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国勇

从政府的伦理角度分析“保增长”与“促转型”
——基于东部沿海地区低端制造业的发展

梁国勇

企业转型升级从长远来看不仅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又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保持长期强劲的劲头。但就眼前的利益而言“保增长”与“促转型”的矛盾（冲突）却在所难免，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大量劳动力失业，社会治安问题等等都会给企业转型升级造成重重障碍，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仅仅从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来加以分析和解决，我们更应该从伦理学角度、人性方面来加以分析和提出对策。

企业转型升级；保增长；义；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得到不断的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断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国际制造业的引进，加快推进了各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东部沿海城市。然而我们引进的国际制造业基本属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我们必须肯定，这些低端制造业是我们需要的，因为这符合了我国工业化初、中期发展的特点，是我国完成工业化、迈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但是，低端制造业是一种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并且附加值很低的产业。从长远来看，它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这又与我国提“保增长”的经济目标的实现相冲突，因为“保增长”以继续承接低端制造业更有效果。政府在面对短期内的既得利益和从长远来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不确定性所做的抉择正是我们要分析的。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性

低端制造业是指在制造业产品生产过中，不存在或很少有科研营销等环节，仅仅是种生产制造并且处在“微笑曲线”底部的一种状况，它主要靠来料或进料进行加工组装，从而获得加工费的一种增长模式［1］50。就目前低端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形势而言，特别是我国东部沿海大多数地区，大都是以这种经济的增长模式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郎咸平教授认为，中国危机的根源是制造业危机，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差的制造业环节，而且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资源浪费、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并且由此推论我国“制造业或存在定位错误”［2］。虽然郎教授的“定位错误”可能有点悲观，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低端制造业的困境所在。众所周知，资源是制造业存在的前提条件，低端制造业最需要的就是一般的生产要素即物质要素，对那些高级要素，比如技术、知识的要求不是很高。这给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吸引外资提供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有比较优越的劳动力、土地等一般要素、初级要素，所以能吸引大量的国际低端制造业。但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言，这些要素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大量的国际低端制造业来我国投资，势必造成资源的枯竭。当我们的这些资源优势不存在的时候，外国资本就不可能在这里留存。因为外资投资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利润。当外资所依赖的资源优势逐渐缩小时，成本就会逐渐上升，利润自然也会随之减少。当利润减少到零或者亏本时，外资必然会重新考虑和选择把资本投放到更有资源优势的地方，以降低自己的成本重新获得新的利润。可见，外资的投资是一种短期行为，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外资的这种短期投资行为来看，这种依靠外资而发展起来的低端制造业一旦面临撤资危机时，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一方面，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发面，我国承接的低端制造业是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是以加工组装为主的，所以主要是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外资一旦撤离，相关低端制造业的企业势必会大面积停产，大量工人将面临失业，社会问题也会随之而至，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摆脱这种靠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

二、从伦理角度分析企业转型升级的困境

义利之辩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儒家重大理论问题。义和利两者其实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统一方面，“义”是“公利”，“利”是合乎“义”的利。儒家学说中的“义”有着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内涵。孔子的“见利思义”，孟子的“舍生取义”，荀子的“先义后利”，他们并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他们强调的“义”是公利，而“利”作为个体利益的特别指称，是符合道德原则或包含普遍的社会整体利益的，所以它具有普遍性。但是在现实的社会中，义利往往又以对立面的形式出现，以个人私利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利”，出现这种情况时，儒家的一致观点是先义后利，甚至是舍生取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是儒家面对义利之辩时的选择。儒家义利观的精髓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即社会主义义利统一观的伦理源头，其主要内涵是“追求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以社会普遍利益或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和谐统一，是以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协调方式的和谐统一，是在法律面前一切社会集体、集团、政治实体、个体平等或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法治体制保障下的和谐统一。”[4]66

