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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辛亥革命*

2011-08-15彭平一邱添韵

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1期
关键词:新式绅士学堂

彭平一,邱添韵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辛亥革命*

彭平一,邱添韵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最早起源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绅士阶层分化。1900年的自立军起义是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标志。20世纪初年,长沙的教育改革为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增加了新鲜的力量。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既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共有的特征,也从其绅士阶层渊源中继承了带有浓厚湖湘文化色彩的精神特征:一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担当精神,二为“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的“士气”。这些特征对长沙地区,甚至于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形成了重大的影响。

知识分子群体;教育改革;绅士阶层;湖湘文化;辛亥革命

编者按: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统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众所周知,辛亥革命前后,长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中心、重镇,也是当时最富有生气的城市之一。伟大的长沙人民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浴血奋斗,谱写了一曲曲震撼山河的壮歌。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运动的持续开展,新一代的三湘俊杰(黄兴、蔡锷、宋教仁、唐群英等)脱颖而出,成为挽救时艰、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发动和领导一波接一波的思想启蒙和革命运动,极大地推动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沙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城市,勇当社会责任、作砺敢死、“敢为天下先”的长沙精神进一步彰显,并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这种爱国意识和进取精神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拓展,直接催生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现代革命家群体,使长沙成为全国瞩目和耀眼的革命圣地和摇篮。作为革命重镇(辛亥元勋诞生地、红色火种酝酿地),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今年将举办以“辛亥革命与长沙”为主题的学术和纪念活动。为配合这一重大纪念活动,也为系统而全面地整理长沙辛亥革命史料,挖掘辛亥革命的当代价值,推动理论研究成果的创新,本刊特在“长沙文化研究”专栏之下开办以“辛亥革命与长沙”为题的学术性专栏,以彰显长沙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相信,该专栏的设置,对于促进社会各界更深刻地理解辛亥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对于弘扬民主革命精神、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我曾在《社会结构变迁和近代文化转型》一书中分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过程及其特征,认为中国近代新知识分子具有自觉的群体意识、开放的知识体系和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使新式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从而使他们成为清末政治改革和政治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正是20世纪初年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伟大历史责任”[1]。分析辛亥革命前十余年长沙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及其与政治改革、政治革命的关系,可以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称“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并非仅指长沙籍的知识分子,而是指从近代长沙地区的教育改革中涌现出来,或以长沙为中心从事近代教育文化事业或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

绅士阶层的分化,是晚清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表征之一。这种分化突出表现在,随着晚清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一部分旧式绅士开始向新的社会阶层转化。这种转化有三种主要的趋向:一种趋向是由绅而商,即旧式绅士转而举办近代企业,成为近代企业家或实业家;一种趋向是由绅而学,即旧式绅士转向新式教育文化事业,成为近代教育家、教师、新闻和出版的从业者;第三种是由绅而军,即以绅士身份投入新式军队,有的甚至加入到会党中。当然,这三种趋向只是从整个绅士阶层的分化过程来看,如果就某一个绅士的分化来看,可能三种趋向都兼而有之。而从近代知识分子形成的要素来看,由绅而学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从全国范围看,绅士阶层的分化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到甲午战争后,形成了较大规模。而从长沙来看,这一趋势则是从甲午战争后的维新运动开始的。甲午战争前,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绅士还陶醉在由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辉煌战功而形成的“湘军情结”中,几乎没有人参与到近代企业的创建活动中,更没有人从事近代教育文化事业。甲午战争中湘军的辽东溃败击碎了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湖南绅士由震惊而自省,从而开始了领先各省的湖南维新运动。在湖南维新运动中,长沙绅士积极投入了近代工矿企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建活动中,从而使他们步入了向近代社会阶层转化的过程。

仔细分析湖南维新运动中长沙绅士阶层的分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由绅而商的绅士大都是家财殷实,名声显赫的上层绅士;而由绅而学的绅士则主要是身家地位都不怎么高的中下层绅士。从1895年到1898年,在长沙创办的一系列新式企业,几乎都是由上层绅士创办的。如举人张祖同等于1895年11月创办和丰火柴公司,进士王先谦、进士黄自元等于1896年创办宝善成制造公司等,当然也有较低层次的绅士创建的近代企业,如由监生张本奎、廪贡生萧仲祁、廪生王国柱等于1898年7月创办的化学制造公司。但这种企业相比上层绅士创建的企业来说,其规模和影响都要小得多。上层绅士从事的创办企业活动,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洋务运动的补课,他们的思想远未冲破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樊篱。因此,这部分上层绅士并没有完成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化,而仍属于传统绅士的范围。正因为如此,他们与那些下层绅士围绕着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所宣传的内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王先谦领衔的《湘省公呈》联署者共十人:王先谦、刘凤苞、汪槩、蔡枚功、张祖同、叶德辉、郑祖焕、孔宪教、黄自元、严家鬯[2],其中除张祖同和严家鬯为同治举人外,其余均为同治或光绪年的进士。从他们的出身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当时上层绅士在绅士阶层分化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下层绅士如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则积极地参与了一系列近代文化教育新政的创办,如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等。他们配合梁启超等康门弟子,把这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新政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权学说的阵地,并以此培养维新事业的政治人才。这一点,梁启超在给时务学堂拟定的“学约”中说得非常明白:“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3]他们还在课堂上,在学生的课卷批札中公开抨击封建专制统治,宣传西方自由和人权思想。他们还设想把南学会办成西方议院式的立法、决策机构,把湖南保卫局办成三权和地方自治的近代城市管理机构[4]。这些都说明,这些下层绅士已经开始具有了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某些特质。

