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永正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清代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
——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付永正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同治回民大起义期间，甘肃众多地区沦为战场。战后的光绪、宣统朝，甘肃各地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情况以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的社会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总结，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同治回民大起义的影响以及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甘肃经济、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

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经济状况；陕甘新驿道

清代陕甘新驿道因以兰州为中心和衔接点，亦称“兰州官路”。进而划分，陕甘新驿道又分为陕甘驿道和甘新驿道两段。陕甘驿道分界地，乾隆八年甘肃巡抚黄廷贵在奏折中明确指出：“甘属河东，自泾州瓦云驿起，至皋兰县之兰泉驿止，上接陕西、下达河西，共处冲途之内，同一供应之烦”。[1]祁韵士亦言甘肃泾州（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瓦云驿“乃陕、甘二省分界处也”[2]。光绪二十九年，西宁办事大臣阔普通武回京途经平凉时，亦指出瓦云驿“以东为陕西地”[3]。可见，清人确有以泾州瓦云驿为陕甘两省驿道分界地者。然此非确切分界地，实言之，当以泾州窑店为清代陕甘两省驿道分界地。道光二十九年，董醇在日记中指出，“窑店原居之半，其东属陕，其西属甘”[4]。光绪三年，冯焌光西行途中日记中亦言道：“（长武县城西行）三十里窑店镇，交甘肃泾州界。”[5]上述两则史料均可佐证泾州窑店当为清代陕甘两省驿道准确分界地，直到今天，甘肃省泾川县仍以窑店为与陕西分界地。

清代时人多以安西州“马莲井驿”为甘新驿道分界地。马莲井驿位置，史载“马莲井驿西行70里至新疆哈密厅属猩猩峡驿”[6]；《新疆舆图风土考》则载“（马连井子西行）八十里猩猩峡”[7]。此驿道里程略有出入尔，且此考证尚有失精准。据《哈密志》记载：“（哈密）东界自城至星星峡界牌”[8]。此界牌系位于星星峡台向东三十五里处。基于此，以星星峡界牌为甘新驿道分界线更为允恰。

有清一代，“陆路成为甘肃地区最为重要的行人载物的途径”[9]。陆路中的陕甘新驿道是甘肃地区传递军情公文、解送俸饷、迎送官员的主要通道，因此清廷十分重视对该驿道的经理。仅据《光绪清通典》统计，清廷在甘肃设置驿站“184”，与直隶驿站“186”旗鼓相当[10]，且“甘省驿站多系地方官管理”[11]。同治西北回民大起义期间，陕甘新驿道沿途许多地区沦为战场，驿道一度中断，清政府西北交通线陷入瘫痪。驿道沿途地区经济是整个甘肃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对驿道沿途地区光宣二朝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同治回变后甘肃地区政局、经济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局势。

1 堡废

甘肃各地素有修筑堡寨的习俗。同治年间，左宗棠在镇压甘肃回变时亦重视修筑堡寨，“每得一地，即于后方建筑坚垒，以资互相联络”[12]。是时，甘肃全境以省垣兰州周匝所筑堡寨最多。至同治十年，“甘省东之金县，西之平番，及北山秦旺川、土门、大靖、兔窝、打鱼沟、五道岘等处，近年修筑民堡，大小不下数百”[13]。同治年间甘肃各地修筑的堡寨类型、特点及发挥的作用，拙作《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的作用》[14]一文中已作详细论述，兹不赘言。同治回变期间，陕甘新驿道沿途亦修筑众多堡寨，将驿站、递铺、行台桶护于内，甚者派遣一定额数制军以保驿道安全畅通。因此，陕甘新驿道沿途各堡寨成为清军与回民军争夺的重点目标。屡屡易主后，许多堡寨被毁弃。成书于光绪辛卯年（公元1891年）的《辛卯侍行记》内详细记载了同治回变后陕甘新驿道沿途堡寨存世状况：固原瓦亭驿，战后该堡子内“民居约六十余户”[15]；宁夏隆德境内之神林堡（今神林镇），战后堡子内“居民四五十户”[15]；安定县称钩驿堡子此时也仅仅“居民二三十户”[15]。上述史料均反映了同治回变后陕甘驿道沿途堡寨内居民锐减现象，此则堡废前之萎缩表现也。

