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工程系，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苏 苏州 215104）

吴文化发展与苏州城市精神的形成

李 勇

（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工程系，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苏 苏州 215104）

吴文化诞生于“水乡泽国”的渔猎经济时期，近现代又有新的充实和嬗变。经万年演进，她的“融合”、“创新”、“务实”和“崇文”的文化特质愈加鲜明。苏州是吴文化孕育和哺育的城市生命，具有“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城市精神，是吴文化资源的高度凝炼和自然结晶，也是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吴文化发展；苏州；城市生命；城市精神

1 吴文化发展历程及时代特征

吴文化即吴地文化，也称“太湖文化”，是万年来太湖流域的民众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国“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李勇：《百年中国渔文化研究特点评述》，《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吴文化从产生至今，历经渔猎经济、农耕经济、工商业经济、近代和太湖时代的发展历程，具有“融合”、“创新”、“务实”和“崇文”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是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凝聚力、驱动力、支撑力和拉动力。所以，对于太湖流域而言，吴文化是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是潜在而巨大的“生产力”。

吴文化诞生的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地处太湖水乡，这里自然环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区域内江、河、湖、塘、荡、水库等河湖纵横交错，密如蛛网，是全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太湖水乡是由扬子江——太湖水系所覆盖的广阔区域，这一水系包括太湖流域的五大湖群，太湖；阳澄湖湖群；吴江湖群；洮滆湖群；淀泖湖群。南京的固城湖、石臼湖也属于长江——太湖水系。吴文化区以长江——太湖水系覆盖的区域为核心，直观上看，吴文化的最鲜明特色是“以水为本”的水乡文化，渔业和稻作孕育了吴文化。

吴文化诞生的经济条件是太湖水乡的渔猎经济，而“渔文化”是“吴文化”的源头，②吴文化是由太湖流域水乡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太湖渔业经济赋予吴文化鲜明特色，“吴”即“鱼”即“虞”，“扈”即“沪”，是一种捕鱼的工具和方法，“沪”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渔业生产关系密切。据考古发现，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几乎同时产生，是两个并驾齐驱，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太湖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的关系是“并列关系”。长江和黄河流域是我国最早的两个经济中心，也是我国最早的两个文化中心。参见裘士京：《试论长江流域在我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第69页。大量的文字和实物考古发现证明，这里的先民最有特色的生产活动第一是“渔猎”，二是“稻作”。①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编：《太湖文脉》，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第16页。因这里水域广阔而山林少，所以渔猎经济中，渔业更重要。据太湖流域的考古发现，“史前时期，在环太湖地区，网坠一直是渔猎经济中最重要的一种工具，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多样，适应与不同的水域。”②郑建明：《环境、适应与社会复杂化-环太湖与宁绍地区史前文化演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第110页。从太湖流域地区先民崇拜的偶像（cult）看，“天妃”、“大禹”等“水神”在吴文化区信奉面较广，也可以证明吴文化的起源和渔业经济活动的关系。天妃据说是女娲的女儿，也是福建沿海的“妈祖”。天妃容貌异常，能飞渡大海，救人于危难。“禹王”就是神话传说中为民治水的大禹，也有称他为“水路菩萨”的，是主管太湖的神灵。泰伯作为崇拜的对象（cult）则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之后的农耕经济时期。③吴文化诞生于太湖渔业经济活动中，稻作经济促进吴文化的初步发展。此后，吴文化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先后进行五次比较大规模的杂交，在保留自身文化个性的同时，吴文化不断发展。大禹治水，中原水利文化传入太湖流域，吴地水利通畅，经济发展。泰伯奔吴，将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和农业生产工具带到吴地泰伯、仲雍奔吴，带来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和农业生产工具，加速了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是中原文化和江南土著文化在太湖流域的一次大规模的杂交，但发展的决定力量仍然是吴地的本土文化及其与生俱来的“融合”精神。春秋战国，北方的儒家思想被吴地民众接受和消化，礼乐制度扎根吴地。秦汉至唐宋，北方的佛教、道教等宗教文化传入太湖。至元明清，随着商业的繁盛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杂交，吴文化空前绚烂和繁荣，独具特色。吴文化从渔稻经济活动中诞生，之后历经五次比较大的飞跃，是吴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坐标。

