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杨毓麟出洋考察史实考＊

2011-08-15潘崇

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宋教仁考察团大臣

潘崇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辛亥革命前夕杨毓麟出洋考察史实考＊

潘崇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0)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长沙籍革命家、宣传家，曾主张打入清廷内部发动“中央革命”，展示了革命派革命策略的发展及多样性，其参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即是一个例证。作为载泽考察团专驻日本的随从人员，杨毓麟与革命派留学生宋教仁等人有过诸多联系，委托他们编译书籍，以此解决宋教仁等人经济上的困难，并借此表示自己作为专驻日本人员切实履行了应尽的职责。而杨毓麟归国后在致瞿鸿禨函中极力主张效法日本进行宪政改革，与考察政治大臣的政见保持高度一致，并对革命党极尽诋毁，目的在于掩护自己的革命党身份，并非他的真实想法。

杨毓麟;出洋考察;辛亥革命前夕;史实

一问题的提出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长沙籍革命家、宣传家，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发动“中央革命”，其参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即载泽考察团就是一个例证。无疑，与清政府对立的革命党参与官方考察团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饶怀民先生曾撰文描述了杨毓麟的生平，由于该文从宏观着眼，对于杨毓麟参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一事一笔带过［1］。笔者以为，探讨杨毓麟参与载泽考察团的始末应厘清以下问题:杨毓麟是如何加入载泽考察团的?在考察团中他承担了哪些事务?进一步言，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杨毓麟以革命党身份加入考察团之事?

另外，侯宜杰先生曾披露杨毓麟归国后致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一封私人函件，该函阐释了师法日本进行政体改革的必要性:“日本皇室典范以万世一系之皇统昭告全国，彼国士民，皆诩诩然以数千年一姓相传夸示五洲，其皇室之巩固如此，则其巩固之政法，尤为我国所宜研究”;同时极力诋毁革命者为“非穷蹙无赖之逋客，即跅弛无所忌惮之狂民”。侯宜杰先生针对杨毓麟完全不像一个革命者的语气、措辞提出疑问:“如果说他有意以此掩护自己的革命身份，也难免令人生疑。因为这是私人函件……大可不必借此表现自己。但他确实这么做了，是否反映了他的真实思想呢?这就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2］确如其议，杨毓麟的这封函件是否反映了其真实思想值得深入探讨。因此，笔者试图对杨毓麟参与考察团的始末做一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侯宜杰先生提出的疑问做一初步回答。

二参与谋炸五大臣及加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

杨毓麟，字笃生、号守仁，湖南长沙人，1897年中举后以知县分发广西，适逢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被聘为教习。1899年，杨毓麟应时任江西学政的瞿鸿禨之聘入其幕府，很快又入湘绅龙湛霖教馆，1902年赴日留学，先入宏文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1902年，杨毓麟与同仁在日本东京创办《游学译编》，并任主编。同年冬，杨毓麟撰写数万言的《新湖南》一书，“为杨毓麟民主革命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3］。1903年，杨毓麟参与拒俄运动，开始试制炸药，同年回长沙参加华兴会的筹备工作，并担任外围组织爱国协会会长。1904年11月，杨毓麟与黄兴等四十余人密谋决定发动起义，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受到牵连，遂遭到破坏。据曹亚伯记载，此次密谋失败后，杨“乃变计溷迹政界，以为发难江海不如溃变中央之收效速也”，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帮助下出任译学馆教习，以此为掩护，策动暗杀活动，“会五大臣出洋，守仁谋充随员以行事”［4］。显然，曹亚伯并没有明确指出杨毓麟加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是在吴樾炸弹案之前或是之后，而厘清这一问题至为关键，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杨毓麟这一时期革命策略的认识。事实是，杨毓麟在吴樾行使炸弹暗杀之前即加入了考察团，欲与吴樾收里应外合之效。