更甚者，甘新驿道沿途大量堡寨战争中被摧毁，战后仍未修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裴景福经古浪县由双塔堡至靖边堡途中，见“沿途过小村堡，空垣荒凉，回乱所毁”[16]。至大河驿（属古浪县）时，该驿已“颓垣赤立，约半里，亦回乱所毁”[16]。是年，方希孟亦曾途经大河驿，所见仍是“白草荒寒，颓垣堵立。回乱焚毁，至今尚未复原”[17]。

甘新驿道沿途被毁弃的何止堡寨，各驿站间的墩铺亦有不同程度地废弃。光绪三年，甘新驿道兰州至凉州段，“沿途塘汛甚多，惟倾圮存旧址而已”[5]；自凉至肃，“每五里设一墩铺，皆以相距里数为名”[5]。光绪三十二年，裴景福西出凉州，见“途次间有墩店，空垣破屋，不见一人”[16]。此景一直延续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袁大化由兰州向西至永昌县，“沿途驿站，多余颓壁，空无居人。经回乱后，至今未能复元，地广人稀，于此可见”[18]；袁大化途经永昌县水磨关时，见“茅屋数椽，余皆破墙废院，一片荒凉，沿途驿站类如斯”[18]。

光绪初年，甘肃政局渐趋稳定，清廷开展了一系列恢复性经营活动。采取了诸如“兴筑城堡”[19]等措施，于驿道要塞及锁钥之地补修堡寨，派驻官兵以资驿道通畅。是时平凉安国镇，“有防营新筑堡”[15]；六盘山下，“瓦亭，亦固原地，置驿，驻绿营兵千总总领之。兵民百余家，筑堡若城府，北踞山，南到涧，乃陡”[20]。然上述行为作用甚微，并不能扭转光绪、宣统朝驿道沿途堡寨渐趋残破萎缩，直至毁弃的总体命运。

2 民贫

同治回变中，清军经年同回民军鏖战，甘肃地区民众的生计多陷入困顿，日益贫困，居处陕甘新驿道附近村落的民众的生计尤然，民贫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同治回变后陕甘新驿道沿途民贫表现之一，各堡寨村落人口锐减。民众逃亡，战争伤亡，使得驿道沿途各地人口不同程度减员。同治十三年，左宗棠视察甘肃各地军务时曾“见甘、凉、肃一代难民络绎。时届严寒，尚多赤身裸体，流转道途”[21]，更有“平、庆、泾、固井邑均空，千里而遥，黄茅白骨”[22]。此则人口锐减的宏观认识也。具体到驿道沿途村落情形，更能折射出减员之程度。为能直观认识到人口的锐减，我们对驿道沿途村落战乱前后人口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安定县巉口镇：此镇系陕甘驿道安定县境内一冲要大站。战前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贬戍新疆，途经此地时见“巉口地方略大，尚有集市”[23]。同治回变后的光绪辛卯年（1891年），该地已是“土房五六十，瓦房二三”[15]而已；安定县车道岭：“下岭，进一村，见人家房舍俱空，只徒壁立。闻十年前尚有百余家，今则寥寥十余户，可见兵燹后之景象矣。”[3]人口锐减的不仅是驿站沿途的汉族民众，回族民众更甚。嘉庆十年（1805年），祁韵士途经肃州惠回堡时“回民比屋皆是”[2]，而“此地回民，经同治回变以后，丧亡已尽”[2]。