1985年太湖三山岛的考古发现，证明1万年前的太湖流域地区处于旧石器文化晚期。根据出土的旧石器看，这些石器的特点是个体小、重量轻，非常精致。其中，刮削器数量多，特别是凹刃刮削器是加工骨质鱼钩或木质鱼叉的理想工具，由此可以推知太湖三山岛的先民渔业经济比狩猎更重要。因为从三山岛出土的石器工具的整体推断，这里的先民最早的经济形式是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在渔猎经济活动中，又以渔捞为主，狩猎次之。所以，太湖流域最早的文化“水”的特色非常鲜明，渔业经济是吴文化的源头。

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吴县草鞋山的考古发掘，太湖流域属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圈，这时开始有了水稻的种植，也是迄今在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之一。并且，在草鞋山遗址下层出土大量碳化谷粒，经科学鉴定已有粳、籼之分，说明吴地先民在水稻选种、生产和储存等经济活动环节已经非常精细了，稻作经济为吴文化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

新石器时代中期，太湖流域地区覆盖的是崧泽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吴江梅埝出土的文物中，有骨鱼镖、石制或陶制网坠、鱼脊椎骨做成的装饰品，陶器的饰纹中有鱼鳞纹和菱叶、菱花和菱实的花纹，还有制作精致的鱼形匕首。此时生产工具虽仍以石器为主，但石器制造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磨制精致。崧泽文化时期，在镇江丹徒磨盘墩出土了大量打制的细石器，以石钻为主，据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细石器可能是制作玉器的工具。④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104页。此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农业生产已有明显的发展。

距今约四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此时，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石器的制造更趋精致，特别是三角形石犁形器的大量出土，说明当时的太湖流域犁耕农业已很普遍。良渚文化的手工制造有泥质黑衣陶、竹和草的编制物、玉器等，特别是玉琮、玉璧等礼器制作精美胜于同一时期的北方手工业。⑤从渔业、稻作、苏绣等吴地其他手工业的一切经济活动中可以看出吴文化的“精”、“细”、“巧”等文化个性，比其他区域文化更集中、突出和典型。特别是苏绣“精细雅洁”无与伦比。吴地的产品生产追求精益求精，产品的品质就是劳动者素质和吴文化的精神体现。

距今约四千年前至阶级社会产生，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趋于衰亡。此后直至夏王朝建立以前，多是因为太湖水患和其他自然灾害的肆虐。至大禹治水时期，“三激既入，震泽底定”，⑥《尚书》，慕平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3月北京第1版，第58页。在太湖水患被最终平定以前，太湖流域处于“文化断层期”。

在中原地区的夏商之交，江南太湖流域进入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时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绪论”，第7页。从考古出土的文物看，马桥文化基本上是继承良渚文化而发展来的，但是出现了新的青铜器文化。湖熟文化虽然还是以石器为主，但青铜器也已经出现，太湖流域的青铜器文化和中原地区几乎同时产生和平行发展的。再从太湖流域居民早期的宗教信仰看，根据考古发掘，吴地发现过卜甲，用占卜决定战争等国家大事，和商代用兽骨和龟甲占卜的习俗很相似。所以，无论从“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和中原地区基本平行的。

公元前11世纪中叶，泰伯奔吴，中原先进的制度和器物文化传入太湖流域，促成了吴地土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杂交。泰伯重视农耕，使吴地“数年之间，民人殷富”，因此王之。从泰伯（前11世纪）奔吴，后经仲雍、周章、熊遂、寿梦（前585年继王位）、王僚，公子光（阖闾）刺王僚而夺吴王位，②《左传》，刘利、纪凌云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3月北京第1版，第280－281页。重用伍子胥、孙武子等一批英才，注重发展经济和军事，使吴国国力强大，能与越、楚争霸，吴国强盛，伍子胥“相土偿水，象天法地”筑姑苏城（著名的“水城”，东方的威尼斯），为吴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阖闾、夫差（前496年-前473年），穷兵黩武，不恤民力，虚耗国家财富，疏于进一步发展实业，违背吴文化的“务实”和“融合”的精神，结果自取灭亡。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灭亡。“武王封泰伯与吴，到夫差，计二十六世…”。③张仲清：《越绝书译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25页。“吴国”作为一个政权，存在于太湖流域约六百余年。④越灭吴后，越在吴地统治一百七十多年。公元前301年，楚灭越，在苏州设立东郡。七雄争霸，最终秦统一中国。秦始皇在太湖流域设会稽郡，“吴”为郡治，始称“吴县”（即苏州）。

