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潇

从虚无主义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
——基于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黄潇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在学界大致分为三派：护教派、历史派与批判派。如果从虚无主义出发重新审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可以得出在海德格尔那个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处境：物化、技术理性化与常人化。海德格尔将这种状况归结为虚无主义和对存在的遗忘。为了解决这个处境，海德格尔诉诸纳粹运动。显然，纳粹运动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揭示了他的思想与纳粹主义的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

海德格尔；纳粹；虚无主义；人类处境

如果说海德格尔参与纳粹主义运动是因为其认为纳粹主义运动是实现其哲学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处含有某种政治上的诉求，而且这种诉求可以通过某种政治运动，比如说纳粹运动而实现？正如齐默尔曼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简单地确定海德格尔是否有纳粹情结，而在于他的思想如何或为什么会与这个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1］67

一、文献综述

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的争论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三派：护教派、历史派与批判派。

护教派。该派主要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采取“分析”的方法，逐条驳斥批评者们搜集到的谴责证据。此种做法的代表人物是扬（Julian Yang）。他主张，海德格尔的批评者们在推论其思想和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时犯了一个错误。错误本身表现为两个方面，他们声称，海德格尔的哲学或者隐藏着可以“正面暗示”国家社会主义的概念，或者他的思想“未能提供反对纳粹的基础，因而从反面暗示了纳粹主义”。第一，扬指出，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已作为提升责任意识的概念，与集权主义对顺从性的要求相反。第二，扬证明了海德格尔的本真操持概念提升了对他人、对他或她自己完整性的关切，凭此可以谴责法西斯政权对人的剥夺［1］76。而第二种做法强调应该把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与他的哲学思想分开，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的政治失足就全盘否定他的哲学，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与其哲学思想。此种做法的代表人物是达尔梅耶尔（Fred Dallmayr），他认为有另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文本差不多都可以直接用来反对他自己。他从海德格尔的“让存在”（let being）这个概念出发，得出了一个拥护民主原则的海德格尔。

历史派。该派的主要做法是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搜集事实材料来佐证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比如，海德格尔在纳粹运动期间（1933-1934）主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并多次发表演讲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不发一词，这些都揭示了他效忠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实。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克摩尔（Tom Rockmore）、施鲁格（Hans Sluga）、杰夫·柯林斯、朗（Berel Lang）等。

批判派。此派别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有其哲学上的根源。该派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批判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某些预设前提与核心概念来揭示其在伦理政治上的危险性。此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里亚斯（Victor Farias）、齐默尔曼（Michael Zimmerman）、卡普托（John Caputo）、沃林（Richard Wolin）乃至列维纳斯（Levinas）、德里达（Derrida）等。但是在探究海德格尔的政治行为与其哲学思想的具体联系时，该派却产生了差异和分歧。例如，齐默尔曼就把连结点归为海德格尔把西方历史的危机解释为走向虚无主义的衰退、存在的遗忘和形而上学的终结。正如齐默尔曼强调的那样，海德格尔把西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看作技术工具。因此，他把国家社会主义看作呼唤人类面对这种时代挑战的政治运动［1］68。而卡普托却认为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有一种来自希腊源头的思想，正是海德格尔所钟爱的意志范畴——强力、自我主张和英雄主义——引导着海德格尔转向纳粹主义运动。而沃林则从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观念——此在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二元对立、虚无主义、决断、良知的呼声、生命意志、民族共同体、历史天命——出发，揭示了海德格尔的两个转变，一是由存在者转向此在，二是由此在转向存在。

在有关海德格尔与纳粹的众说纷纭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笔者认为，仅仅像历史派那样用一种历史考古学的方式指出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运动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从护教派与批判派的针锋相对中，人们当然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和稀泥的想法：去掉海德格尔思想中“腐朽反动”的东西，而保留“健康向上”的东西。但是，当人们使用不同的“手术刀”来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切割时，所切割出来的“腐朽部分”与“健康部分”又会不同，进而又会出现新的争论。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入手，结果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是：海德格尔曾揭示了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是如何解决的，我们现在是否仍然面临他当时所面临的状况？如果是，我们又将如何应对？

