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啸 万晓花

（1合肥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2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寂寞与自由：高等教育应当坚守的两项原则
——重温洪堡大学思想的启示

陈 啸1万晓花2

（1合肥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2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柏林大学的改革是以洪堡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展开的。洪堡改革中提出的大学的任务、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大学应坚守的寂寞与自由的两项原则，不仅使柏林大学焕发了新的活力,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大学的发展，对后世的高等教育影响极大。重温洪堡的大学思想，深刻探析洪堡大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内涵实质等，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

洪堡；大学思想；启示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19世纪杰出的教育家。1809年2月28日,洪堡被任命为普鲁士新建的教育部教育大臣。洪堡在其任上虽然仅仅履职18个月，却致力于为普鲁士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制度。洪堡的改革涉及从初等学校到大学的各个领域，可谓大刀阔斧。柏林大学的改革就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他也因而在现代大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洪堡高等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再学习，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洪堡所处的时代背景

1806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败，整个国家濒于崩溃。这一时期德国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强国之路。而各类思潮碰撞交锋的结果，使振兴教育渐成共识。这一时期德国教育思想的特点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

1.1 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代表是费希特，他强调,为挽救民族危亡，担当民族振兴的重大使命，就需要大力培养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公民,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因此,教育优先成为当时最嘹亮的口号。

1.2 新人文主义。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初在德国兴起了新人文主义运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歌德、沃尔夫、洪堡、费希特等。新人文主义强调要扬弃吸收古希腊等传统文化中的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1.3 改革与创新。在上述思潮引领下，一些大学开始了积极的探索。比如，1694年建立的哈勒大学和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开始重视学术的自由研究,尝试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改革在当时就已经显露出现代大学的萌芽,为创新高等教育，建立新型大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洪堡的大学思想

19世纪初，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洪堡利用短暂的、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契机，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创建了柏林大学，开创了德国大学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新纪元。洪堡的大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方面与他青年时代在哥根廷大学的经历有关，一方面也与施莱尔马赫和费希勒等人的影响有关。德国学者贝格拉在《威廉·冯·洪堡传》中说：“洪堡创立大学所依据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是其他人先期设想的，”[1]“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1]“当然洪堡本人也阐述了他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使之付诸实现的人。”[1]洪堡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思想见诸于他的一系列文稿中，特别是在建设柏林大学的过程中，洪堡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如《柯尼斯堡学校计划》（写于1809年7、8月间）、《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1809年12月）、《关于高等学术机构的组织》（1810年）等等。这些文稿成为打开研究洪堡近代大学理念之门的钥匙。

2.1 大学的使命。洪堡强调大学应有对科学探求和对个性与道德修养的双重使命。洪堡所说的科学不同于一般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而是能够统领一切学科的所谓“纯科学”，即哲学。“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2]洪堡认为，进行纯科学研究应该是大学的基本任务。所谓修养，是新人文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指人性道德的最高境界。洪堡认为修养应是个性全面发展的结果，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应具有的素质。修养并不一定与某种专业能力和技艺相关联。换言之，并不是说学习了一门专业技术就能够自然而然提高修养。相反的，洪堡认为任何实际的专业性学习反而会使人迷失修养的正确方向。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是达至修养的不二门径。[3]洪堡说，纯科学是用于“精神和道德修养…天然合适的材料”。[4]

当然，科学研究并不是完成其他目标的从属物，科学研究有其自身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正如洪堡所说，科学非为修养刻意而准备，而是天然适于修养的进行。换言之，大学教师在学术研究、科学创造的进程中，不仅能够收获学术成果，而且能够实现修养的目标，正所谓“科学…也可陶冶性格”。[4]因此，洪堡极其强调科学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4]大学之所以称其为大学，就在于，“把科学看作为尚未穷尽、且永远无法穷尽的事物，并不舍地探求之”。[4]

洪堡强调，上述理念同样也适用于学生。在洪堡看来，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身份并不具有严格意义的界限；教师是研究者，大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同样也在开展研究，因此，学生也是大学研究的广泛参与者。[3]

2.2 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认为，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研究的机构，为确保科学研究顺利进行，大学的教师就应当充分享有学术研究的自由，并且应当有适宜开展研究的内外部环境和相对平和安静的心态。以此为基点，洪堡认为大学应坚持“寂寞”与“自由”的双重组织原则。在洪堡看来，对于纯科学活动，“自由是必需的，寂寞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3]在大学之中，“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 ”[4]

