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雅还是低俗?＊<br/>——小说《巴比特》中的美国文化批评

高雅还是低俗?＊
——小说《巴比特》中的美国文化批评

2011-08-15胡步芬

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莎剧刘易斯高雅

陈勇，胡步芬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高雅还是低俗?＊
——小说《巴比特》中的美国文化批评

陈勇，胡步芬

(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巴比特》是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之一，它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以巴比特为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商人的群体特征及其隐含的美国社会传统与文化。而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及其背后清教主义伦理道德的影响在巴比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且在20世纪20年代各种新文化泛滥的背景下，清教主义传统仍然在中产阶级群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巴比特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塑造，刘易斯充分、正确地反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

高雅;清教主义;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

《巴比特》是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照相式的现实主义”［1］手法再现了同名主人公巴比特这一典型中产阶级商人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以巴比特为代表的美国中产阶级商人的群体特征及其隐含的美国社会与文化。豪威尔·丹尼尔斯曾说:“如果有哪位小说家给一个10年下了定义，而又被这个10年所界定，那么此人便是辛克莱·刘易斯，这个10年就是20世纪20年代。”［2］刘易斯的小说文本与社会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与历史割裂的文本研究很难公正地反映他创作的全部价值，只有将他的作品置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才能认识它们的价值所在［3］。刘易斯主要作品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对美国社会特征的把握上，更体现在历史特征的反映上［4］。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时代，“喧嚣的20年代”、“爵士时代”是对20年代的一个典型的注解。这是一个拜金主义和商品消费盛行的时代，是一个旧的传统与新的科学思维激烈碰撞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激情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各种思想交汇、碰撞的社会，小说中巴比特一类人的出现，其根源绝不仅限于商业领域，其根源在于20年代之前美国社会数十年发展的累积，并在20年代这一空前繁荣的时代爆发出来。

早在1925年，《国家商业》(Nation’s Business)杂志就已承认巴比特“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概括了很多人对美国商人的看法”，而1975年的美国英语词典也对巴比特一词进行了解释［5］。“巴比特”这一典型人物形象能进入美国英语词典，成为家喻户晓的“浅薄平庸的中产阶级市侩”的代名词和固定概念，意味着它代表了美国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一种国民性格，意味着这一概念底下一定存在坚实的文化支撑［6］。那么这一建构出来的人物形象和以巴比特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商人这一群体的普遍性格到底是由哪些历史文化因素共同作用并最终形成的呢?本文拟结合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趣味高雅(highbrow)和中产阶级文化，从历史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小说中巴比特这一典型形象进行分析，认为，巴比特在短短两年内的丰富人生经历，主要受到了中产阶级文化传统(尤以清教主义为甚)，或曰主流文化的影响，虽经过短暂的反叛，最后仍然回归传统，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

一趣味高雅与文化演变

趣味高雅、有高度文化修养(highbrow)在小说《巴比特》中反复出现，是理解以巴比特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美国人的一把钥匙。此词最初出现在美国是在19世纪末期，被用来区别不同的文化类型。在19世纪80年代，它被用于描述智力或审美的优越性，而其对立面——庸俗不堪、知识程度低(lowbrow)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紧跟着出现，用以指称那些既没文化修养又没审美风度的人。这两个词均借自颅相学术语“高额头”与“低额头”(highbrowed and lowbrowed)，颅相学者通过测量头盖骨形状和容量来决定人种类型和智力高低。颅相学者通过这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白种人(Caucasian)的额头在所有人种中最高，而即使是在白种人范围内也还有区别，越是靠近西欧和北欧地区的民族，其头盖骨越高，而那些外国人如新西兰土著者们则被令人同情的打入低颧骨一类，与前者形成鲜明的对比［7］。这种人种与文化分类方法的出现，在当时的美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浓厚的种族优越和种族歧视的色彩。这一对本用于颅相学领域的术语被借到了文化领域，进一步佐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时期，美国整个社会进一步分化，文化被不断地打入森严的等级体系中。这一趋势的发展与美国当时工商业的飞速发展紧密相关。

19世纪美国工业和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工商领域垄断的出现，并在19世纪末达到了政府与人民无法忽视的程度。工商领域的高度垄断对文化行业的发展影响巨大。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例，莎剧在19世纪上半叶非常流行，但进入下半叶，尤其是19世纪晚期，逐渐淡出普通民众的视野，成为了大学教育和精英文化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以逐利为本质的资本进入演出行业，导致演出行业高度商业化与公司化。在以追求利润为终极目标的背景下，公司对目标观众进行了细分，不同的观众根据不同的价格和欣赏水平被分流到不同的戏院。大众娱乐与严肃舞台各行其是。观众的分化与表演者的分化事实上是社会精英眼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分野。二是19世纪后期教育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民众的识字率，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阅读来娱乐自己，观看舞台表演不再是唯一的途径。莎士比亚的作品逐渐变成了高等学府的图书馆藏书，成了众多文化小圈子讨论的对象。到了19世纪末，莎剧已经从普通大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转变成学术化、精英化的文学作品，完成了从大众文化象征向高级文化象征的转型。三是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彻底打破了原本被认为平静的家园。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大量非英语移民涌入美国，他们在经济、文化、人口结构上迅速地改变着美国。这批连英语都说不通的“外乡人”在美国引来一片惊呼和恐慌，使那些已经确立社会地位、抱有民族偏见的美国中上阶层无法容忍［3］。莎剧演出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莎剧的地位也从大众娱乐方式转向为学者精英的研究对象。在美国经历这一变化曲线的并不仅限于莎剧，其它文化形式，包括歌剧、交响乐、博物馆，甚至公园等，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7］。中产阶级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全程参与了这个文化转型与分野的过程，并深受其影响。