二、虚无主义

(一)存在者世界

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直接地受到尼采的影响。沃林指出：“在《欧洲和虚无主义》的讲演中，海德格尔称许地引用了尼采在《权力意志》卷首那著名的虚无主义定义：‘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一切最高价值自身的贬低。’”［2］169在尼采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真理全都是关于存在者的真理，这些形而上学都有一个特征——否定生命。这些世界观对“生命”憎恶体现在如下事实中，即它那最高级的价值，诸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基督教的救赎思想，康德的道德主体概念，都属于一个来世的超感知的领域，因此，世俗的关切相应地就被贬低了，它们被诽谤为“不纯粹的”［2］170。为此，尼采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重估一切价值。只不过到了海德格尔那里，他不是用“生命”，而是用“此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的区分来揭示西方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正如齐默尔曼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虚无主义等于实证主义，由于遗忘了存在，于是，实证主义者就假定存在者就是一切，而存在本身便是空洞的，是‘无’或虚无。”［1］21

(二)此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

海德格尔把能够领会存在问题的存在者称为“此在”(Dasein)，亦即人。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被分割为本真的此在与非本真的此在。本真的此在是一种能在的存在者，而非本真的此在指涉为“常人”的存在者。此在的本真性是从生存论上建构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对可死亡性和时间的意识，同时也是对自发性、决断性和创造性的自由意识。而此在的非本真性意味着此在的被抛与沉沦，意味着日常无差别相的平均状态。庸庸碌碌，平均平整，模棱两可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此在的平均化生存状态是此在本真性的遮蔽，是此在的沉沦与被抛，因而指向虚无主义的深渊。沃林把海德格尔的此种分割视作一种“理性失败主义”，据此他刻画了一条海德格尔走向反理性主义的轨迹。按照这种思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理性的“杰作”显然加剧了这种虚无主义的状况。

(三)关于技术的追问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加剧了虚无主义的状况。海德格尔通过促逼、摆置、持存等概念指出了人类面临的技术虚无主义。他将现代技术当作一种解蔽的方式，指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因此，现代技术在促逼的意义上摆置着自然，自然作为被摆置之材料而被人所持存。而技术的发展不仅将自然作为摆置和持存的“上手之物”，甚至人本身，也成了技术促逼和摆置之物，有关人力资源的说法就表明了这个意思。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里，似乎隐藏着一个逻辑，即存在的历史无非是存在的异化史。这种逻辑呈现这样的轨迹：澄明-遮蔽-去蔽。那么，人类什么时候可以去蔽,如何去蔽？

(四)纳粹运动——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海德格尔决定投身纳粹运动，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发表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言论，其动机也许就在于要通过德意志的复兴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将西方从持续的“消极的虚无主义”深渊中解救出来（根据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积极的虚无主义与消极的虚无主义来源于尼采的划分。尼采认为，“积极的虚无主义”体现在带有真知灼见的优等性格类型的人身上，他们深知“如果某种事物已病入膏肓，那就应该给用力推一把。”这种态度意味着不必对价值解体过程悲叹哀鸣，而是应该鼓励欢迎，期待着新的机遇。而“消极的虚无主义”意指某种态度，所有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徒劳地坚持已处于瓦解衰朽状态之中的西方传统价值观）。让我们继续回到此在的本真性与非本真性这个先验二元划分的问题上。如果说虚无主义意味着人把自己淹没于非本真的存在者领域，那么要克服这种虚无主义就必须从存在者转向此在本身，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就是此在必须自我决断，听从“良知的呼声”，通过“求意志的意志”而领会到那本真的存在。因此，我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我。但是，为了不让本真的自我陷入一种潜在衰败的自我指涉抽象之中，此在就必须勇敢地面对世界，亲近大地，并通过把自我嵌入一种特殊的民族共同体与历史连续性之中，生存论意义上的本真存在领域才会到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海德格尔1933年的校长就职演说中会以以下这类范畴为核心，诸如“民族共同体”、“大地和鲜血的力量”、“领袖”、“命运”、“意志”、“决心”和“权力”等。