陕甘新驿道沿途民贫表现之二，同治回变后的屡次战事及匪患，造成驿道沿途村落居民家产尽丧，商业萧条，民众生活日艰。隆德县为甘肃东路驿道紧要地方，因历年遭匪患，元气大丧，“骡马自匪患起抢夺净尽，现养以资工作者仅驴牛而已”[24]。甘新驿道高台县花墙子堡：光绪三年，“堡城甚大，林《记》谓粮食互市之所，今无市，惟居民三百家耳。是处稽察甚严”[5]。驿道沿途商业的凋敝由此可见。此堡至光绪三十三年，“堡内民约二百余家，泥衢污秽，小儿多不著裤，上衣亦不蔽体，鸠形鹄状，老幼皆然”[17]。民众生活艰难若此，惨烈至矣！

3 兵疲

驿站职责，清代著述《衙役职事》内载：“凡驿马差事过境，前站溜单一到，随即呈官阅看，转溜前途，并知会厨房酒席、水脚若干，照前溜理，一面着人前途探听迎接，一面预备船只，由陆路预备夫马。”[25]陕甘新驿道沿途驿站亦担负上述职责，且因兵火四起，差役尤繁。同治回变后，驿道沿途驻扎的营兵亦遭重创，仅能勉强维持驿道的顺畅，战斗力几失。此后直至清亡，陕甘新驿道沿途营兵疲惫不堪，窘困异常。兵疲成为光宣二朝驿道沿途驿站、汛塘、营台官兵存营状态的最恰当概括。

兵疲表现之一，官兵疲于迎送往来官员。光绪、宣统年间，甘新官员赴任，遵循旧例，仍驰驿前往，沿途车马相继，勒索驿站，造成驿站官兵多为连累。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旗人阔普通武赴任西宁办事大臣，留宿安定县境内称钩驿时，“是驿馆役请人入山凿冰煮茗，较窖水差强，无阴寒气”[3]；光绪二十九年，阔普通武返京宿安定西巩驿，“门人赖春霆已先在此迎候，并指挥邮吏打扫馆舍”[3]；阔普通武过六盘山段时，固原防营屯于关圣庙寺内，上下山有兵护送。如此一员官员往来尚扰得沿途诸多驿站、营汛官兵迎送。再如袁大化途经安西县双塔堡时，“千总李正祥带老兵数人来接见”[18]。清末西北战事连绵，驰经陕甘新驿道的官员不可胜数，驿道沿途的官兵迎送任务极其繁重。

兵疲表现之二，驿道沿途兵员缺额，兵丁多为老弱病残。光绪元年，甘省兵燹之后，营务废弛已久，此时甘肃已是“标协营汛额缺既多虚悬”[26]。后虽经整顿，渐有起色，但兵不足额现象仍普遍存在，兵源亦紧张异常，甘肃地区久罹战乱之苦，青壮多不愿济身戎伍。遂光绪朝“时甘肃征兵，应者寥寥”[17]现象也属自然。光绪二十九年，阔普通武由西宁返京，亲见平凉府城：“惟近日裁兵节饷，道旁营房，只存一门、四墩台、一旗竿而已。迎送诸兵，亦不过一哨长带制兵七八名，一旦有事，何以布置？”[3]

兵疲表现之三，官兵军饷发放困难，驿卒汛兵生活困难。清末，甘肃军饷尤难供支。军饷屡屡遭到克扣拖延发放，各营属士兵生活之艰辛自不待言，逞论陕甘新驿道沿途驿卒的生活。光绪三十三年，方希孟见玉门县城 “而为西上首冲，差使络绎，官困兵窳，恒虞乱作”[17]。宣统三年，袁大化途经安西县白墩子见 “汛官衣服蓝缕，如聋如瞶”[18]。