杨毓麟是行刺五大臣的重要谋划者，炸弹案的直接行使者是安徽桐城人吴樾，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吴樾等人谋炸五大臣的前期准备活动。1903年，吴樾入保定高等学堂求学，入学不久即与陈独秀、潘进化等人建立通信联系，接受革命影响，并于是年暑假到西牢探访章太炎、邹容，并拜会陈独秀、张继等人，亲聆教诲，“排满思潮于以澎湃”。后赵声至保定，吴樾予以接待，“与之倾谈数昼夜，志同道合”［5］。与赵声的接触促使吴樾下定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决心，他在致赵声函中即有“某为其易(指暗杀)，君为其难(指革命)”之言［6］。赵声离开保定时特绕道北京将杨毓麟介绍给吴樾，1904年秋，杨毓麟至保定与吴樾等人会面，双方一见如故，杨亲自监誓，吴樾、马鸿亮等人加入军国民教育会［7］。并成立保定支部“北方暗杀团”，随即试制炸弹以备刺杀清廷要员，然而当时土制炸弹没有电器装置，引爆的线头又不能过长，点燃后来不及掷出就可能爆炸，投弹人就会首先牺牲［8］。吴樾加入军国民教育会后，与杨毓麟更是“时相过从，密与谋议”，筹划暗杀行动［9］。1904年，王汉谋刺铁良未果对吴樾产生深刻影响，遂欲继王汉之后。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颁布派遣王公大臣随带人员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得知此消息后，吴樾决定改变行刺铁良为谋刺五大臣，并建言杨毓麟谋入考察团。对于杨毓麟来说，谋入考察团无疑是“变计溷迹政界”的理想得到实现的绝好机会，遂成功谋入考察团，以收里应外合之效。问题是，杨毓麟缘何能够成功加入考察团呢?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杨毓麟曾经留学日本的经历。很显然，出洋考察团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外语人才，而考察政治大臣皆不通外语，舆论即认为“辗转通译不免蹈隔膜之弊”［10］，强调考察政治大臣必须有得力的随员，尤以译才最重要，“以便随时随事认真考查，庶免语言不通诸多隔阂”［11］。随从人员由各考政大臣分别选拔，“所调随员各以人系”，即随从人员分隶各考政大臣，对其负责［12］。具体而言，考察政治大臣侧重从留学生、有使馆工作经历者当中选拔具有外语、财政、外交等专门知识的人才，原因在于这些人学有专长，且具有较长时间异国生活的人生经历。日本是载泽考察团最重要的考察国别，因此，杨毓麟曾留学日本的经历是他能够加入考察团极为重要的砝码。其二，杨毓麟为湖南长沙人，与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及管学大臣张百熙是同乡，且杨毓麟曾在瞿鸿禨幕府任职，有较为深厚的私谊关系。虽然没有直接史料证明杨毓麟加入考察团曾得到二人推荐，但是此事极为可能。实际上，未经奏调、咨调而临时加入考察团的随行人员不在少数，见于历次奏调、咨调的随行人员共计54人，而最终入选的随从人员共计76人(1905年8月28日，考察政治大臣会同奏调随从人员40名，另有8人留待以后陆续咨调。吴樾炸弹案后，因故不能随行者9人，考察政治大臣又续调15人)［13］。考察政治大臣对于保荐之员选拔条件并不稍降，“非素有政学资格之员不能滥竽请托”［14］。如袁世凯保荐其子袁克定加入考察团，据报道，袁克定“精通英、法、日三国文”［15］。杨毓麟亦属于经人保荐加入考察团者，是以杨毓麟不见考察政治大臣历次奏调、咨调人员名单。联系管学大臣张百熙曾帮助杨毓麟谋得译学馆教习，杨毓麟归国后专门致函瞿鸿禨汇报考察情况，很有可能，杨毓麟加入考察团得到了瞿鸿禨、张百熙的保荐。

杨毓麟成功加入考察团后，考虑到自制炸弹安全性能差，“施者终不免于难，乃大不忍樾为之”，于是马鸿亮等人去东北购买炸弹，“以日俄方战于辽，或可购得之”［16］。按杨毓麟与吴樾的约定，等购到性能好的炸弹后，在考察团由上海放洋时，二人里应外合，“轮上狙击之”［17］。然而，购买武器最终无果，“樾不可耐”，遂临时改计，决定用土制炸弹实施暗杀［18］。9月24日，五大臣即将出行时遭遇吴樾炸弹袭击，吴樾殉命，考察政治大臣皆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但考察团并未因此中止。因杨、吴二人商定在上海起事，吴樾谋炸五大臣时杨毓麟很可能并不在京而在上海。杨毓麟即便在京，因吴樾改变计划，事发仓促，杨毓麟在吴樾行使炸弹袭击时未能参与，里应外合计划落空，是以杨毓麟在吴樾事发后并未暴露自己而继续留在考察团。

