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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与《韩诗》

2011-08-15邢培顺

巢湖学院学报 2011年5期
关键词:章句蔡邕治学

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曹植与《韩诗》

邢培顺

(滨州学院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3)

曹植受到《诗经》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他对《诗经》的接受虽不拘一家,但从其现存作品来看,他经常采用《韩诗》说,表明他对《韩诗》有所偏爱,这是因为《韩诗》通达的解经方式符合他的个性特点和学术观念。曹植通过荆州学接受了由蔡邕带到中原的杜抚、赵晔的《韩诗》说。

曹植;《韩诗》;荆州学

曹植天才卓出,学识渊博,可以说,他以前的重要典籍,都曾进入他的视野,成为他修习和借鉴的对象。在儒家经典中,《诗经》对他的影响尤其大,且有多方面的影响。从现存资料看,曹植曾深入研读过《诗经》,《诗经·豳风·东山》孔颖达疏曾引曹植的《萤火论》:“《诗》云:熠燿宵行。章句以为鬼火,或谓之燐。未为得也。天阴沉数雨,在于秋日,萤火夜飞之时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湿而光,亦有明验,众说并为萤火,近得实矣。”[1]说明曹植曾对诸家诗说进行过对照阅读,比较其优劣,并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所说“章句”,赵幼文以为是指《韩诗章句》,[2]甚是,则曹植在这里是反驳《韩诗》说而肯定《毛诗》说,说明曹植对《诗经》的接受不拘一家,往往是择善而从。不过,从曹植作品对各家诗的采用情况来看,曹植对《韩诗》特为偏爱,因而受它的影响也更大。对曹植的研究而言,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这是影响他个性特点、行为方式和学术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

1 曹植文学创作中引用《韩诗》说的方式

在汉代,虽然《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又有所谓今古文之分,它们在文本文字、章句解说和意蕴阐发方面有所差异,但并不是完全不同,因而所谓的“家法”、“师法”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且,以曹植的个性和治学特点,他在接受《诗经》的时候,也不会绝对的局限于哪一家,只不过因为《韩诗》的解经方法更符合他的个性特点和学术思想,故而对其有所侧重而已。下面我们用具体的例子,来考察曹植文学创作对《韩诗》说大量采用的情况,并通过论述《韩诗》的解经特点以探析曹植喜爱《韩诗》的原因。

《诗经》对曹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他的文学创作中,除了诗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手法深受《诗经》影响外,运用《诗经》故实和语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指的现象也非常普遍。由于《韩诗》的解经内容和解经方式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曹植对《韩诗》的经常引用也就成为一个引人关注且值得研究的问题。据考察统计,在曹植的现有作品中,明显使用韩诗说的地方就有十六处,而且使用方式相当灵活。总括起来,曹植使用《韩诗》说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用其故实,二是用其语词释义。

1.1用其故实。在对一些诗歌内容的解说上,《韩诗》与《毛诗》有许多不同,曹植往往取韩诗说。如《七启》:“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燿神景于中沚,被轻縠之纤罗。遗芳烈而静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萱蕙兮为谁修,燕婉绝兮我心愁。’”毛序:“《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1]此与曹植用意不符。《韩诗故》:“《汉广》,悦人也。 ”[3]《韩诗内传》解“汉有游女”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魋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汉女所弄珠如荆鸡卵,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数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3]薛汉《韩诗章句》解“汉有游女”说:“游女,谓汉神也。言汉神时见,不可求而得之。”[3]很显然,曹植对《汉广》一诗的接受,采用的是《韩诗》说。在《洛神赋》中,他又说:“携汉滨之游女。”《九咏》中说:“感汉广兮羡游女。”显然都是使用《韩诗》说,说明曹植对《韩诗》相当熟悉和喜爱。《娱宾赋》:“扬仁恩于白屋兮,踰周公之弃餐。”此用《韩诗外传》之说。《韩诗外传》卷三第三十一章:“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执贽而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4]其《豫章行》中说:“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二“白屋”用典显然同出一源。《释思赋》:“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毛序:“《白驹》,大夫刺宣王也。”传:“刺其不能留贤也。”[1]与曹植用意不符,则曹植当用《韩诗》说。《节游赋》:“浮沉蚁于金罍,行觞爵于好仇。”毛序:“《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1]《毛诗》解“好仇”为“妃偶”,与曹植用作“朋友”之意不符,则曹植此处当用《韩诗》解。《贪恶鸟论》:“昔尹吉甫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毛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1]《韩事故》:“《黍离》,伯封作。”解“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曰:“‘离离’,黍貌。诗人求亡不得,忧懑不识于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又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 ”[3]薛汉《韩诗章句》解“彼黍离离”:“《黍离》,伯封作也。诗人求己兄不得,忧不识物,视彼黍乃以为稷。 ”[3]《毛诗》与《韩诗》对《黍离》一诗的解说分歧甚大,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两家解诗的特点,曹植取《韩诗》之义,也反映出曹植对前代学术的接受特点。《黄初六年令》“昔熊渠、李广,武发石开。……固精神可以动天地金石,何况于人乎!”此处熊渠事用《韩诗外传》之说。《韩诗外传》卷六第二十四章:“勇士一呼而三军皆避,出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跃无迹。熊渠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4]可知曹植读诗不限一家,对各家之义也能思考、比较,择善而从。《韩诗》的解诗方法比较通达,不像《毛诗》那样将所有诗歌都附会以政治和道德的意义,也许这正是曹植喜爱《韩诗》的原因。