2.2.1 关于寂寞的原则。纵观洪堡大学精神的论述，尽管强调了寂寞对于办学治校的极端重要性，但并没有对寂寞的含义作明确的说明。从他的一系列论述来看，他所谓的寂寞至少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大学应享有自治权。用洪堡的话来说，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4]。洪堡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是从事的科学活动的场所，属于精神领域，因此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而任何严密的组织形式都将有意无意的对学者形成束缚。所以，他认为国家不应介入大学的管理。他甚至强调，国家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错误。但实际上在现实中，大学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国家所提供的经济和组织保障，洪堡认为，正由于国家对大学的投入，“总是必然会产生消极的作用，精神会为物所蔽，高尚会坠于粗俗”[4]，所以，他认为国家应时刻提醒自己，防范对大学科学研究活动形成的干扰。

第二，大学应避免追逐经济利益。洪堡认为关于大学与国家关系的准则，同样也适用与大学与社会经济生活。如上所述，洪堡把探求科学和修炼道德看作大学的使命，大学就应该与社会经济利益保持距离。他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探求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洪堡说：“当科学似乎多少忘记生活时，它常常才会为生活带来至善的福祉。”[5]他还认为，只有在纯科学活动中才能实现修身养性，那些旨在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专门性知识，只会让人趋于庸俗，背离修养的方向。洪堡在论述人文中学教育时指出，“实际生活或某一行业的需求必须被排除在外”，否则，“教养便有失纯粹”，便培养不出完全的人。[6]

第三，大学应保持独立的精神世界。洪堡认为，为了潜心治学，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外界所干扰。洪堡常用寂寞或悠闲来刻画大学中的生活，并视其为开展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大学的寂寞是对外部世界的漠视，但在其内部，大学成员之间却有着频繁而广泛的学术交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按照他的设想，大学无非是一群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家园，“有人独自专注沉思，有人与同辈数人相过从，还有人聚学生数名于周围”[4]，其所求所愿无非是科学，并生活在科学之中。对学生而言，大学的意义在于使其 “在中学和步入生活之间，在聚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把数年的岁月完全地用于科学的思考”[3]。

总之，洪堡不仅强调大学机构本身，也强调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虽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面对充满诱惑的社会经济利益，要始终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坚持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

2.2.2 关于自由的原则。与寂寞同等重要的另一原则是自由。实际上，自由与寂寞相辅相成。没有寂寞就没有自由。自由也包含三层意思：

第一，大学的自由。根据科学探究的内在要求，大学必须确保其在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而什么是威胁大学自由的因素呢？在洪堡看来，威胁大学这种自由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由于国家对大学的经济投入，必然会对大学提出一定的要求，也正是这些要求，很可能形成侵害大学科学活动的主要潜在因素。因此，保持大学的自由，就是要注重处理好大学权利与国家职责之间的关系。洪堡极其重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一再强调，政府应当尊重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性，明确自身的行政管束对大学可能形成的天然和潜在的危害，将其对大学不得已的干预作尽量的限制，尽量避免将大学的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等等。其次是大学自身。大学内部也孕育着侵害自身保持自由的因素。洪堡说：“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而且也会来自这些机构（指大学——引者）本身，它们开始可能接受了某种思想，继而动辄压抑其他不同的思想。”[4]要消除此种来自于内部的危害因素，洪堡认为，反过来有赖于国家。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以预防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弊病。”[4]国家可以通过行使对大学教师的聘任权，改善教师的学缘结构，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籍此防止大学内部形成门户观念或学霸风气。用洪堡的话来说：“大学教师的任聘须完全由国家进行；在此给各学院更多的权限，而不使明智、懂行的学监独立负责，绝非善举。在大学之中，争论和争辩是有益而必要的，教师之间因工作而产生的观点冲突会有意无意地改变其视野。”[4]就是说，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防止大学的封闭、僵化的倾向，促进大学之间的开放、合作与交流。

第二，教师的自由。根据洪堡的观点，大学教师应超脱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外，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既不受到国家的管束，也不受到经济利益的牵制，完全在自由自在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探索。

第三，学生的自由。在洪堡看来，既然大学生与教师具有共同的任务，均是“为科学而共处”[4]，因而也应像教师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按照洪堡的设想，也应创造条件，允许大学生独立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与教师共同研究，也可以独立从事研究，甚至不作强求一律的教学要求，“听课径可偶尔为之”[3]，等等。

2.3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注意到洪堡不断论证并着重强调了大学与政府之间应是相对独立的关系。我们更注意到，洪堡当年是作为政府教育主管人来论述这一关系的，换句话说，洪堡应当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看待大学管理，却又为何反复强调国家不应过多干预大学自治呢？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正是涉及到，究竟什么是大学与政府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本质？实际上，洪堡并非无视国家的利益，他之所以提出大学应保持独立的地位，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普鲁士民族和整个德国的振兴。因为在洪堡看来，只有寂寞和自由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大学的繁荣，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国家应当为大学创造保障其繁荣所需的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地服从于国家的种种实际需要。他说道：“国家在整体上…不应就其利益直接所关所系者，要求于大学，而应抱定这样的信念，大学倘若实现其目标，同时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由此而来的收效之大和影响之广，远非国家之力所及。”[4]所以，大学自治与政府目标的一致性才是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本质所在。