以革命党身份秘密加入出洋考察团的除杨毓麟外，还有戢翼翚。戢翼翚为1896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被刘禺生誉为“留学日本第一人”［19］。在留日期间，戢翼翚即倾向革命，并与孙中山交往甚密，留日学界出版的《译书汇编》及《国民报》皆由其主持。1900年秋他参加了自立军，1901年在上海发刊《新大陆》月刊，鼓吹革命、排斥保皇之论。杨、戢二人入选考察团彰显出革命思潮涌动的时代背景下官方对留学教育控制力的衰弱，以至于对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辨识不清，也展示出革命派力量的发展壮大及革命策略的日渐丰富。进一步言，即便是考政大臣意识到加入考察团的留学生难免有倾向革命者，然在人才匮乏的现实条件下，他们又不得不将他们延揽到考察团。

三考察过程中与宋教仁等革命派的接洽

尽管考察政治大臣将留学生及其他翻译人才作为重点选拔对象，但是，两路考察团的翻译人才并不能很好地完成编译各国书籍之责，原因在于翻译人才普遍水平不高，熊希龄甚至言道:“此行翻译难恃，几交白卷。”［20］翻译人才的缺失促使考察政治大臣不得不将眼光投向正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将他们作为可以依赖的对象。但事实上，只有端方、戴鸿慈曾经延揽正在国外学习的留学生加入考察团，而载泽考察团并无是举。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端方出洋前历任各省督抚，曾派出大量学生出国留学，潜意识将这些留学生视为考察团可以委以考察之责的对象，“端以所派留学生既多，其中满人不少，出洋一切可仗学生”［21］。

载泽考察团尽管没有延揽留学生加入考察团，并不意味着没有与留学生进行接洽。载泽一路考察团主要考察日、英、法、比四国，该四国皆有随从人员专驻，以专驻日本随从人员最多，达到九人:刘彭年、钱恂、杨道霖、夏曾佑、文澜、唐宝锷、戢翼翚、钱承鋕、杨毓麟，后四人为留日生出身［22］。专驻日本人员的重要职责即是编译相关书籍，除依靠自身力量外，同时委托留日学生参与其事。揆诸史料，杨毓麟等人承担了与留日学生联络接洽的任务，且将联络接洽对象锁定为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派留学生。宋教仁在日记中对杨毓麟、王慕陶等人委托翻译外文书籍事多有记载:1906年1月21日，载泽考察团随从人员杨毓麟、王慕陶来访，“谈良久出”;1月31日，杨毓麟来，“谈良久”;2月28日，“写致杨笃生信一封，问其译书事如何”。具体来看，杨毓麟等人委托宋教仁等留日生翻译的外文书籍包括《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及《德国官制》。承担翻译的留日生除宋教仁外，还有杨勉卿、田梓琴等人［23］。无疑，载泽考察团在撰写考察报告、编纂书籍的过程中当参考了上述各书。然而，这些书籍并无一种专涉日本，而载泽考察团编译的书籍是以介绍日本各项制度为重点的［24］。显然，上述由宋教仁等留学生翻译的书籍并非考察团的重点参考对象，也彰显出考察团编译的各类书籍主要由考察团成员承担。

那么，载泽等考察政治大臣对于杨毓麟等人与革命派留日学生如此密切的接洽持何态度呢?与杨毓麟和革命派留日生宋教仁等人联络相类，端、戴考察团随从人员熊希龄也曾与宋教仁等留日学生联系购买《大英百科全书》(宋教仁在日记中对此屡有记载:1906年6月13日，“写致李和生、吴绍先各一片，属其向熊秉三售《大英百科全书》”;6月18日，“熊秉三已应承购《大英百科全书》”;8月17日，“熊秉三寄来《大英百科全书》金二十五元，并请余将书为之设法送至上海，余允之”)［25］。熊希龄之所以赴日的原因在于考察团的翻译人才不能很好地完成编译任务，考政大臣授意其“赴东购书觅译”，且此事至为隐秘，“使节谆嘱，未便明言”［26］，很显然，端方等考察政治大臣对于熊希龄与革命党的往来是持默许态度的。同样，我们大致可以肯定，杨毓麟等人与革命派留学生宋教仁等人的往来亦当得到了载泽等考察政治大臣授意或默许。