春秋战国时期，常熟言子和鲁人澹台子，将北方的儒家思想引入吴地。言子、澹台子及其众弟子开辟了吴地向学之风，加速了儒家思想思在吴地的传播，江南土著文化融汇儒家文化的精髓，又一次比较大的文化杂交，吴地的文化教育等事业大发展，强化了吴文化的“崇文”、“融合”的精神特质。

汉代至六朝时期是吴文化发展的又一上升期。此时，江东地区政治相对稳定，民众主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孙吴政权建立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东地区政治稳定，北方大量人口涌入，为吴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技术等必要条件，推动了吴地的经济发展；同时，大量人口南迁，也扩大了吴地的“内需”，成为吴地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东晋南朝二三百年间，以建康（今南京）为中心的吴地吸引北方流民，开垦良田数十万顷，致使吴地“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⑤（梁）沈约：《宋书﹒列传第十四﹒孔季恭敬、羊玄保、沈昙庆》，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第1540页。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吴地“务实”精神的历史发展必然。此时，吴郡“文化士族”群体涌现，他们的“示范效应”使“崇文”终成为吴地民风主流。同时，因为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关系开始超越传统的狭隘的血缘氏族关系，吴地民众更趋“务实”。

唐宋时期，因为经济繁荣和“崇文”之民风，吴地，特别是苏州“儒学之规制甲乎天下”。⑥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吴郡，改吴州为苏州。唐天宝年间，节镇李栖筠在苏州创建“学庐”，北宋范仲淹在苏州首创“府学”，南宋以后，吴地“书院”教育盛行。 无论是“学庐”、“府学”、“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等教育机构都是以吴地雄厚的经济支撑而有效运作的。从隋唐到清末科举举士时期，吴地的状元、榜眼、探花、进士等等录取比例在全国首屈一指，人数众多。唐帝国的大一统为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南北文化交流频仍。吴文化在文学艺术、生产工具、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崇文”、“融合”、“务实”和“创新”的特质。

元、明、清时代，吴文化发展进入绚烂期，吴文化精神特质更为突出。园林艺术、戏曲艺术、丝绸文化、工商业文化、城市建设等领域都进入一个绚烂的繁荣期，吴文化的亮点也更鲜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市民阶层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外来军事和文化的入侵等等，使吴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嬗变，但她的“融合”、“创新”、“务实”、“崇文”等文化精神是吴文化的血脉和灵魂，至近现代乃至当代仍独具特色，是太湖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珍贵财富。

2 吴文化特质与苏州城市精神

吴文化具有“融合”、“创新”、“务实”、“崇文”等文化特质，苏州是太湖山水和太湖文化孕育的城市生命，具有“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城市精神，与吴文化的特质天然同一。“崇文”、“融合”、“创新”分别是促进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拉动力、凝聚力、驱动力。“崇文”拉动了“融合”，善于融合其他文化的精华才会有灵感和“创新”。“致远”是指苏州的城市生命力，是吴文化“务实”的结果和发展方向。苏州城市精神是在吴文化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吴文化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浓缩。

太湖流域的吴、苏、鱼、虞几乎同音同意，泰伯建立的政权“吴”，“吴，虞也，封太佰于此，以虞其智也。”①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辑：《句吴史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160页。“吴”开始作为一个政权而被正史传载，狭义的“吴文化”即是指自泰伯奔吴到夫差失国之间的“吴国”的历史文化。秦统一后，秦始皇在太湖流域设会稽郡，“吴”为郡治，始称“吴县”（即后来的苏州）。虽历经行政区划的变迁，“吴郡”、“吴县”、“吴州”、“东吴”、“平江”、“姑苏”、“吴门”、“吴中”、“苏州”等，“吴”作为一个文化的符号一直延续至今。“苏”字象“鱼”字，而“吴”字即“鱼”字。因为甲骨文上的“吴”字，金文上的“苏”字均象鱼形。②卫聚贤：《吴越释名》，《江苏研究》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页。“苏”、“鱼”、“吴”字相同。“蘇”在金文作鱼作禾，“禾”字古读为马为余，所以“苏”字读为“馀”（虞）。 “吴”与“虞”相通。③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o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12页。所以，“吴文化”即“苏州文化”，苏州是太湖山水和太湖文化孕育的城市生命，是吴文化的宠儿。