3 洪堡教育思想对后世大学改革的启示

洪堡关于近代大学的观点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诸多方面对现代高等教育仍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3.1独立、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应成为办学的基本原则。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已经证明，坚持学校自主办学，让教师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建立合作开放的发展机制是现代大学建设的基本要素。任何国家要想建成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都必须坚持让学校自治，给教师“自由”，促学校与社会广泛的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才能激发人的创造潜能，才能真正使高校成为引领社会不断前行的“智力永动机”。纵观当年柏林大学的发展，正是由于提倡了独立、自由与合作的精神，才使其注入了发展的活力：行政管理、学术研究、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都洋溢着自由、民主的气息，成为引领现代大学发展的楷模。

3.2教、学与研究三者相统一，应成为大学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体现在教育者身上，既是教师，又是科学研究者；体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既是学生，又是科学研究的参与者。体现于教学过程就是师生的有效互动和角色互换。换言之，教师的任务是对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引导；学生的任务是在参与教师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独立从事研究的方法。因此，师生之间要保持亲密关系，通过交往，使学生了解科学研究的过程及教师的人格魅力，达到帮助学生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同时，通过师生交往，教师也可以从学生身上获取研究创造的灵感。

总之，教、学与科研三者相统一,这既是近代大学追求的目标，也是重要的办学原则。其成功的办学模式是柏林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最重大贡献，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大学仅止于传播知识的功能,赋予其创造新知识的使命,推动大学一步步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3.3科学、理论与实践三者相统一，应成为大学的本质属性。洪堡对科学的见解是：“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之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这一见解被后来的约翰·S·布鲁贝克所接受，他强调：“教育阶梯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与未知的交界处，或者是虽然已知，但由于他们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7]布鲁贝克将其发展为对高等教育本质属性的界定。这一本质属性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科学统一，就是把各种科学统一到一定的哲学基础上。哲学是各门科学的基础，应成为大学的核心学科。其次，科学统一，在大学就应具体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大学教学中，不能仅讲理论，他十分重视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教师既要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又提倡学生积极参与真实的课题研究，从而提高学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3.4耐得寂寞：锻造学者品格和大学品味的必由之路。洪堡认为，大学的学术任务是“对世界的进一步创造”；而要获得创造的灵感，就需要宁静和自由的环境。在他看来，“自由是必需的，宁静是有益的，大学全部的外在组织即以这两点为依据”。“耐得寂寞”即突显了柏林大学的品味，也突显了柏林大学学人的品格和气质。这一点，恰恰是当代大学和学人所缺失、所淡漠甚至遗忘的精华部分。[8]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深刻反思和追问。

总之,洪堡对高教理论和实践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亲自促成并创办的柏林大学，成为当时德国科学与艺术的中心,为世界近代大学的创办提供了参考模式,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大学的发展。现今德国著名的布勒斯劳大学（1811年）、波恩大学（1818）和慕尼黑大学（1826年）都是依此模式建立的。洪堡的大学思想随后在世界范围传播开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的北大改革都深受其影响。现在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学术自由，以及产学研相结合等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都可以从洪堡那里找到源头并得到启发。

[1]（德）彼得·贝格拉·威廉·冯·洪堡传[M].袁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洪堡.论一个民族的科学和艺术得以昌盛的条件[A].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洪堡.柯尼斯堡学校计划[A].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A].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洪堡.柏林科学院演说辞[A].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洪堡.立陶宛学校计划[A].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8]龚放.柏林大学观的当代价值[J].高等教育研究,2010,(10):108.

LONELINESS AND FREEDOM：THE TWO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LNSIST——THEENLIGHTENMENTOFMAKINGAREVIEWOFW.HUMBOLDT'SUNIVERSITYIDEAS

CHEN Xiao1WAN Xiao-hua2
（1 Hefei College,Hefei Anhui 230022）（2 Education College,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Anhui 235000）

The reform of Berlin University is unfolded by the German intellectuals represented by Wilhelm Humboldt.The reform of W.Humboldt put forward the mission of Univers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and Government and especially the two principles of loneliness and freedom that the university should insist on,not only offer new vigor to Berlin University,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wide university whose implications are enormous to later ages’higher education.Making a review of W.Humboldt’s university ideas and a deep study on the background,connotation and substance of the university ideas of W.Humboldt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higher education.

Wilhelm Humboldt;university ideas;enlightenment

G64

A

1672－2868（2011）05－0091－05

2011-07-16

2010年度安徽省高校质量工程教学研究委托项目（项目编号：皖教秘高【2011】26号）；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AHSK09-10D146）

陈啸（1955-），男，北京人。合肥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教师教育。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