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代表的下层绅士在长沙创办文化教育新政,不仅使他们自己开始向近代新知识分子转化,而且通过他们创办的这些文化教育新政,对长沙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长沙时务学堂培养的学生上突出表现出来。

长沙时务学堂前后招生三期。原定招收三期共120人,后来接收梁启超的建议,招收外课生和附课生,同时根据清政府的安排,招收备送北洋学生。第一次录取了蔡锷、唐才质等40名内课生。第二次录取了内课生30名,外课生18名,附课生7名。第三次录取了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学生10名。三次共招收各类学生203名[5]。按照规定,报考者“均由各府州县学官、绅士查报”,因此,这些学生大都为官绅子弟或各府、州、县学的生员,也就是说,他们都具有一定的绅士背景,湖南的传统绅士气质对于这些半新式的学生无疑还是有影响的。从地域上分析,湖南巡抚衙门原来规定120名学生中,长沙府有24个学额,点20%;如果按此比例,在203名时务学堂的三期学生中,长沙府大约有40名左右。不过这一数字对于估计长沙地区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数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其他府州县的学生,一进入时务学堂,就在长沙“富有生气”的维新气氛中接受着半新式的教育,开始了向新式知识分子的转化过程,并以此为基点向全国施展着他们的影响。

长沙时务学堂存在的时间很短,可以说,这些半新式的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转变为新式知识分子,时务学堂就已经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而改为了求实书院。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新与旧的重新选择。

1900年的自立军运动及其失败对于长沙地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自立军运动是长沙知识分子自主地、群体性地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开端。第二,自立军运动的失败促使了长沙地区知识分子向革命阵营转化。自立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唐才常,在他手下,聚集了一批长沙府籍,或者从长沙走出来的知识分子。还是在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募款于1899年秋在东京创设了高等大同学堂。“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6]。在上述名单中,大部分是长沙时务学堂的内课生和外课生。其中秦鼎彝(力山)虽然不是时务学堂的学生,而是善化县学的生员,但他向往新学,经常到南学会和时务学堂听讲或听课,因而也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当梁启超招时务学堂学生东渡进入东京高等大同学堂学习时,他也随行进入大同学堂学习。在唐才常回国从事自立军运动时,这些留学生也大都跟随回到国内。另外,在自立军运动中充当骨干的还有维新运动中就非常活跃的毕永年和沈荩。正是这批经过时务学堂教育,后来又留学日本的湖南学子,充任了自立军的各路统领——自立军总统:唐才常;中军统领:林圭,副统领:李炳寰;前军统领:秦力山;后军统领:田邦璿;左军统领:陈犹龙,副统领:唐才中;右军统领:沈荩。此外,参与起义或者协助起义的长沙府籍知识分子还有张通典、禹之谟、黄钺、杨毓麟、黄兴、朱德裳、曹典球等。还有一些原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也参与了起义。如蔡钟浩、蔡钟沅、唐才质、蔡锷、陈荆等。这支以湖南学子为骨干的自立军,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内外政策和行动准则,这些纲领、政策和准则体现着新式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主体意识和开放精神。

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了,唐才常与林圭等被捕死难。经过这一壮烈之举而大难不死的其他知识分子,或回到湖南,或逃亡日本。他们在反省了自立军起义的得失后,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热血青年后来成为了20世纪初年湖南革命知识分子群体的骨干。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立军起义是长沙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标志。

如果说,在进入20世纪前,绅士阶层的分化是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要途径的话,到20世纪初年,新式学堂的学生则成为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补充来源。