需要指出的是，革命党与清政府之间是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对立态势，他们对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极尽诋毁，《民报》曾刊文指出:“清太后差遣五臣周游列国，竭同胞膏血八十余万，聋群瞽从，走马看花。法为民主也，必曰大权在君，德固重君也，则曰此可视效。载泽等以满帝之胄，刚愎自用，力持重君抑民主义，以媚后植势，所谓司马昭之心虽欲掩路人且不可得。”［27］宋教仁等革命派留学生与考察团之间较为密切的交往该如何理解?笔者认为，人事关系上的条件以及宋教仁等人现实的利益需求等特殊因素促成了革命派留学生与考察团之间产生颇具偶然性的短暂交往关系。关于前者，革命派留学生与考察团的交往即由加入考察团的革命党杨毓麟穿针引线;关于后者，宋教仁于1904年2月当选为华兴会副会长，11月计划在长沙发动武装起义，但事泄未遂，次年至日本法政大学留学。杨毓麟之所以委托宋教仁等留日学生翻译无关日本各项制度的书籍，主要目的并不是为考察团撰写考察报告、编纂书籍提供参考，而是以此表示自己作为专驻日本人员切实履行了应尽的职责，更可以为经济拮据的宋教仁等人解决燃眉之急，正如宋教仁自称:“余财政困难……苟每日译一二页，十日内亦可稍得些须。”［28］与此相类，宋教仁向熊希龄劝购《大英百科全书》在很大程度上亦出于解决经济困难的考虑。

通过史实梳理杨毓麟参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始末，我们可以看出，由于杨毓麟以革命党身份混入考察团，再加上曾经与宋教仁等革命党有过密切联系的事实，从心理上说杨毓麟是担心暴露自己革命党身份的，不仅在考察过程中没有过激举动，归国后即便是在致与自己颇有交往的同乡瞿鸿禨函中亦倡言效法日本进行政体改革，论调与考政大臣归国后表达的政见高度一致。同时，杨毓麟在该函中对革命党极尽诋毁，其语气、措辞已经完全不像一个革命者了。显然，其如此作为主要出于革命斗争策略的考虑，目的无他，当在于掩护自己，并非杨毓麟的真实想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杨毓麟“溃变中央”的预期目的并没有在参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的过程中实现，但是杨毓麟此举不能说没有收获，无疑对清政府的改革动向以及清政府对待宪政改革的态度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客观上有利于此后更好地从事革命活动。五大臣出洋考察团结束后，杨毓麟又积极投入到革命活动中，无论是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1907年担任同盟会在东南各省重要言论机关《神州日报》的总主笔、1910年为汪精卫等人谋炸摄政王载沣在英国购买炸药、1911痛于黄花岗起义之败而蹈海殉国，无不昭示出杨毓麟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的历史地位。

［1］饶怀民.杨毓麟与辛亥革命［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版)，2005，(5).

［2］侯宜杰.关于杨毓麟的一封信［J］.船山学刊，2003，(1).

［3］饶怀民.编者前言［A］.杨毓麟集［C］.长沙:岳麓书社，2001.

［4］［16］［18］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5］［7］［9］马鸿亮.吴樾烈士传略［A］.《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十三册)［C］.台北:正中书局，1964.

［6］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8］成惠.喋血京城的吴樾烈士［A］.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10］某公使条陈钦派大臣出洋之缺点［N］.时报，1905－07－31.

［11］出洋译员颇多［N］.大公报，1905－09－08.

［12］五大臣考察各国政治［N］.宪政杂志(第一卷第一号)，1906－12－16.

［13］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A］.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C］.长沙:岳麓书社，1986.

［14］徐大军机调员［N］.大公报，1905－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