二趣味高雅与巴比特

在小说中，包括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的作品成了贵族学校高中生、大学生必修的内容，但同时又被学习者认为是早已过时的垃圾，他们宁愿去观看莎剧演出，也不愿阅读莎剧作品［8］。由此可见，舞台上的莎剧作品虽早已深入人心，书本上的莎剧却遭人讨厌。由于文化分野的影响，莎剧成了社会精英们教育下一代的所谓高雅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巴比特一类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对待高雅文化上充满矛盾。一方面，他们对中上层社会精英所代表的高雅文化羡慕不已，并想方设法模仿、实践，但在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又对其极尽讽刺;另一方面，在他们自己无法像那些所谓的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社会精英们一样生活的时候，又要求自己的子女成为其中一员。尽管文化的神圣化和高雅化在20世纪初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决定了20世纪的文化态度与实践，但它从未变成现实，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推动力量［7］。因此，在小说中，趣味高雅、有文化修养常常是以一种嘲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巴比特一类的中产阶级商人们并不欣赏所谓的高雅趣味。小说中至少有八处使用了趣味高雅这个词:

(1)(特德):“你无非是想在晚饭后把车子开走，把它整晚停在哪一个妞儿的家门口，你自己坐着瞎聊文学和你打算嫁的那种有文化修养的人——只要他们开口向你求婚!”［8］

(2)“是啊，也许是这样——不跟麦凯尔维那种人来往是不对的。哪天晚上我们不妨请他们来吃饭。哦，得了，我们别光想着他们，我们的小圈子聚在一起比那些阔佬快活得多。别的不说，露西尔·麦凯尔维那样的神经质怪物就不能和你相比——尽讲些高雅的话，穿戴得珠光宝气的［8］!

(3)朱姆·弗林克同意说:“正是那样。不过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文化，不会欣赏美的事物——请原谅我的高雅。……我到乡下去的时候，只有低级的老调、俚俗的废话才受欢迎，在这里我们中间谁听到了都会慌忙躲开的。”［8］

(4)弗林克瞅着他:“……总之，我就是要替齐科汽车写出这样的广告来。所以我还是决定坚持使用诗歌语言，并动手写了一篇高雅的广告来(译文中略)……”［8］

(5)这一番有关本行的谈话引起了保罗·里斯林的兴趣。……接着，他却触犯了好人帮的神圣法规。他又犯了清高的毛病［8］。

(6)……他(巴比特)的朋友们一直为他的演说向他表示祝贺，但是赞扬声中总带有疑虑，因为即使是在他替本市宣扬的演讲里，像写诗一样，也有些莫测高深的颓废的东西［8］。

(7)“你或我跟他谈一次也可以，只怕他不理解。他是那种清高的人。不像你我这样，能实事求是，把问题摊在桌面上，直截了当的谈。”

“对，他跟那些清高的人完全一样。”［8］

这八个使用“趣味高雅、有文化修养”一词的地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巴比特及其家人对趣味高雅的讽刺，如(1)、(2)、(7);第二类是巴比特周围的中产阶级商人们对所谓的有高度文化修养的讽刺和自嘲，如(3)、(4)、(5)、(6)。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所谓的高雅文化只是他们想象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巴比特一类人的矛盾心理:一边嘲讽，一边费尽心机往上面靠。这种矛盾的心理长期作用在巴比特身上，最终导致他置清教主义传统道德于不顾，与一群自己曾经无比鄙视的波西米亚人搅到一起，尽情放纵，直至声誉与生意受到威胁，才又重回“正轨”。