在清政府颁布改书院为学堂的诏命前,长沙就于1900年创办了私立的明耻小学堂。此后,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1906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7],这就使长沙的近代学堂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近代学堂教育格局。据清学部的统计,1905年,湖南共有新式学堂245所,学生数为10232名;1907年的新式学堂为732所,教员数为2593名,学生数为30201名;到1909年,学堂数达到1437所,教员数达到4069名,学生数达到52229名。学堂数和学生数在五年间分别增长了4.86倍和4.1倍,教员数三年间增长了0.57倍[8]。省城长沙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从长沙在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来看,其比例当不在少数。据《长沙教育志》的统计,1906年长沙城区共有官立小学堂40所,每所小学堂有学生40名;另外还有为数不小的私立和教会小学堂。到1911年长沙城区共有官立和私立普通中学堂12所,每所中学堂的学生,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另外还有中等师范学堂2所(另外宁乡、浏阳等县在省城曾办有“驻省师范”,但时办时停,很难统计);中等职业技术学堂10所(1911年);官立和私立高等学堂(含专科)6所[9]。不过,晚清的新式学堂中绝大部分是小学堂,而对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有直接影响的中学堂以上学校并不很多。据学部的测算,1909年湖南全省有中学以上学堂87所,学生共有8550名[10]。如果按上述《长沙教育志》的估算数字,全省中学以上学堂约有一半上下在长沙城区,那么,长沙城内大约有中学以上的学堂学生4000余人,加上从小学堂到高等学堂的教员1000人左右。这些就构成了20世纪初年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补充来源。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不是在学堂工作,而是从事教育行政、报刊、新闻、图书馆等工作。

长沙知识分子群体中留学国外的人数比例当然不会是多数,但是这部分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却是巨大的。长沙最早的留学生是戊戌维新失败后追随梁启超到日本东京大同学校留学的原时务学堂的学生。1901年,湖南抚院派张孝准(长沙籍)、梁焕彝(长沙府属湘潭人)到日本学习军事和矿冶,同时还派遣了三名学生随候选同知黄忠绩赴美洲和澳洲留学。这是湖南的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而湖南省较大规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是在1902年。这一年,湖南抚院派大挑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倓(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11]。此后,湖南抚院派遣的留日学生逐年增加,到1910年,湖南官费留日学生达200人。与此同时,自费留学日本的学生也不断增加甚至超过了官费留日学生的人数。1904年,湖南自费留学日本的人数可能达到了将近200人[12]。在这些留日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在后来的辛亥革命和立宪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杨毓麟、焦达峰、刘揆一、刘道一、胡瑛以及杨度、易宗夔等。

由于废除了科举制度,20世纪从新式学堂(特别是中等学堂)走出来的青年学子已经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了传统的功名出身,他们在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完全成为了新式知识分子。即使是原来具有绅士身份的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绅士。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绅士阶层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的减少。实际上,具有传统绅士身份的人士仍在新式知识分子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第一,20世纪初年的新式学堂的创办者、管理者和教员,大部分还是具有绅士身份的人士担任。这是因为,地方绅士既有投身新式教育的热情,又有清政府政策的支持[1]。长沙地区的学务公所议长和议绅,以及长善两县的劝学所所长都是由著名的地方绅士担任自不待说,各级官立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也基本上由地方绅士担任。1906年,《申报》曾对长沙城内的17所官立学堂(不包括初等小学堂)进行过调查,其中能够确定是由绅士担任监督的有11所[13]。而那些民办学堂(包括多人捐款举办的公立学堂和一人独资创办的私立学堂)也大都是由绅士为主出面集资或独自出资举办的。至于说长沙地区新式学堂的教员,也是以绅士,或者是留学归来的兼有双重身份绅士担任。这部分人士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同时,由于他们在新式学堂的地位,对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新式学堂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下层绅士。科举制度废除后,通过科举入仕的途径被堵塞,大量绅士不得不进入新式学堂,以谋得新的社会职业。要准确地估计这一部分新绅士在长沙新式学生中的比例是很困难的。但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新式学堂,特别是师范学堂和高等学堂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是由传统士子转化而来,应该是有依据的。如京师大学堂1906年共有师范生321人,其中243人具有传统功名(举人43人、贡生36人、生员164人)[14]。有人估计,自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全国绅士群体中约有1/5左右的人接受过程度不等的新式教育。因此,长沙新式学堂的学生中具有绅士身份的人当不在少数。第三,留学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具有绅士身份。湖南派遣的官费留学生绝大部分是原地方官学或书院的生员,他们当属于绅士阶层;由于到国外留学所需费用不菲,一般家庭的人士是很难负担的,因此自费留学的人员大部分出身于官、绅、商之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也具有绅士的身份。我们可以从华兴会中的一些湖南留日学生的功名背景看出这一点: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杨毓麟等都是秀才;陈天华、刘揆一、仇亮、宁调元、章士钊等都曾就学于官学或书院,属于生员。

由此可见,20世纪初长沙地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虽然是以新式学堂或留学生为主要补充来源,但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具有绅士身份,他们是兼有新式学生和传统绅士双重身份的知识分子。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将在下面论及这一点。

