼上前楹”，待告祭礼毕，“皇帝常服升楼”，百官们也要在午门外入侍立位，等待献礼大奠的开始。隆庆二十八年，“东征及杨应龙平，帝再御午门楼受俘”。（《明史·申时行列传》）万历十二年的受云南缅俘，万历二十年的受宁夏俘，万历二十八年的受播州俘都是在午门举行的。

清承明制，自雍正始，大型的献俘仪式也开始在午门外前举行。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乾隆二十年平定准葛尔部，道光八年平张格尔之乱后举行的大型献俘礼仪，均在午门举行。

宗庙献捷，反映了先秦时期先民们“尊祖敬宗”的鬼神观念较为浓厚，他们把战争的胜利往往归功于祖先神灵的保佑，把献捷仪式举行在宗庙，以示对先祖的感恩和慰藉。北朝以后，献捷的地点总体上以皇帝的居住地为中心，这充分说明了人们把战争的胜利往往归功于皇帝的拥护和支持，皇权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日渐神圣和突出，人们更加敬畏和崇拜现实生活中口含天宪的皇帝而不是冥冥当中神秘莫测的祖先神灵。

（二）后世献捷礼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后世献捷礼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飞表献捷和露布献捷等新的形式。何谓“飞表”？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李治留镇定州，李治忧悲太宗御驾远征，“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飞表奏事，自此始也。”文中的“飞表”是指太宗在远征期间，由驿站快速传递给太子载有太宗每日起居状况和对宫中重要指示的秘密文件，目的是成全太子的孝子之意，防止太子过度忧思。飞表以其保密性高与传递速度迅捷为其特征，后来成为君臣之间秘密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自唐代始，飞表献捷开始成为一种战争告庆的新形式，每遇克敌取胜，战争有重大进展，主帅会派遣使者快马加鞭，以飞表的形式将战争的结果在最短时间传递给朝廷，振奋朝野上下的情绪，起到鼓舞民心的作用，飞表献捷没有繁琐的仪式，只向朝廷告庆消息，一般发生在主帅在外连续征战，战事未休的情况之下。如天宝十二年，安禄山缚叛贼献忠并其妻子及帐下数千人之后，飞表献捷，天子壮之（《旧唐书·忠义列传》）。飞表献捷一直保留到大清王朝，至清乾隆五十七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曾经以黎维祁弟维祗结土酋农福缙为乱，遣兵剿灭，具表献捷。

除飞表献捷之外，后世还有露布献捷之法。露布献捷始于北朝。《隋书志》曰：“后魏每征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之上，名为露布，露布自此始也。其后相因施行。”何谓“露布”？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载“‘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检封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板’”。

露布犹如一面大幅缣帛制成的旌旗，上面抄写着进呈皇帝的告捷奏报，主要包括克敌制胜的经过、俘馘的人数和立功将士的姓名等。当擎送奏报的将士换马休息或住宿时，露布就像旗帜一样插在地上，周围群众围观后将所书信息四处传播，告捷使者所经之地更是辗转相告，沿途民众甚至比皇帝更早获得战争捷报，因此，露布献捷旨在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它以公开的方式求得在短时间内向民众传播军事胜利的效果，从而起到慰藉民心，安定社会秩序的特殊作用。北朝之后，露布献捷为后世王朝所沿袭。

明初，露布献捷被政府立为定制。据《明史·礼志》载“永乐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闻，大将在军则进露布官行礼，次日行开读礼，第三日行庆贺礼，余如前仪。”清乾隆十四年，朝廷规定：露布献捷的同时，还可以在军前举行相应的祝胜仪式。朝廷还专门为这种祝胜仪式制定了相关的礼仪，从而使得露布献捷成为一种仪式化军礼。

“议制凡军前受降，飞章入告。报可，乃大书露布示中外，筑坛大营左，南向。坛南百步外树表，建大旗，书‘奉诏纳降’字。降者立其下，经略大将军戎服出，鼓吹声炮，参赞大臣等骑从。将至坛，降者北面匍伏，经略登坛正坐。参赞佥坐，诸将旁立，余皆肃班行。降者膝行诣坛下，俯首乞命，经略宣上德意，量加赏赉。营门鼓吹殷然，降者泥首谢，兴，退。”

清代的露布献捷礼已具有一套既定的礼仪，这套礼仪充分体现出胜利者的威严和降伏方的无奈与卑微，但与先秦献捷礼的繁琐仪式相比，其内容和程序要简约得多。

其三、后世献捷庆功的原因与先秦时期不同

先秦时期，不是所有的战争胜利之后都要举行献捷礼。《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云：“齐侯来献戎捷，非礼也。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四夷，中国不相遗俘。”所谓“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即诸侯国仅对蛮夷戎狄用兵胜利之后方能向天子举行献捷之礼，其他的军事胜利，不举行这种特别的仪式。周王朝建立以来，蛮夷戎狄与周人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夷狄战争的胜利不仅关乎边疆的安宁，而且关乎中央王权的稳固，西周的周王几乎每代都亲自统兵征伐过夷狄,周昭王曾经南征而不返。周王室对夷狄的战争既有平定其叛乱和侵扰的性质，但也不排除对四夷地区的掠夺和侵略。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周人战胜夷狄之后都要举行隆重的献捷仪式。

但是，在后世王朝的政治生活当中，除过对四夷用兵胜利之后要举行献捷礼之外，出现了朝廷命官常常在镇压农民起义胜利之后向朝廷献捷以邀功的新现象，这种现象在明清两朝特别突出。如天启二年，妖贼徐鸿儒反山东，山东总兵官杨肇基擒鸿儒。献俘，磔于市（《明史·马世龙列传》）。崇祯七年，艾万年捕杀在山西起义的王豹五与其党领兵王，生擒翻山动、姬关锁、掌世王，献俘京师（《明史·艾万年列传》）。这说明这一时期，经过近两千年的民族融合，大汉与周边“四夷”民族的社会主要矛盾早已被阶级矛盾所代替，特别是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阶层发生起义，威胁国家政治稳定时期，统治者会采用献捷的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和震慑，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矛盾的转移。

［1］郭沫若.两周今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2］陈梦家.西周青铜器断代［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2004.107.

［3］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A］.古文字研［C］.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常金仓.穷变通久［M］.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5］杨成云.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转引自中国民俗学论文选［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A Study of the Ceremony for Reporting Victory to the Em peror before the Qin Dynasty

JING Hong-yan
（(History Department，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Baoj Shannxi 710062）

The ceremony for reporting victory to the Emperor before the Qin Dynasty was a kind ofmilitary salute in the ancient time.It especially referred to the fact thatwhen the titled dukes defeated the ethnic tribes,they held the ceremony to report to the Emperor.thismilitary salute contained zhenlv，xiankaiyue，gaoji，xianfu，yinzhi，dashang.From the pointof cultural origin，the ceremony for reporting victory developed on the ceremony of Preqin Dynasty of the season hunting activity.After the south and north danysties，there were two new ceremonies of xianqin of Feibiao and Lubu.At the same time，a new phenomenon occurred due to the success of suppression of peasant uprisings.The change of the ceremony for reporting victory reflected Chinese dramatic changes in political life.

time before the Qin Dynasty；the ceremony for reporting victory；the origin；development

K244

A

1673-2014（2011）01-0007-05

2010—09—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周王室赏赐礼制研究》（10BZS009）；陕西省教育厅项目（编号：09JK011）。

景红艳（1968— ），女，陕西富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周秦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