“崇文”精神是指吴地民众崇尚科学、遵重知识、善于学习，是吴文化的最深层的精神特质，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牵引力及核心精神力量，是吴文化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④吴地“尚武”之风是先民为了战胜自然灾害和饥寒，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所使用的必要手段，尚武也是人类处于蒙昧时期各民族、部落的共同本能，而非吴地特有。

据《太湖备考》记载，唐虞之际，鲧负尧命治水，三年未成，被处死羽山。后鲧之子禹治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治八年，最后疏通三江定震泽，太湖水害因此根除。太湖先民为纪念禹王治水的功绩，在太湖东南西北四个被称为“昂”的小岛上建造了禹王庙。⑤金友理：《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64页。大禹治水，采用在黄河流域的“疏导”的科学方法，为吴地先民治理水患。此后，吴地圩田垦殖，吸收大禹治水经验，最终将水患变为水利。“崇文”和崇尚科学的文化精神给吴地发展带来新的开始，“崇文”将吴地变为旱涝保收、水运便捷的“鱼米之乡”和“人间天堂”。

泰伯奔吴立国后，中原文化、楚文化传入吴地，进一步激活了吴人“崇文”的文化基因，此后吴地逐渐重视教化，结果人才辈出，自古有“江南出才子”、“江左文人薮”之说。江南才子不仅为吴文化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而且对后人形成“示范效应”，“崇文”之风造就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如状元宰相、科学巨匠、艺术家、改革家、政治家等，是“崇文”的结果。

春秋战国战乱频仍的时代，吴地学习诸子百家。常熟人言子是第一个将儒家思想引入吴地的先贤，言子注重儒家的礼乐教化，吴人闻风向学，尊之为“南方夫子”，结果“从之游者以千计”。鲁人澹台子，受言子的感召到吴地讲学。言子、澹台子及其众弟子在吴地的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崇文”的文化特质。

汉代至六朝时期是吴文化发展的另一个上升的历史时期。因为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北方的文化也随南迁人口而与吴文化大规模交融，促进吴文化的发展。

唐宋以后，因为吴地经济繁荣和“崇文”之风日盛，苏州“儒学之规制甲乎天下”。唐宋至明清，苏州在兴办教育、藏书、科举、文学艺术等方面“崇文”特色更鲜明，常熟素有“藏书之乡”和“方志之乡”的美誉，毛晋的汲古阁被称为“海内藏书第一家”。据统计，隋唐科考至明清，苏州状元人数之多，其他地区罕有其匹。

“融合”，包括传统和现代的融合、人地和谐、城市生命和自然环境的高度统一等多方面内容，因“崇文”才会“融合”。吴文化是杂交文化的一个典型，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优质文化资源。从诞生之日起，她不断吸收楚文化、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徽州文化、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等文化营养，扬长避短，独具魅力。汲取人类各种优秀文化的有机营养和发展基因，生物学中的杂交优势的法则在文化领域中也会起作用。①（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页。

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考察，“融合”是吴文化另一先天性特质。

从最初的渔业文化、稻作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再到青铜文化。之后，太湖流域虽然进入了“文化断层期”，但长期的“文化真空”积累了更大的“文化需求”。

大禹太湖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大禹把北方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科学治理水患的方法等北方的“水利文化”带到太湖流域了，南北文化的一次融合。

泰伯奔吴，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和生产工具被吴人接受和有效应用。春秋战国时，伍子胥、孙武的“兵家文化”传到吴国，在吴地被发扬光大。

六朝时期，北方大量人口南迁，中原文化又一次大规模地在太湖流域被融合。

秦汉至唐宋，中原地区先进的制度、生产工具、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以及文学、艺术融入吴地，创造出既有被融合的文化的共性，又彰显吴文化个性的吴地“塔文化”。“园林文化”，园林是“城市山林”，融合了道教、太湖山水、水乡民风等，是人、地、文化的高度融合，也是太湖山水和“小桥、流水、人家”的艺术微缩。还有苏州的园艺盆景艺术、“吴门画派”等文化形式都体现了“融合”的精神。元明清时期，吴文化扩大和加深了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融合”使吴文化走向绚丽期，并向中国各地和海外传播。

进入近代，受西学的影响，苏州人王韬、冯桂芬等有识之士大力倡导改革，在他们的影响下，诞生一大批近代企业和近代文化机构，与西学的融合，使苏州成为我国近代工业和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中心。

