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鸽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18）

近代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研究

刘 鸽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18）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率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双方签署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至此结束了日本侵华战争以来两国的敌对状态，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进入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时代。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两国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曲折地发展着，回顾并且总结分析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对当下处理两国间的各种摩擦是非常有帮助的，相信在借鉴老一辈领导人以及外交家的各种经验的基础之上，在认真分析当前社会大背景的同时，中日两国一定能够克服万难，使两国间的政治、经济、人文的交往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日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

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率代表团访华，在经过宾主双方的反复磋商之后，于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至此结束了两国从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的敌对状态，两国进入邦交正常化进程，从而为两国间的正常交往开启了新的一页。看似顺利的过程中间其实包含着诸多的问题，在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政治家、外交家的积极斡旋之下，将中日两国间的分歧降到最低，从而建立了“求大同，存小异”的两国关系。总结研究这一段历史可以更多地了解历史的曲折真相，借鉴前人的外交智慧，学习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

一、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政治背景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结束，战败后的日本迅速修复着战败后的创伤。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社会发展迅速，国际地位逐渐提升，并于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的1976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切合法权益。在中国重新进入联合国大家庭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表达了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全方位合作的意愿。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迫于各方压力，重新审视对华政策，在尼克松总统就任以后，积极改善对华关系，派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从而成就了“小球带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这一外交史上的佳话。美国单方面和中国的接触，触动了日本政府敏感的神经，为防止日本成为亚洲的孤儿，以亲美派首相佐藤荣为领导的日本政府想抢在美国之前恢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遭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拒绝。直至田中角荣就任日本首相，我国政府才开始同日本进行全方位的交流。

二、两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存在的主要分歧

战争给中日双方人民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其实双方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是横亘在两国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阻碍。由于日本长期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台湾问题同样是两国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绕不开的话题，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署所谓的《日台条约》，试图帮助美国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同时，日本政府妄图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实现邦交正常化谈判的砝码。此外，还涉及到对战争的认罪与赔偿。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内部就已经确定放弃战争赔偿的邦交正常化原则，但并未对外公布，日本政府迟迟不愿意展开政府层面的交流就是担心中国政府强硬地要求认罪以及战争赔偿。中国政府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日本执政当局对如何接受心存顾虑。

三、为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国做出的努力

崛起中的中国顺应历史潮流，以民间交往为基础，积极努力准备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民间交往迅速升温，各种交流活动纷纷开展，中国政府以此为契机积极开展同日本的文化、经济进而政治的全方位交流。1972年7月10日，田中内阁刚刚组建三天，中国政府就派出了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团赴日访问演出，受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委托向刚刚组阁的田中内阁表达了中日友好的信息。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孙平化时指示，尽量接触到田中角荣首相，尽量转达周恩来总理对田中角荣首相的邀请，邀请田中首相来北京，并表示“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即便如此，田中角荣内阁仍未做出访问中国的决定，在其看来，“都好商量”以及“决不为难”之外还有万一的可能，那就是日本政府不便明说的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随后中国政府又派出了以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以农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日，再次向田中角荣首相传达中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的诚意以及容忍度。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在会谈过程中双方都做出了最大诚意的让步。田中角荣提出妨碍双方邦交正常化的敏感问题是台湾问题，邦交正常化的结果就是断绝日台关系，但是必须考虑到日本国内的关切，不处理好现实问题，日本国内将会大乱。同时，日方提出《日台条约》是经过国会决议、政府批准的条约，废除条约势必会背负欺骗民众的骂名。在欢迎田中角荣访华的晚宴上，田中首相在祝酒词中对过去的“不幸”表示“遗憾”，承认中日关系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好”气氛。姬鹏飞外长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韩念龙副外长说：“在群众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把造成中国几千万死难者的侵略战争说成“添了麻烦”，将决心放弃战争赔偿的“友好”盛情看作是过于难堪的冲击。尽管自始就有所谓“翻译失误”的看法，而且田中本人也有“添了麻烦”就是“谢罪”的辩解，但都无异于自欺欺人。并且在后面的谈判过程中，日本代表团没有丝毫的道歉之意，以强硬态度表示不废除《日台条约》，大肆鼓吹“条约论”，摊开了“法律解决”日中问题的底牌，以强硬姿态试探中国的容忍度。这一强硬姿态给刚刚展开外交工作的外交人员以始料不及的打击，在危难之时，周恩来总理再次利用个人丰富的外交经验将谈判从破裂边缘拉了回来。指出日本方面企图通过法律途径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途径是非常危险的，并且暗示一旦通过法律途径，激起了中国人民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战争赔偿的热情，那么局面很难收场。这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真正走上政治途径。在经历了第二轮外长级会谈以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田中角荣首相之后，谈判基本成功。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日本承认战争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害，并表示深刻反省；关于“战争状态终结”，姬鹏飞根据与周恩来商定的意见，建议在前言中写入“战争状态的结束”，而正文第一条则表述为“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以让双方对“战争状态”的终结时间作不同解释；关于赔偿问题，表述为中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放弃。双方还讨论了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等事项，都达成一致。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订。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日本与台湾当局“断交”。至此，中日邦交真正实现正常化。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推动者——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一个睿智的外交家的风采。周恩来对日工作总揽全局，在与日本政府层面沟通不顺畅的时间里，周恩来积极推动两国民间交往，积极利用文化、经济交往，利用亲中派及中日友好人士在日本国内积聚邦交正常化的推动力量。周恩来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前提，尽可能地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国际形势。周恩来用平易近人的个人形象赢得了日本民众对其的好感。周恩来以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尽量挤出时间去接见日本来访的各个阶层、各种行业的人士，尽量编织着日中友好的纽带，这一纽带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与周恩来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为其平和、谦逊、平静、忍耐的风度所折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的这些特性同样征服了田中角荣以及谈判桌前的对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提炼出的一系列原则，为日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外交提供了建设性的依据。

五、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意义

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结束了中日两国战争以来的“不正常”状态。对中国而言，这有利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与中国建交热潮的出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对世界来讲，有利于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中日邦交正常化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在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中日两国利益相互纠葛，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在不断的摩擦中发展着，但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借鉴并发扬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在经济、文化、能源、科教政治等领域加强沟通对话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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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贺春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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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6531（2011）10-0065-02

刘鸽，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