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春

(长沙大学，湖南长沙410003)

美国新保守派之为“新”＊

吴晓春

(长沙大学，湖南长沙410003)

美国新保守派由于对当代美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新保守派之为“新”，主要体现在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独树一帜的外交思想这两个方面。新保守派曾经是前托洛茨基分子、前社会主义者或前自由主义者，后投身保守派阵营。新保守派外交思想与自由派的相关联，但更相区别;与传统保守派的外交理念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分歧。其核心是道德与武力。

新保守派;历史背景;外交思想

美国新保守派因其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和中东政策问题上的巨大影响而为世人瞩目。鉴于学术界和舆论界已经就新保守派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本文将集中讨论“新保守派”名称中“新”字的涵义。如无特别说明，本文谈到的“新保守派”均指美国新保守派。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新保守派外交思想，把握其实质，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今美国外交。以新保守派的生活经历和外交思想的演变为依据，新保守派之“新”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独树一帜的外交思想两个方面。

一 独特的历史背景

与保守派、自由派等政治派别不同，新保守派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转变的过程。从新保守派成员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们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因为转而信奉保守主义而成为传统保守派阵营的成员，而是因为置疑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当政自由派的政治主张，不得已才走向传统保守派阵营。

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宣布加入共和党、支持里根、并心犹不甘地接受新保守主义者的称号之前，新保守派成员多为民主党人，自诩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坚定捍卫冷战自由主义共识。这些自由派人士以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贝亚得·罗斯汀(Bayard Rustin)等为代表。

新保守派成员中的元老级人物，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诺曼·波多霍洛茨(Norman Podhoretz)等都属于“纽约文人集群”(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的第二代、第三代，“纽约文人集群”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个政治派别、学术交流圈和知识分子权势集团。其成员几乎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居美国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子弟。该集群战后一直代表着美国文化思想主流。以莱昂乃尔·屈瑞林(Lionell Trilling)1975年逝世为界，纽约文人的时代已基本结束［1］。他们年轻时参加了美国犹太人托洛茨基运动，是前托洛茨基分子，从50年代开始陆续投身自由派阵营。必须指出的是，诺曼·波多霍洛茨并未参加托洛茨基运动，因为其时他年纪尚小，仅十余岁的光景。但是他是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激进运动的一员。身为东欧犹太移民的子弟，他们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时值纽约贫富悬殊之期。童年时期，他们饱尝了贫民窟的痛苦生活，对曼哈顿的文明和富裕充满无限向往，决心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梦想。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他们又经历了家庭破产等一系列惨剧，生活无着。当时，犹太人游离于美国主流之外:社会上弥漫着公开的反犹情绪，许多工作职位都将犹太人排除在外，学术界的排犹倾向也较为严重，一些大学和职业学校或公开或私下严格限制犹太学生的入学名额。经济上的贫困加上疏离于美国社会的异化感使这群贫困子弟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抱有希望。埃尔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说:“当时，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在纽约凡我所熟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社会主义者。……那年夏天共有1600万失业者和100万罢工的人，而唯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情形下，我也感到一种道义上的压力，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2］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由于常春藤盟校采取了限制犹太学生的措施，这些纽约贫民子弟纷纷进入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就读，并在这里加入了托洛茨基青年社会主义联盟.他们经常在学院的餐厅聚会，探讨政治、哲学和社会的大问题，与拥护斯大林主义的学生展开论战。

也就是在批判斯大林的同时，伴随着对苏联在国内、国际上所作所为的了解，他们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失望情绪日增，其梦想终至破灭。与此同时，美国在二战中与法西斯作斗争，赢得了最终胜利。这不禁让他们为之振奋，重新鼓起了对美国的信念，认识到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力量与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新政和二战结束了美国的萧条，战后美国经济繁荣、生活稳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很大改善与提高。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的教育科研机构得到迅速发展，文人学士纷纷获得优厚的待遇和各种发展机会。面对改善了的社会生活环境，从50年代起，这群前托洛茨基分子纷纷投身自由派阵营。

也有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如卡尔·杰什曼(Carl Gershman)、乔舒亚·穆拉夫切克(Joshua Muravchik)出身社会党(1901年至1960年间美国的一个左派政党)，具有左派背景。