4 结论

范文澜曾指出，同治西北回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27]。回民大起义对光绪、宣统两朝甘肃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不能仅单纯用沉重打击来概括总结，事实上，同治回民大起义后，甘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破”和“立”两种发展趋势。破主要表现为该时期甘肃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上面所论的堡废、民贫和兵疲三大方面即是直接体现。陕甘新驿道沿途无论驿站所居处的堡寨，抑或军队所驻扎的军堡，均在战争中遭受巨大的破坏，众多堡寨遭受破坏甚至毁弃，战后仅剩断壁残垣。驿道沿途的堡寨或为官筑，或为富户所修，堡废表明驿道沿途各地封建世家地主豪绅势力受到重创。其次，“破”又普遍体现在驿道沿途各地包括广大地主豪绅、贫民阶层在内各阶层民众人口的锐减。战后驿道沿途人口减少当为定局。同治朝以后，甘肃各地长期处在各类战乱中，如光绪朝乙未河湟之乱中，“（是年）六月，平番回民亦勾结西宁回匪，据岔口、武胜等处，掠及古浪、山丹，仆电木、毁驿站。”[28]是次回民起义中，“兰州来人云：甘凉一带，荒逃更甚，云白彦虎进关。东路来人言：平凉一带亦复如是”[29]。引文中所述纵有虚饰夸大之处，但大体可以反映出陕甘新驿道沿途州县确遭河湟之乱波及，人口大量逃荒。民贫二则表现为驿道沿途商业的萧条。光宣两朝陕甘新驿道沿途的商业萧条是整体性的，众多驿站行台、沿途州县府城的商业均呈现萧条特征。尽管某些地区商业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整体上始终未恢复到战前水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时期驿道沿途商业出现了畸形繁荣，即鸦片贸易极盛，各地烟馆林立。光绪三年，瓦亭镇（今属宁夏固原）“有土城，驻迎兵数百，烟户数十家”[5]。

“立”则表现为陕甘新驿道沿途某些地区的某些领域出现了经济及社会风气的新发展。“其一表现为驿道交通越发便捷顺畅。清代甘肃运输业中，除少量水路运输外，绝大多数系人背担挑，骡马驮载挽运。该时期，尽管驿道交通仍属落后，但左宗棠用兵西北时派兵不断修筑。如陕甘驿道三关口至瓦亭驿段，“昔时驿道沿山脊行，旅行多苦之。清光绪初，邵阳魏午庄驻兵平凉，督师四万，役夫八千，以数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关口迄瓦亭驿，二十里始庆安途”[30]。光绪三年，冯焌光在会宁县境内的驿道上见：“两山断处，中隔深沟，左军兵弁多持畚挶实土为平桥，行路便之。”[5]全赖众多类似举动，有力地推动了陕甘新驿道的建设。就此举，学者李建国肯定评价道：“左宗棠大规模整修陕甘新驿道，不仅为西北边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发展西北经济做了贡献。”[31]

其二，光宣二朝陕甘新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新元素。光绪十六年（1890），凉州设立电报局，开办邮电通信；光绪三十四年（1908），凉州设立农业实验局，改良农业，试种棉花。此外，驿道沿途部分地区的建筑风格受到中原建筑特征影响，许多以窑洞穴居人民逐渐改筑栋宇。诸如光绪二十九年，今宁夏隆德西南的神林堡，原本山边穴居者，皆改筑栋宇。

宣统二年九月，清廷上谕“裁改驿站，扩充邮政”[32]，各地开始着手裁撤官方驿站。民国二年，甘肃各地驿站全部裁撤，清代陕甘新驿道沿途驿站结束了使命，官控驿站退出甘肃历史舞台。

注释：

①陕甘新驿道，清代系以兰州为中心，又称“兰州官道”。是贯穿清代甘肃全省的主干驿道。东由陕西凤翔府长武县入甘肃泾州境，沿途依次经过泾州、平凉县、华亭县、隆德县、静宁州、会宁县、安定县、金县、兰州省城、皋兰县、庄浪厅、平番县、古浪县、武威县、永昌县、山丹县、张掖县、抚彝厅、高台县、肃州、玉门县、安西州，最后进入新疆哈密境。

