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王小波杂文中的“我”

2011-08-15

巢湖学院学报 2011年5期
关键词:王小波杂文知识分子

凤 卓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王小波杂文中的“我”

凤 卓

(巢湖学院,安徽 巢湖 238000)

王小波杂文多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我”字及“我”惯用句式的频繁出现。本文对王小波杂文中的“我”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通过形式与内容、文体与思想相结合的整合性的研究,揭示王小波杂文的独特内涵、话语特征和审美意义。

王小波;杂文;我;创作发生;生存意义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他的“意外”逝世,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界一次轰动事件。在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144篇杂文里,王小波多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48篇杂文的开头第一个字是“我”,还有25篇第一句话中有“我”,几乎每一篇杂文都有“我”字频繁出现。文章基本上逃脱不了 “我年轻时候插过队”、“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我对科学更感兴趣”等惯用句式。

王小波杂文中值得关注的是叙述者的身份问题,具体地看,第一人称“我”在文本中有两个身份:一类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记忆、经历和见闻,这些事情都是确切真实的;另一类“我”是创作者虚构的,以作者的身份出现,活在故事之外。“我”在客观讲述、评论的同时,也使作者真正地进入到自由的艺术创作之中。由此,“作者”的全部含义亦以一个批评话语立场为前提,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人,一个写作状态中的人,虚构文学中的叙述人、隐含的作者,都可能用某一符号并指称为“作者”。[1]

1 “我”的渊源

1.1 坎坷的成长历程

在当代作家谱系中,试图诠释王小波是极其困难的。他的人生道路、创作历程都颇具传奇色彩,幼时家庭变故、“文革”动乱、军垦的艰辛、国内大学生活、赴美留学,直至回国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

小波的一生仅仅只有短暂的45年,但经历却极其坎坷。1952年,王小波出生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家庭。他出生那年,正值“三反”运动期间,父亲王方名教授在政治运动中蒙冤,被错定为 “阶级异己分子”。母亲宋华因此给他起名“小波”,兼有把“大风大浪化为小波小浪”之意[2]。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父亲的不幸遭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印记,并成为他将来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1966年“文革”爆发,王小波和数以千万的年轻人被卷入更为不幸的的人间浩劫中。在那个狂热的动乱年代,年轻的王小波也曾拥有激昂的万丈豪情,据他的姐姐王小芹回忆:“到上山下乡风潮哄起,他竟自愿报名到最远的西双版纳兵团,甚至不顾劝阻,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之悲壮诗句。”[2]但严峻的现实迅速瓦解了他的革命激情,“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3]在云南得了一场大病后,小波又辗转回到北京治病,后转到母亲的老家山东插队。大约70年代中期回城,他被安排到了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

1978年参加高考,王小波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新的生活终于开始了。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又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在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生。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讲师。

1992年,王小波作出重要决定,辞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职。随后短暂的5年是他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除了小说《时代三部曲》以外,他还先后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杂志担任专职作家,杂文大多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用短暂的一生给世间留下一笔丰硕的文学遗产。

1.2 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

旧式中国文人大多没有上战场一搏高低的能力,唯一凭借的只能是嘴和笔,“立德、立功、立言”便成了一个理想楷模。他们把熟读四书五经作为通往政治权力的“敲门砖”,希冀通过殿试和朝考,得到梦寐以求的官职。一代又一代的“士大夫”依附于皇权,梦想成为权力的阐释者、维护者、持有者,自然丧失应有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试问,孔孟以降,中国文化人有多少洒脱地生活在政治权力“手掌心”之外?

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乃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一位极为独特且重要的作家”[4]。正如王小波自述:“我是个半老不老的学究,已经活满了四张,正往五张上活着。我挣钱不多,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既没有洋房,也没有汽车。我的稿子发在刊物上,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名字,没有一对括号,里面写着美国。”[3]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没有单位、没有名分、没有工资的“三无”社会人员。

20世纪80年代,王小波选择远渡重洋,到大洋彼岸留学。异国求学的经历,如今看来,不仅使他避免了国内一轮轮的学术思潮,更使他的人生阅历、经验得以拓展,为今后保持着一份特有的冷静与清醒奠定了基础。1992年,王小波觉得哪怕那不算多的体制内的工作也是他自由思考的累赘,毅然辞去了稳定的教职工作,坚决跳出了“学院官方体制”的手掌心。面对人生的抉择和流变,他无怨无悔地说:“现在我心闲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愚弄,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3]李银河回忆他当时的辞职感受:“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的。”[2]这种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本身便蕴涵着一种抗拒“设置”、“平庸”生活的精神诉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魅力之一,来自于他断然拒绝了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无可逃脱的‘宿命’。 ”[4]