至于1934年海德格尔辞去大学校长职位，是因为纳粹党人的政治在他看来还不够革命。海德格尔把革命运动理解为：“在‘上帝死后’对欧洲精神的更新。”［3］346或者说，他认为这场伟大革命运动“被它的追随者和觊觎者给歪曲了，这些人危险地把这场运动伟大的可能性放逐到了日常状态的世俗世界。”［2］125通过对此次纳粹运动的反思，海德格尔逐渐意识到，由存在者领域转向此在，仍然是纠结于存在者领域，无法达到对存在的领会。纳粹运动以尼采式超人为典范的将“求意志的意志”神圣化，并不意味着欧洲虚无主义的克服而是体现为虚无主义的完美实现。海德格尔晚年常常悲叹：“尼采毁了我！”［2］178

三、总结：虚无主义与人类处境

如果从虚无主义来审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正反合命题：

正：此在的本真能在——生命、意志、决断——民族共同体——历史天命——纳粹运动——总体国家：劳动服务、均以服务、知识服务三位一体——权力意志：“土壤与血液之力”。

反：虚无主义——存在者的世界——此在的非本真性领域——庸庸碌碌、平均平整、模棱两可日常生活领域。

合：本真存在。

途径：（1）纳粹运动——领袖，集权，引导元首。学生、士兵、工人三位一体。否定（1），转向（2）存在之思。

海德格尔的虚无主义指涉了人类所面临的物化、技术理性化与常人化处境。具体来讲，非本真的此在领域是由存在者堆砌起来的物化领域，在某种意义上，也即德波所批判的景观社会，或者鲍德里亚所揭示的符号社会。物化指出了现代人的特征——“劳作的动物”，现代人只不过是一种控制无所不在和无法逃避的“总动员”过程中可替换的齿轮而已。而常人化揭示了人们受到意识形态与公众意见左右的状况。

从上文的分析中，“民族共同体”这个概念直指资本主义社会个体单子化与各种零散化和专门化分工的状况，也是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探讨的物化与专门化问题。为了克服此种状况，海德格尔提出了大学改革方案，即将学生进行学生-工人-士兵三位一体的改造，也就是知识服务、劳动服务与兵役服务相结合，“旨在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总体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现代的）能力专门化消除了，各种努力都被整合成一个共同的目标：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天命。”［2］114

而“决断”、“意志”、“历史天命”、“权力”等概念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以及各种形而上学价值体系。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社会的各种区分，如国家与市民社会，工人与资本家，以及最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之间的区分，都是工具理性支配的结果，结果都是对存在的遗忘。因此，从形而上学的立场来看，苏联和美国别无二致——他们都体现出“同样单调的技术狂热，同样无限制地使人大众化”，唯有德国因为与存在思想更为源始的联系——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性，表现在德国诗人、思想家和德意志国家那不可比拟的内在精神与伟大之中［2］134。也就是说，苏联与美国都囿于存在者领域，因此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对存在的遗忘。

总之，如果从虚无主义来审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那么这对于我们观察人类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处境会有更清晰的认识，这个处境便是：物化、技术理性化与常人化。

海德格尔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他们都指涉了人类所面临的物化处境，都指涉了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影响，都强调生存论上的人的存在。但是，由于海德格尔对本真存在的强调，他甚至批评共产主义仍然是一种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同于黑格尔把异化归结为理性（绝对精神）的异化，也不同于马克思把异化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海德格尔把异化归结为存在的异化。至于如何消除这种异化，海德格尔并不像黑格尔那样求助于自我意识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也不像马克思那样，在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中和工人阶级的反抗中寻求消除异化的力量，海德格尔求助的是体现良心的呼唤、意志与决断、民族共同体与历史天命的纳粹运动，到了后期他又求助于太过玄奥的存在之思，而这又像是某种宗教的神秘力量。

[1]刘小枫,陈少明.海德格尔的政治时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理查德·沃林.存在的政治[M].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M].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B516.54

：A

：1673-1999（2011）04-0014-03

黄潇（1985-），男，广西人，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2010-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