三清教主义传统与趣味高雅

清教主义传统与20世纪初期的美国中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准确地说，清教主义传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思想、生活的一部分。自17世纪清教主义在新英格兰生根发芽以来，已经成为美国国民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讲，对清教主义的探讨主要围绕四个议题进行的。第一，它强调自我约束、对欲望和情感的控制。但从早期的清教实践来看，以良心发现的名义摆脱世俗法律的羁绊，实现个性表现和个性解放也为清教理论所认可。第二，清教主义强调利益一致性，强调齐心协力以创建一个社会体系，个人意志要服从于社会福利，以建立一个供众人仰慕的“山巅之城”。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种利益共同体意味着偏狭、迫害、对个人自由和自由表达的不容忍。第三，清教主义即伦理道德，严厉且苛求。它要求人们不仅遵守国家法律还得遵守更高、更理想、更公正的上帝的律令。但对其他人来讲，清教主义伦理道德就是枯燥的道德说教，缺乏个性意义和社会目标，是少数自认为道德高尚的社会精英们维护社会秩序和控制的工具而已。第四，清教主义强调勤俭节约和财富的成功，并以此实现个人的救赎。这一点已成为拥有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维护整个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挡箭牌。也正是因为如此，清教主义被认为应该对赤裸裸的物质主义和邪恶的经济社会体系负责［9］。这四个议题几乎涵盖了关于清教伦理和道德改革争论的各个方面，其本身一直充满矛盾与争议。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随着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财富的迅速积累，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开始下滑，道德改革于是开始盛行。禁酒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并在禁酒法案出台的20年代达到高潮。禁酒运动似乎也从清教主义身上找到了依据，如个人行为的自我约束。在小说《巴比特》中，刘易斯对禁酒法案下的私酒消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巴比特一类中产阶级既想树立道德榜样又想满足个人欲望的矛盾情形进行了精确的讽刺。

但是，形成于1870年至1910年期间的中产阶级对清教主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清教主义将错误的道德精英们奉为神圣，将错误的道德观念付诸于一个新的社会体系中，整个一个所有错误的缩影［9］。对清教主义的批判在1920年代达到顶点［3］。同时，美国的工商业空前繁荣，“富足、玩乐、休闲、享乐、梦想、自我实现、及时行乐、感官满足、个性、公共关系、社会名流”等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刘易斯在小说中对巴比特的生活方式进行了充分的描写，整个就是为了追求一样东西——舒适。在这种新的消费文化主导的社会里，中产阶级开始关注自身，关注体育运动、健康、节食、食物及其加工、外出就餐、营养与维生素、肥胖症等，外表、身体感受开始变得重要。各种文化得以表达的场所和方式也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如百货大楼、宾馆、餐馆、主题公园、郊区住宅小区、室内装修等，更别说各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奇玩意儿和现代交通通讯的日新月异。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变革对中产阶级的认知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同时，旧的强调高尚道德的文化并没有消失。于是，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表达为特征的新的文化与强调伦理道德的旧的清教文化之间激烈碰撞，在中产阶级身上表现为扭曲的心理和矛盾共存体。在这场较量中，新的中产阶级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意识来支撑自己，但在新的意识建立起来之前，旧的必须得被谴责，甚至是消灭。如此，被认为代表旧的、顽固势力的清教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被攻击的靶子。他们试图从更物质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的层面寻求理论依据。柯立芝总统的伦理规范“美国人的工作就是做生意，建造工厂即建造教堂，在此工作的人也在此礼拜”高度概括了20年代初期的生活哲学［10］。中产阶级新贵们将之视为经典，巴比特也不例外。“在当前这个紧要关头，美国需要的不是什么教授总统，也不是要有外交手腕的人，而是稳健可靠、讲究经济、务实的政府，让我们有好转的机会”［8］。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新旧两种文化在巴比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巴比特努力工作挣钱，通过加入各种社会团体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一最终目标，这完全符合清教主义教条;另一方面，在新文化的冲击下，在追名逐利、追求个人表达和个性解放、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他的内心却愈发空虚。在虚伪的面具下，它与指甲修剪师调情，与寡妇朱迪克偷情，与一群波西米亚人饮酒作乐。正如上文所说，他试图实现个性解放和个人表达，结果却是名誉与生意的双重受损，借太太生病一事良心发现，重回“正轨”，再次成为泽尼斯的优秀公民，大家的楷模。整个过程，与清教主义伦理道德规范的描述几乎完全一样。

新旧两种文化在巴比特身上相互碰撞，形成一个典型的矛盾共存体。在这个矛盾共存体中，传统文化的影响仍然是决定性的，并在与新文化的较量中占了上风。虽然不少刘易斯研究者认为，传统的力量貌似强大，但仅仅是外强中干，迟早要被人们所抛弃，但是至少在巴比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仍然是强大的传统力量。巴比特在偏离正轨之后又重回“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圈子，常常被研究者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但仔细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与文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清教主义传统之后，我们发现，除了讽刺，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传统力量在经过不断的适应和改变之后，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像巴比特一样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的思想。正是通过巴比特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的塑造，刘易斯充分、正确地反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性地认识二战后的美国政治、社会与文化。

［1］James D Hart.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Howell Daniels.Sinclair lewis and the drama of dissociation［A］.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C］.London:Edward Arnold，1971.

［3］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思潮和文学表达［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James Lea.Sinclair lewis and the implied america［J］.Clio，1973，(3).

［5］Thomas S Hines.Echoes from“Zenith”:Reactions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to babbitt［J］.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67，(2).

［6］虞建华.置于死地而后生——辛克莱·刘易斯研究和当代文学走向［J］.外国文学，2004，(4).

［7］ Lawrence W Levine.Highbrow/Lowbrow: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hierarchy in America［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8］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M］.王永年，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9］Warren I Susman.Culture as history: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

［10］ David Minter.A cultur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Henry James to William Faulkn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I7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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