1.2用其语词释义。《韩诗》在对《诗经》语词的解释上与其他各家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曹植在创作中,往往采用韩诗说。如《赠徐幹》:“亮怀玙璠美,积久德愈宣。”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韩诗》释《诗经·淇奥》:“宣,显也。 ”[5]《夏禹赞》:“厥德不回,其诚可亲。”《文选·西征赋》李善注:“《韩诗》曰:谋猷回泬。薛君曰:回,邪辟也。”[6]《鹖赋》:“若有翻雄骇游,孤雌惊翔。”《文选》谢瞻《张子房诗》李善注:“薛君《韩诗章句》:翻,飞貌。”[6]《洛神赋》:“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文选》李善注宋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句曰:“《韩诗》曰:东方之日。薛君曰:诗人所说者,颜色美盛,若东方之日。”[6]《求自试表》:“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诗》之素餐所由作也。”《文选》李善注:“《韩诗》曰:何谓素餐?素者,质也。人但有质朴而无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禄者,颇有所知,善恶不言,默然不语,苟欲得禄而已,譬若尸矣。”[6]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他暗用《韩诗》说的地方,应该更多。至于曹植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上所受《韩诗》的影响,则很难与其他因素分开而单独论述。

《韩诗》虽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与其他各家诗毕竟只是大同小异,那么曹植在《诗经》接受上的这些特点,似乎可以说明他对韩诗的偏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治学和思想上的倾向性。

2 曹植偏爱《韩诗》的原因

《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汉书·儒林传》:“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7]韩婴生活于黄老刑名思想占主流、儒学被边缘化的文景时代,其时的治学风气,与武帝以后的五经博士大不相同,他们仍继承着原始儒学的治学精神,强调针对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比物联类的解经方式,挖掘和发挥经典著作的意蕴。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7]这准确说明了汉初儒生的解经特点,他们注重针对现实的需要,灵活发挥儒家经典的思想意义,而不是像后世儒生那样死守章句。在三家诗当中,《韩诗》解经尤其灵活,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他流传到现在的《韩诗外传》即可知道,以至于后世一些学者否认它是一部解经著作,如四库馆臣在《韩诗外传》提要的按语中说:

《汉志》以《韩诗外传》入诗类,盖与《内传》连类及之。王世贞称《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证诗,其说至确。今《内传》解诗之说已亡,则《外传》已无关于诗义,徒以时代在毛苌以前,遂列为古来说诗之冠,使读诗者开卷之初,即不见本旨,于理殊为未协,以其舍诗类以外无可附丽,今从《易纬》、《尚书大传》之例,亦别缀于末简。[8]

这是后世学者的陋见,从儒家解诗传统来说,《韩诗外传》的解诗方法,是最得孔子等原始儒家学者读书治学之旨趣的。《韩诗》于武帝时立于学官,然《韩诗》后学能继承先师治学方法,解经通达而不守章句,故后世习《韩诗》者,多非章句之徒,如《汉书·儒林传》叙《韩诗》的授受时说:“赵子,河内人也。事燕韩生,授同郡蔡谊。谊至丞相,自有传。谊授同郡食子公与王吉。吉为昌邑王中尉,自有传。食生为博士,授泰山栗丰。吉授淄川长孙顺。顺为博士,丰部刺史。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山阳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7]他们大都能学以致用,将所学用于实际的政治实践。东汉治《韩诗》者,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是薛汉和杜抚。《后汉书·儒林传》载:“薛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长。永平中,为千乘太守,政有异迹。”又载:“杜抚字叔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其所作《诗题约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9]杜抚的著名弟子赵晔,著有《诗细历神渊》。此时的韩诗派似乎有谶纬化的倾向。

与他们的治学特点相适应,治《韩诗》者大多不是拘守章句的迂儒,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往往比较通达,如《后汉书·梁统传》章怀注引《东观汉纪》说梁商:“商少持《韩诗》,兼读众书传记,天资聪敏,昭达万情。举措动作,直推雅性,务在诚实,不为华饰。孝友著于闾阈,明信结于友朋。其在朝廷,俨恪矜严,威而不猛。退食私馆,接宾待客,宽和肃敬。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皆若在己。轻财货,不为蓄积,故衣裘裁足卒岁,奴婢车马供用而已。朝廷由此敬惮委任焉。”[9]或许正是由于《韩诗》具有这样的治学特点,性情通达的曹植才对其特加注意。