至今，在提升产业层次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因善于融合而博大的吴文化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②“比较优势”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提出。李嘉图认为，一个地区在所有产品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但相对而言总有一种产品是优势最大的；另一地区在所有产品上都是绝对劣势，但比较起来总有一种产品是劣势最小的。这样“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两地在相对成本差异的基础上一样能发生贸易，获得贸易利益。比较优势说拓展了贸易的可能性，其基本思想奠定了此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本文移用“比较优势”一词，意指吴地社会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区位优越”，这种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能为发展文化教育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提供最重要的支撑条件。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种文化的灵魂，一个城市的生命价值。吴文化是以水为本的文化，具有善于融合其他文化的特质。因为能不断地吸收、融合、沉淀、积累，所以才会不断地新陈代谢、推陈出新。“创新”是吴文化的精神特质之一，“创新”在吴地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时时处处都有体现。

自从渔猎经济时期，吴文化的创新精神已经开始显现。无论是旧石器、新石器、玉器、青铜器等的制造，其外观、功能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创新。

自古及今，吴地在科技创新能力往往超过北方。青铜器时代，青铜铸造技术比北方先进，郭沫若认为：“江南吴、越自古为青铜名产地，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事，或者即在当时将冶铸技术传入北方。”③郭沫若：《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227页。后来，泰伯奔吴，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但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的铁器冶炼技术超过北方，以干将、莫邪为代表的铁兵器的铸造，炉温高、硬度强，所以郭沫若认为春秋时吴越兵器铸造，“可能是中国炼钢史上的第一把火”。这种科技创新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太湖流域许多新的生产工具，如“扈”，约在公元317－420年，吴地先民在古松江口创造的一种新的捕鱼工具，“扈”（即沪），也是捕鱼方法的创新。①李勇：《苏南渔业发展中灿烂的渔文化》，《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第126页。再如唐代的江东犁，就是中原地区曲辕犁到了吴地以后，为适应水田耕作的需要改造的，江东犁操作灵活方便，可以根据耕作的需要灵活地调节犁箭、犁评等部件，进行深耕或浅耕。②(宋)范成大：《吴郡志》（陆振岳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0页。

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如苏绣、昆曲、苏州评弹、吴门画派、水乡田园诗等都有独具一格的创新。

“致远”是指苏州人文精神和城市精神的活力与生命力，是吴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无论从吴文化诞生和赖以发展的地理生态系统、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经济基础等方面分析，“致远”是吴文化的“崇文”、“融合”、“务实”、“创新”等精神特质共同作用的精神合力。

吴文化诞生的地理生态系统是长江—太湖水系所覆盖的地区。扬子江―太湖汇集皖南、苏南、浙北山区之水，“集江河湖海水文化之大成”。太湖万年的文化沉淀和积累，宁静而深沉的太湖赋予吴文化“致远”的精神特质。奔腾不息的万里长江汇聚中华文化的精华，随大江汇集太湖。“博大”成就了“致远”。

吴文化发展依托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是个开放而融合的环境。苏州城市精神来源于吴文化精神，而吴文化是杂交文化的一个典型，融合中原文化、楚文化、徽州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融通”成就了“博大”。曾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吴地先贤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改革精神，虽然变革没能成功，但“致远”的精神没有泯灭，后任继续发扬光大。

吴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吴文化发展的基础，也是“致远”精神的最基础支撑力。从远古时代，渔业、狩猎、稻作等产业孕育并哺育了吴文化，继而孕育苏州的城花生命，赋予苏州的“崇文”、“融合”、“创新”、“致远”的城市精神。唐宋以后，苏州的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在江南首屈一指。近代和现代，苏州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当代，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影响下，高速增长的势头不仅没有减速而是进一步呈加速上涨的趋势。苏州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得力于吴文化的“务实”精神，而“致远”是苏州城市的旺盛的城市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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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WU CULTURE AND FORMATION OF THE SPIRIT OF SUZHOU CITY

LI Yong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104）

The Wu Culture was born in the period of the economy of fishing and hunting in the region of rivers and lakes.It grew mature during the economy of agriculture and underwent the enhancement in modern times.Having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thousands of years,the features of integration,creativeness,pragmatism and literature-advocating in Wu Culture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apparent.Suzhou is the city-being which having being fostered by the Wu Culture,and the city has formed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advocating,integration,creativeness,and foresight,which is the highlight of the Wu Culture,and also the motiv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zho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u Culture;Suzhou;city being;city spirit

K203

A

1672－2868（2011）05－0079－06

2011-06-24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0SJD770008）

李勇（1969-），男，江苏苏州人。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工程系讲师，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专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