1.3 天马行空的自由思想

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正可谓,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人因自由思想而伟大。王小波的“这本杂文随笔集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涉及知识分子的处境及思考,社会道德伦理,文化论争,国学与新儒学,民族主义等问题;包括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出来的各种真知灼见,涉及科学与邪道,女权主义等;包括对科学研究的评论,涉及性问题,生育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研究的伦理问题和方法问题等……”[3]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内容如此庞杂,充分体现了一位出色的杂文家天马行空的自由思想。

王小波以自由灵性的积极心态,进行着纯文学创作。属于王小波的90年代也是顾准、陈寅恪两位学界泰斗从遗忘的角落被重新“拾起”的岁月,笔者觉得这绝非一个巧合,“他(顾准)独立思考的精神远比他的著作更闪光[5],“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6],“他(王小波)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2]。90年代大众几乎共时性地接受他们,就在于相似的学术品格、生存方式和人格魅力,王小波正是秉承了前辈们 “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文化血脉。在杂文里,他不断警醒着人们:应该成为自由生活的主宰,不要成为他人操纵的“行货”、“信使”。他认为:“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3]“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3]

作为一名自由思想者,王小波坚定地认为:“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一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2]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语,无疑表明了一个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灵魂的本真,他的杂文或许“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群体的声音,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在90年代最有力最正确的方向。”[7]

2 “我”创作发生的成因

2.1 创作发生与“那个时代”的记忆

秦晖研究发现:“小波对现实的批判似有 ‘慢一拍’的遗憾。小波去世前的中国已不是个乌托邦狂热下的中国,以权谋私的原始积累过程已取代虚伪的‘道德理想国’而成为新的‘现实’。”[8]在杂文里,“我十四岁那年”,“我插队下乡那年”……类似的具有明显时间标志的句子特别多,也非常引人注目。联系起其身世(1952年出生,1968-1972年在云南、山东等地当知青和下乡插队),“王小波的大部分杂文都是以“文革”时代的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为基本背景或嘲讽对象的”[8],“那个年代”的记忆是王小波解析自己、剖析时代的一个出发点。“那个时代”的阅历是王小波一生难以抹去的阴影,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

在“那个时代”,既有双唇紧闭、两眼发直、武斗时咬了对方一只耳朵的大学生,也有流着鼻涕、领着知青“小学生”念毛主席语录的生产队长;既有高喊着“思想、斗私批修”卖杂货的傣族老太太,也有“指着一团团火红的粘在一起的锅片子,说这就是钢”的炼钢工人;既有以“灌输领袖思想”为己任的“军代表”,也有一腔热血梦想“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的革命青年。生、旦、净、末、丑,各色人物争先恐后地登上舞台,“文攻武卫”的血腥场面,喊着响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口号、大跳忠字舞,凭血缘关系来评判个人的政治观点、社会地位,奥威尔《1984》中描绘的情景不幸在“那个时代”变成现实。

“那个时代”是20世纪中国的一场闹剧,这场“集体性的癔症”遗留下的痼疾不会立即消失,而是会影响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是个“健忘”的民族,鲁迅就曾说过:“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9]关于“那个时代”,王小波在杂文里不断反省,勇于承认错误,警醒众人不可轻易淡忘那段历史。

2.2 创作发生与创作心态

关于杂文创作动机,王小波以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3]王小波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外在化的书写方式,担负着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职责:独立地观察、思考,真正地“跳出手掌心”,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谋取任何职位,不代表任何人群。

在“我”的荒诞体验中,王小波敏锐地发掘出太多的难以言说的现象。阅读《红楼梦》,从“红楼”闺阁一段对话发现:“林史闺阁中的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诗,深更半夜的,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3]欣赏电影《庐山之恋》,对男女主角在热恋中的“崇高格调”他表现的极其反感,彼此不是亲热的说 “我爱你”,而是造作的大喊“I love my motherland”! 这些有悖于正常人性的行为,几千年来,并未随时代而消亡,仍旧散见于我们的日用话语、街头话语、传媒话语等等之中,并时时可见。

王小波在文中发表了自己意见:“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话语。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想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3]王小波选择了沉默,主动地拒绝、放弃参与现实功利话语权的建构,对此他说:“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因为话语即权力,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用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3]王小波的创作心态是平和冲淡的,读者只有深入到“我”的文学世界中,才可以感受到意犹未尽的与众不同,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王小波杂文的独到之处。