再看曹植的个性特点和治学特点。史载曹植性格“简易不治威仪”,在行为方式上“任性而行不自彫励”,属于当时人们所说的“浮华之徒”。他的师友王粲、杨修、丁仪、丁廙,也都是这类人。在学术上,他虽然博览群书,但反对死守章句,他在《赠丁廙》中说:“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2]所以曹植在学术上亲近以简明通达为特点的荆州学,而当时“郑学”中的人物,如崔琰之流,与曹植关系都很隔膜,甚至关系相当紧张。

《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说到曹植初遇邯郸淳时的情形:

(邯郸淳)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时五官将博延英儒,亦素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会临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谓之“天人”。[10]

这就很典型地说明了曹植在个体性格和学术师承方面的特点。曹植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他对古代典籍的继承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需要出发,汲取其精华,而绝对不想做一个死守章句的腐儒。

《韩诗》由蔡邕的弟子王粲带到荆州,成为荆州学的组成部分,由于它的解经特点契合了曹植的性格特点和学术倾向,所以得到曹植的偏爱。

3 曹植接受《韩诗》的渠道

曹植所接受的《韩诗》,主要是由蔡邕传入中原的东汉初期著名学者会稽人赵晔的学说。《后汉书?儒林传》:“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这可见出赵晔治学的用心与勤苦。赵晔的治学方法,深得其师之精神且发扬之,本传又说赵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9]赵晔的《诗细历神渊》与其师杜抚的《诗题约义通》,单从题目来看,颇似当时流行的纬书,可知不是寻章摘句的解经之作。特别是 《诗细历神渊》,蔡邕认为其 “长于 《论衡》”,它应当是一部通过阐发经意以表达自己思想观念的论说性著作。赵晔的《诗细历神渊》和王充的《论衡》,由蔡邕带到中原后,对当时的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新颖、深刻,令北方学者耳目一新;另一方面,这种注重阐发义理的治学方法,也适应了当时学术转型的大趋势。蔡邕是当时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学者,他对王充、赵晔学说的修习和揄扬,在治学方法和思想观念上极大的影响了所谓荆州学和邺下学者。邺下学者中,阮瑀、路粹史料明言是蔡邕的弟子;孔融、曹操与蔡邕关系密切,孔融小蔡邕二十岁,曹操小蔡邕二十二岁,实际上都可称为蔡邕弟子。荆州学中,王粲深得蔡邕赏识,他不仅是蔡邕的弟子,而且得到蔡邕赠送的大量藏书。《魏志·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10]又张华《博物志》载“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业,字长绪,即正宗父,正宗即辅嗣兄也。初,粲与族兄凯避地荆州,依刘表。表有女。表爱粲才,欲以妻之,嫌其形陋周率,乃谓曰:‘君才过人而体貌躁,非女婿才。’凯有风貌,乃妻凯,生业,即女所生。”王粲避乱荆州十余年,是荆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建安十三年,曹操占据荆州,王粲归附曹氏。此时王粲三十二岁,曹植十七岁,此后二人结成师友关系,王粲给与曹植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对《韩诗》的接受。

依据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原则,一个作家对前代文化的继承,必然是择取其性情之所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性与道合”。由于曹植的性格特点和学术倾向与《韩诗》的解经特点相契合,因而在多家诗说中他偏爱《韩诗》;《韩诗》的学术内容和思想倾向又影响了曹植,他们之间是互动的关系。所以,研究曹植与《韩诗》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曹植的性格特点、学术倾向和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本文以赵幼文《校注》为基本资料,以下引用本书者不再注出,请参看有关篇目。

[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M].扬州:广陵书社,2004.

[4]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陆德明.经典释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李善.文选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7]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CAOZHI AND HANSHI

XING Pei-shun
(Chinese Department,Binzhou University,Binzhou Shandong 256603)

CaoZhi was influenced greatly by The Book of Songs in many ways.Though his embrace of The Book of Songs was not confined to an original system of thought,he frequently adopt the statements of Hanshi according to his extant works,and this indicate that he had partiality for Hanshi.This is because that the sensible style of interpreting classics of Hanshi accord with his individual character and academic ideology.CaoZhi accepted the statements of Hanshi of DuFu and ZhaoYe which was carried to Central Plains by CaiYong through the theory of JingZhou.

CaoZhi;Hanshi;the theory of JingZhou

I206.2

A

1672-2868(2011)05-0029-04

2011-07-14

邢培顺(1964-),男,山东潍坊人。滨州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

责任编辑:澍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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