由于“低端制造业粘性趋势的不断增加”［1］，其发展已进入一个怪圈，因为现在的低端制造业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由于我国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主要是以政绩来考核的，并且主要是以GDP为主要标志的，低端制造业的发展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一定时期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所以一些地方政府下大力气引入国际低端制造业来增加GDP、扩大就业。但是，长期如此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企业的转型升级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是造福子孙的好事情，于是政府决策者就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低端制造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维持社会稳定，还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份有效政绩。另一方面，低端制造业的一系列弊端，不仅影响今后经济的发展，还会剥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权。但是，我们的一些官员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GDP，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以及企业的长远发展，仅为当下之利，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如果政府对这种发展模式过度容忍，在伦理层面看，就是一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三、企业转型升级对策的伦理关照

企业转型升级，如果仅靠企业自身是很难成功转型的，所以必须要靠政府政策的引导和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转型成功。政府在政策引导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决策者的伦理取向直接影响决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必须从伦理角度寻求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政府以正确的伦理价值为导向，积极作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引国外资本“来华投资”，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腾飞。但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随之出现。由于我国政府以功利主义作为主要价值导向，中国社会出现了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人们发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带来社会福利的增长，不一定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积极效益的提高。”［4］以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消耗、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经济发展除了“要求经济在量上的增长外还要求经济在质上的良性运行，要求生产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4]88也就是说，低端制造业转型势在必行，只要政府适时转变自己的价值导向，就会对低端制造业的转型起到关键的作用。

作为“东亚奇迹”典型代表的韩国，其采用的是政府通过新型产业带动，并积极干预产业与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韩国经济早期的发展和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极为相似，同样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高涨，同样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同样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差距缩小。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对国内传统的重化产业进行技术升级，形成出口主力产业。同时对精细化工、精密仪器、计算机、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战略产业予以重点扶持，并将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作为未来积极发展的产业，这对转变低端制造业增长方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政府为了推进新兴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和规划，推出大力度税收优惠、资金投入和人才培养政策，促使以大企业为主体的管产学研合作的形成、为新兴产业和企业发展提供所需资金和人才并形成技术支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支持。韩国通过引进-改造-发展新兴产业，带动了制造业走出低端，发展先进制造业，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只要政府以正确的价值导发挥积极主导作用，通过不断升级机构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就一定能够促使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企业当明确自身社会责任，在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中追求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完善

企业的转型升级应该以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完善为最高标准。无论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政府如何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归根结底都离不开人的需要和人的理想的追求。企业谋求转型最终也是为了人类生活的进步服务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转型升级的时候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有益于每个人的人生价值，有益于社会需求的企业转型才是值得追求的。

（三）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源于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

企业只有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才会保持其持久的竞争力。而创新主要是由核心技术能力和核心管理能力作为主要部分构成的。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技术都会使其在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并且占据市场的主要利润份额。核心管理能力能够使企业在面对金融危机或其他危机时能够自我调节以适应环境变化，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从而能更好地把握发展契机。

企业核心的技术能力、核心的管理能力最终都将体现在人的能力方面，即关键性的因素——人才。企业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必须塑造员工的共同使命感、认同感及其价值观，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注重政策，注重贡献的考核与奖惩制度，运用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及股票期权，创新实现承诺等远期激励方式来对人才个体及其团队的创新行为进行激励。

在对人才及其团队进行激励的同时，要把勤劳敬业、艰苦奋斗、遵纪守法、集体主义等伦理内容作为企业选拔人才的重要参考标准，以此为前提，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健康地不断提升，这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成功之处。

[1]韩云.低端制造业增长模式研究：基于苏州的实例分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2]郎咸平.中国制造业遭遇四面楚歌[EB/OL].http://blog.sina. com.cn/jsmedia2008-9-1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829.

[4]叶蓬,李权时.经济伦理学研究.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人文关怀[M].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7.

F127

：A

：1673-1999（2011）04-0100-02

梁国勇（1985-），男，河北石家庄人，苏州科技大学（江苏苏州215011）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