3 创作发生与审美追求

王小波的杂文同样是极具特色的,不用署名,读者完全可以从他的言语中寻出“王小波味”来。他的妻子李银河认为:“小波的文字就像帕瓦罗蒂一张嘴,不用报名,你就知道这是帕瓦罗蒂,胡里奥一唱你就知道是胡里奥一样,小波的文字也是这样,你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2]

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的文艺观是独树一帜的,他旗帜鲜明地标榜出自己的文艺观——有趣。喜欢“有趣”是人再正常不过的需求,但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却成了“被遗忘了的客观存在”。他认为:“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3]王小波提倡有趣的审美追求,“有趣是有道理且新奇”[3],反对无趣的生活常态。有趣不仅是王小波的创作态度,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面对荒诞的社会现实,王小波选择有趣的话语方式来嘲讽客观世界的荒谬。例如,一批知青被派往农村,在萧瑟的秋风中蹲在地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老农无比骄傲地汇报:“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今天的活茬是:领着小学生们捡芝麻。报告完毕。汇报人异常兴奋,有些连冻出的清水鼻涕都顾不上擦,在鼻孔上吹出泡泡来啦。”[3]一批耍猴艺人在开耍之前,竟用官方口吻告诉看客:“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3]“泛伦理道德化”荒唐至极,甚至:“两只蚂蚱在篱笆底下偷情,是两个堕落分子。而那只黄里透绿,肥硕无比的癞蛤蟆,却是个道德上的义士,看到这桩奸情,就跳过来给他们一点惩诫——把他们吃了。 ”[3]

有趣是王小波杂文的审美追求,这也让他的杂文拥有广泛的读者群。王小波逝世后,读者感叹道:“自己不是什么专家学者,开了一家电器铺,但很喜欢读王小波先生的杂文,可惜以后再也读不到这种文风犀利睿智的文章了。”[10]

3 谁是“我”

3.1 “我”的生活时代

8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逐渐好转,政治走向稳定,思想逐步解放,文化事业全面复苏。这是知识分子期待的“黄金时代”,在浪漫明丽的文化主调下,政治权力和精英知识者和谐共进。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次次地感动中国,正在于紧随时代步伐,直观地体现着时代主题。知识分子再次成为社会的文化英雄,人文启蒙精神的“照亮”成为时代最有价值的文化篝火。

90年代社会形势陡转急下,顷刻之间,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被“边缘化”了,“市场”、“商品”成为最为显赫的社会关键词。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获得了官方的合法性,整个社会发生了根本的转型,并以始料不及的强大力量,影响、改变、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当人们沉静下来的时候,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会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话语发出质疑。我们树立的一个个权威陆续在人们心中倒塌,所鼓吹的乌托邦幻想也一一破灭,作家们改造现实的满腔热忱遭受了空前冷漠的对待。”[11]

90年代,知识分子逐渐被市场“放逐”,虽曾发动过“人文精神大讨论”,高举过“理想”和“信念”的大旗,但最终,谁也无法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步伐。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出现,社会生活中的“泛意识形态”逐渐消退,“振臂一呼而万众响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一般看来,任何转型时代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薄弱时期,权力控制的松动使得个人自由的表述成为可能,也是文学思潮和文学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笔者认为,90年代的转型既是文学危机的开始,也是现代文学新生的开始。走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都要以敬业的态度对待自己神圣的事业,文学创作也好,科学研究也罢,都不再拥有决定和分享知识的权力,关键要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来表现对现实的关怀。因此,过去“我们改变世界”的革命浪漫主义狂想逐渐被“世界改变我们”的社会现实所取代,王小波的杂文正是在此文化转型的大语境下取得成功的。

3.2 “我”的现实身份

何谓知识分子?读书多,有知识,有学问,即使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代表公众的,体现公众,心怀公众的。

那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颇具感染力,像俄罗斯的民粹派,他们为了天下苍生可以去坐牢、服苦役甚至被处死。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公共知识分子’称号,超越于世俗事务,从边缘的立场来守护这一公共空间成为知识分子的不变的职守。 ”[12]

90年代,知识分子作为经济社会转型最为敏感的一支队伍,也是最后被市场撕扯的最体无完肤的一群人。延续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心理定势的知识分子风光不再,“失去了 ‘立法者’的地位,却连‘解释者’的地位都没有保住,而马上成了‘游民’”[13],瞬时从高高在上的天堂跌落到平凡的人间。