60年代末冷战自由主义共识瓦解，这些自由派人士、前托洛茨基分子、左派人士不约而同地聚到一起，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力图捍卫冷战自由主义共识。他们批评“伟大社会”计划，反对反战运动，批评外交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群体的言论很快引起了政治学家、不同党派人士、批评家们的注意。由于他们抨击官方自由主义，实际已经站到了自由派阵营的对立面，又与传统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所以被批评者们贴上了“新保守派”的标签。

二 独树一帜的外交思想

新保守派多出身自由派阵营，他们的外交思想与自由派有相通之处，但更相区别。走向保守派阵营后，他们在实力外交方面与传统保守派有共同语言，但在其他方面又存在根本分歧。

(一) 新保守派与自由派外交思想的异同

新保守派与自由派外交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宣称自己信奉理想主义，主张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对外交的主导作用。它们认为国际社会充满了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之间的斗争，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在这场斗争中扮演主持正义、维护民主、自由和法制的角色。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两派界定美国外交意识形态的基本依据不相同。自由派以“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来界定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强调道义、理性与和平的重要性;新保守派以美国的价值观来定义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专注于美国道义、美国理性与美国治下的和平。第二，两派对国际主义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方面存在差异。自由派主张多边主义，认为美国国力有限，为维护美国的利益和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需要盟国和其他国家的配合，因此美国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要顾及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做出某些妥协。新保守派主张单边主义，认为在介入国际事务的同时，美国必须保持行动的独立性，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原则行事，反对美国为了迎合别国的利益和愿望做出妥协。第三，两派对国家实力和实力外交的态度不一样。自由派倾向于经济外交，反对在国际事务中动辄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新保守派极为推崇实力和实力外交的重要性。

更进一步说，自由派信奉的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倾向于道义、理性与和平。虽然他们也认为世界和平离不开公理与正义的扩张，但更多的是强调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及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和平的功效，尤其主张通过健全国际法和国际公约来确保和平，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不管在执行这些原则时他们是怎样的半心半意，至少从纸面上看，自由派主张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反对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新保守派信奉的是西奥多·罗斯福色彩的理想主义。1999年其骨干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说:“现在许多外交政策专家混淆了威尔逊国际主义和罗斯福国际主义的区别。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秉承了西奥多·罗斯福色彩的理想主义，而不是威尔逊主义。西奥多·罗斯福信奉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没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武装的自由主义。”［3］新保守派以美国传统价值观为普世原则，认为美国就是公理和正义的化身。它轻视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主张摒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和平的作用，通过国家实力和实力外交向外输出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建立并强迫国际社会接受美国统治之下的世界秩序。

(二) 新保守派与传统保守派外交思想的异同

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保守派陆续从自由派阵营走向了传统保守派阵营，在传统保守派的机构工作，与传统保守派共事，但他们依然独树一帜，迄今也没有被传统保守派真正接纳。这两大政治派别的关联更多体现在机构方面。在外交思想上，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两派都重视国家实力，强调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对于“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新保守派认为国家利益固然要有物质上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家利益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除非是在贸易和环境管理这类较为平常的问题上。一个较小的国家可能会觉得它的国家利益既始于边界，也终于边界，这样一来它的外交政策几乎总是处于一种防御模式。较大的国家有更多的重大利益。对于大国来说，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它们的特性”［4］。传统保守派则以实际利益为重，不太注意意识形态。例如在70年代末，新老保守派虽然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加强实力对抗苏联，但是新保守派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美苏争夺的紧迫性的，传统保守派则从美国实际的战略需求来认识其重要性。

第二，新保守派主张美国进行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的扩张，信奉国际干涉主义，认为美国霸权对国内国外都有利无害。他们迷信美国是一个“例外国家”，对美国体制、美国实力信心十足。他们将国际斗争视为正义与邪恶之争，以向全球推广美国式的道义原则和价值观为己任。在他们心目中，美国就是公理，是正义的代表和化身，公理和正义的范围自然是越广泛越好，因此美国的扩张完全可以没有止境［5］。而传统保守派信奉自我孤立，反对美国向外过度扩张，认为这是滥用美国实力的做法，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是“榜样国家”(exemplar)，而不是“征伐者”(crusader)。传统保守派认为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必须以现实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首要原则。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不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国家。对于美国的力量，传统保守派从不盲目乐观，主张通过有效评估现实力量来界定美国国家利益，注意保持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平衡。他们倾向于保存国家的力量，节俭、明智地使用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同时认为美国在海外只有很少的重大利益，试图用美国的形象塑造世界最终只会徒劳无功，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在政治实践方面，新保守派比传统保守派拥有更广阔的市场。这首先是由他们多出身于左翼理论家，精通理论、政策的宣传与舆论战的历史背景造成的。和传统保守派重理论轻实践的态度不同，新保守派积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思想库、大学校园、新闻媒体、报刊杂志、大小公司、各种协会、政府机关等都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他们甚至打入了一些本由传统自由派控制的思想库与新闻媒体。随着他们在这些机构地位的稳固，其影响力也理所当然地增大。传统保守派称新保守派是“机会主义者”、“一心钻营的小人”，可是除了抱怨与愤恨外，他们又无可奈何。同时，新保守派鼓吹美国至上论，重视道义原则对外交的主导作用，在美国民众中也能抢占一定市场。