综上所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长沙地区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形成,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其中20世纪初长沙教育改革实施前,传统绅士的分化是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主要来源;教育改革实施后,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要补充来源是接收新式教育的学生,但其中仍有很大部分兼有绅士的身份,而且这一部分人在新式知识分子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长沙地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无疑具有新式知识分子的一般特征,如具有明确的群体意识和自主意识、具有开放的认知空间和知识结构、具有鲜明的爱国精神和民主思想。这些特征使他们在晚清长沙、湖南,乃至全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式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全国新式知识分子中都是非常突出的。然而,仅仅指出这一点,是不足以深刻地分析长沙知识分子群体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深刻而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的。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与绅士阶层的分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又由于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是晚清绅士势力最为强盛的地方,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很大程度上遗传了湖南绅士阶层的特性;而湖南绅士又是传统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者,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又通过绅士阶层影响着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从而也影响着这一群体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长沙新式知识分子从湖南绅士群体那里继承了一种“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担当精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赫赫战功既使湖南绅士人数大大增加,也使湖南特别是长沙绅权大为增长;同时,湖南绅士从湘军的赫赫战功中感受到一种湘军天下无敌的荣耀,再由这种荣耀转化为一种对天下的自负和对朝廷的担当精神。正如陈宝箴所指出的那样:“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15]甲午战争中,湘军出师辽东惨败,这对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湖南绅士的自负和担当,只不过那种对朝廷的担当开始升华为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担当。维新运动中,长沙的维新派士绅提出湖南“自立自保”的主张,正是以这种湖南绅士阶层的担当精神为基础的。这种担当精神被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所继承,并发扬光大。1903年,黄兴等创立华兴会时,提出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相结合的战略,并把湖南作为“雄踞一省”之所在,希望能够“取湘省为根据地”,“使湘省首义”[16]。这正体现了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此后,这种担当精神被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就是在1903年,华兴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长沙留日学生杨毓麟(笃生)以“湖南之湖南人”的笔名发表《新湖南》一文。在此文中,他慷慨激昂地大谈“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和“湖南人的责任”,提出要“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湖南之地”,“以我湖南人之血,染我中国之地”,要“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画独立之地方自治制”,“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比利时,经吾湖南为瑞士”。特别是他寄希望于湖南的军界与学界,激励“湖南之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17],进一步将这种担当精神赋予了青年知识分子。另一位湖南知识分子的代表杨度于1903年在日本写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将这种长沙知识分子的自负和担当发挥到极至:“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正是这种自负和担当,使长沙知识分子群体在辛亥革命中充当了革命的先锋和骨干。在20世纪初年的长沙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著名实业家、科学家屈指可数,但成为革命者的却是非常多。有人对20世纪初年的46位具有典型意义的兼有绅士和学生身份的湖南籍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进行统计,46人中,竟有一半也就是23人参加了自立军、华兴会、同盟会等激进或革命团体[10]。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长沙能够成为响应武昌起义的“首应之地”。

其次,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等民风民俗也通过传统绅士的传授对长沙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影响,从而对辛亥革命中的湖南青年革命派产生了影响。在湖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明末清初。因此,近代的湖南人大部分是从江西和广东等省移民而来,“在族源和血缘方面同清代以前的湖南居民基本上没有联系的新居民。全省人口素质实现了更新,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又因与苗、瑶、侗、土家族等族联姻,吸收了这些少数民族强韧、犷悍和刻苦的习性,从而在湖南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他省的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甚至流于偏狭任性的乡俗民气。”[18]这种乡俗民气势必也对介于官、民之间的绅士形成影响,并形成了一种“士气”。长沙作为湖南、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绅士权势最强盛的地方,因而也集中体现着湖南的乡俗民风。在传统绅士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的过程中,由于原来的致仕路径被堵塞,昔日的权势也逐渐丧失,在绅权没落过程中转化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朝廷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在民族危亡和国家衰落的危机刺激下,新式知识分子很容易走上造反的道路。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大量新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深层次动机。而这些知识分子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就会义无反顾地为他们信仰的事业付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黄兴的“屡败屡战”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刘道一的“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禹之谟的“我一人之死而全此亿万人之生”,蔡锷的“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都反映了这种“劲直勇悍、好胜尚气”的“士气”。而这种民风士气发展到极至,就会有不计后果的“偏狭任性”,这在辛亥革命过程的长沙新式知识分子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禹之谟在官府要逮捕他时可以逃避而拒绝逃避,坐以待捕,杨毓麟、陈天华、姚宏业相继蹈海投江而“殉道”,其精神可嘉,其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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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A].林增平文存[C].北京: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校:谭纬纬)

K257

A

1008-4681(2011)01-0001-05

2010-12-09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08WK10。

彭平一(1953-),男,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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