②清代甘肃地区邮驿有驿站、腰站、急递铺、台站等几类。台站系同治五年（1866），为适应向新疆用兵，自宁夏入甘后，经武威、张掖、酒泉乃至新疆一线，设置台站。后台站并入驿站，光绪二年（1876）裁撤。驿站是几类中最重要的一种。

[1]甘肃巡抚黄廷贵为筹酌陕省河东驿马乾银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驿递史料[J].历史档案，2003，（1）：32.

[2]祁韵士.万里行程记[A].方孟希.西征续录[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3]阔普通武.湟中行记[A].周希武.宁海纪行[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4]董醇.度陇记[A].周希武.宁海纪行[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5]冯焌光.西行日记[A].周希武.宁海纪行[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6]详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六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清）长白椿园氏修.新疆舆图风土考：卷五“新疆道里表”[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98.

[8]（清）钟方撰.哈密志：卷六“舆地志四·疆域”[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33.

[9]黎仕明.清代甘肃城市空间分布研究[J].社科纵横，2009，（11）：100.

[10]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陕甘总督明山为请将宁夏府属塘驿改归州县管理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驿递史料（下）[J].历史档案，2003，（1）：27.

[12]刘文海.西行见闻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13]马步官兵接仗获胜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湖南《左宗棠全集》整理组.左宗棠未刊奏折[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4]付永正.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的作用[J].安康学院学报，2010，（1）：82-85.

[15]陶保廉.辛卯侍行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6]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四[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7]方希孟.西征续录[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8]袁大化.抚新记程[A].方孟希：西征续录[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9]周开庆.西北剪影[M].成都：中西书局，中华民国三十二年.

[20]西行日记：卷一[M].吴丰培整理.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M].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

[21]“陕省各官捐银赈济甘肃难民请分别奖叙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湖南《左宗棠全集》整理组.左宗棠未刊奏折[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2]任光亮，朱仲岳整理.左宗棠未刊书牍[M].长沙：岳麓书社，1989.

[23]林则徐著.荷戈纪程[A].方孟希.西征续录[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24]桑丹桂等修.隆德县志：卷一[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

[25]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整理.衙役职事[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九十一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6]“陕甘副将等要缺仍以原拣各员分别请补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湖南《左宗棠全集》整理组.左宗棠未刊奏折[M].长沙：岳麓书社，1987.

[27]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8]张秀清整理.少白府君行述[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八十九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9]杨凌霄.乙未循回纪略[M].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第三期）.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30]谢晓钟.新疆游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1]李建国.简论近代甘肃的驿运业[J].甘肃社会科学，1995，（5）：86.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朝上谕档（宣统二年）[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REVIEWS O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GANSU PROVINCE DURING GUANGXU AND XUANTONG PERIOD:FOCUS ON THE POST ROAD IN SHANXI GANSU AND XINJIANG

FU Yong-zheng
（Politics&History Department,Dingxi Teachers College,Dingxi Gansu 743000）

During the Muslim Uprising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in Tongzhi period,numerous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be dropped into the battlefield.After war,the economic situation of Gansu regions are related with the ruling power of Qing government and populous quality of life directly.What’s more,It’s effected to social development.Study focus on the Post Road in Shanxi Gansu and Xinjiang,Reviews on the forts Vicissitude quality of people′s life and Military Building and so on,It will be benefit to our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the Muslim Uprising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in Tongzhi period,We can known about the reasons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completely of Gansu province from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Guangxu and Xuantong period;Gansu province;economic situation;the Post Road in Shanxi Gansu and Xinjiang

K252

A

1672－2868（2011）05－0086－05

2011-03-22

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GS【2008】Z038）

付永正（1980-），男（满族）,天津人。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清代西北地方史。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