三 对新保守派之“新”的理解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陈述的，“新保守派”的得名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当时，“伟大社会”计划以及伴随的激进运动、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导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军事力量丧失了垄断地位，政治影响力大大缩小，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处于劣势。一部分自由派人士和社会主义者聚到一起，以《评论》杂志(Commentary)和《公共利益》杂志(Public Interest)为主要阵地，公开置疑当政自由派的主张，如“伟大社会”计划等，并迅速发展到严厉批判与攻击。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和《异议》(Dissent)杂志社的编辑们观察到《评论》和《公共利益》的论调与主流自由主义(官方自由主义)大相径庭，和传统保守主义也相区别。虽然这两种杂志的主编和撰稿人多数栖身自由派阵营和民主党，但是已经有人开始转投共和党和保守派阵营(如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于是，哈灵顿给这群开始投向共和党和保守派阵营、却又在观念上自立门户的前自由派人士和前社会主义者取了“新保守派”的名号，并把他们的思想称为“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派”名称的由来充分表明新保守派之“新”主要体现在它同两种主要的美国政治思潮团体的关系上。新保守派与传统保守派绝非同根同源，其成员的历史背景与传统保守派根本不同。新保守派成员曾经参加激进运动，精于理论宣传与舆论论战。他们与自由派是先认同后背弃，虽已决裂，但在外交思想上又有相通之处;虽然加入了保守派阵营，但并未与传统保守派融为一体，而是独树一帜，既相联系又更相区别。

新保守派与自由派都强调道义原则或意识形态对外交的主导作用。然而，同一招牌下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自由派以“普遍接受的道德准则”来界定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强调道义、理性与和平，主张国际法和国际合作，反对实力外交;新保守派则以“美国至上论”定义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主张单边行动，极为推崇实力和实力外交的重要性。新保守派与传统保守派的关联更多体现在机构方面。在外交思想上，两派都重视国家实力，强调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保守派看重国家实际利益，不太注意意识形态，反对美国向外过度扩张，甚至主张自我孤立，其基调是“小心、节制和谨慎”的;新保守派则认为国家利益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方面，主张美国进行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的扩张，是国际主义者，其基调是偏激、外向、冒险和自以为是的。

不难看出，道德和武力是新保守派外交思想的核心。一方面他们想当然地将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作为衡量事物好坏、善恶的唯一标准，把美国当作道德与德行的化身。他们仿佛是摩尼教徒，眼睛里只有黑白两色:其他国家凡与美国的价值观念不一致的，就是美国的敌人;凡服从美国或持与美国相同价值观念的，就是美国的朋友。另一方面他们鼓吹唯有武力才能真正显示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决心，是战胜邪恶的最佳途径。他们号召美国挥师与反民主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在世界上消灭强权政治。这种“美国至上”、“非敌即友”、“武力解决问题”的原则在新保守派外交思想后来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理解了新保守派之“新”，掌握了其外交思想的基本视角与原则，我们就不难揭露他们后来鼓吹的“里根主义”、“布什主义”、“美国帝国战略”的实质与危害了。

［1］赵一凡.屈瑞林与纽约文人的时代”［J］.读书，1987，(8).

［2］Kazin，Alfred.Starting out in the Thirties［A］.Steinfels，Peter.The neoconservatives:the men who are changing America＇s politics［C］.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79.

［3］Kagan，Donald.History repeating itself，liberalism and foreign policy［J］.The New Criterion，1999，(4).

［4］Kristol，Irving.The neoconservative persuasion:what it was and what it is［J］.Weekly Standard，2003，(8).

［5］张睿壮.也谈美国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J］.国际问题研究，2000，(2).

(作者本人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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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81(2011)01－0083－03

2010－09－05

吴晓春(1975－)，女，湖北红安人，长沙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化与外交、西方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