知识分子一直是王小波关注的焦点。他反对人人争做道德模范,甚至认为许多传统意义上的书生,道德品行本来与乡下二十岁守寡的尖酸老太婆差不太多,却“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3]实际上,知识不是用来装饰自己的外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重要。”[3]知识分子真正职责不是成为道德的维护者,而是社会的思考者。

在中国文化谱系上,王小波是个异类:“从年龄来说,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路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8]笔者认为,正是这股锐气、灵气、心气,把现实身份自觉地放到大写“我”的位置,让王小波比那些自命不凡的道德精英更接近于公共知识分子。

3.3 “我”的生存状态

新中国成立,大批被“规训”的知识分子走进“单位”。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中,个体的人只有自觉地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才有实现价值的可能。随着“领袖出思想,工农兵出生活,作家出作品”文学生产体制的确立,个人完全在红色海洋里迷失了方向,王小波曾嘲讽过,“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3]

王小波身前被排除在主流文坛之外,历来被称为“体制外写手”、“文坛外高手”。在杂志上,我们只会在标题下看到醒目的一行:王小波(自由撰稿人)。我认为,“自由撰稿人”既是他“卖文为生”的雅号,也是他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单位”对个人的控制逐渐松绑,“由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商业化程度的加剧,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出现了更为松动的迹象,这使得更多的人能够选择一种更为‘自由’的‘体制外’生存方式,在媒体间活跃的‘自由撰稿人’是其主要存在形式。”[14]在西方,学者、名作家、名记者都属于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却“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其他福利待遇,只靠稿费生存的写作人。”[15]现代知识分子在进行独立思考的同时,也成功摆脱了政治的“制约”,但将面临着“娜拉走后”经济独立的束缚。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王小波选择“自由撰稿人”这一特殊“岗位”,还是颇具某种象征意义的选择。其实,如王小波这样“保持人格尊严”的没有任何体制保障的作家,既不媚世趋俗,也不甘为“文丐”,独自在家里靠写字吃饭的自由人,的确需要超强的勇气,需要承受社会、家庭、生计等方方面面的压力。这种生存方式虽具有浪漫传奇的色彩,但也是动荡危险的,其中的艰辛更与何人说?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虽然他不是最早选择自由撰稿人作为生存方式的人,但在自由撰稿人中,他是最有自由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一个。他清晰地意识到在目前的生存环境中,选择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方式所能享受到的思维的乐趣。”[16]

匆匆十三载后,读着王小波饱含血泪的杂文,我们依稀可以看见: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依旧步履蹒跚地行走在时代的前沿。“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志,不仅是高楼大厦盖了多少,或者参加高尔夫球协会的大亨有多少,还应该看在社会舆论中,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占了多大的比重。也许这种批评对于商品经济发展毫无作用,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也没有影响,但它就是需要存在。哪怕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声音,有了它,社会发展才会健全。 ”[17]

[1]方习文.试论文学批评中的“作者”[J].学术界,1999,(6).

[2]艾晓明、李银河.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3]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4]戴锦华.智者戏谑——阅读王小波[J].当代作家评论,1998,(2).

[5]李冬莉.感动中国的作家:顾准[N].北京娱乐信报,2003-03-24.

[6]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葛红兵、邓一光、刘川鄂.谁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师[J].南方文坛,1999,(5).

[8]王毅.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9]鲁迅.鲁迅全集(1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夏辰.沉默与狂欢[N].南方周末(文化版),2002-04-12.

[11]李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2](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0.

[13]卢英平.立法者·解释者·游民[A].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C].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14]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牛立明.透视中国自由撰稿人[J].创业者,2001,(9).

[16]丁东、谢泳.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J].东方,2002,(3).

[17]陈思和.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规范[J].上海文学,1993,(7).

THE “I”IN WANG XIAOBO ESSAYS

FENG Zhuo
(Chaohu College,Chaohu Anhui 238000)

Wang Xiaobo often uses first-person “I” to describe,the “I” and “I” usual sentence frequently appear.This essay conducted a tentative exploration to Wang Xiaobo′s “I”,through integrated research in the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style and thought,Wang Xiaobo essays reveal the unique content,discourse features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Wang Xiaobo;essays;I;creation occurred;meaning to life

I206.7

A

1672-2868(2011)05-0033-06

2011-06-10

巢湖学院2011年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XWY-201103)

凤卓(1982-),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传媒。

责任编辑:澍 斌

猜你喜欢

王小波杂文知识分子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画与理
王小波 你好哇,李银河
《杂文选刊》邀您读杂文佳作
浪漫王小波
关于王小波的误读
近代出版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
复兴之路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演变——基于西方几种主要知识分子理论的分析
《杂文选刊》2013年1月下半月版精彩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