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玲

浅谈汉末的袁氏家族

袁 玲

在王权制社会中，一个阶层的出现必然要经过王权的整合。在“东汉功臣皆近儒”及统治阶级对经学极力提倡的背景下，袁氏家族以经学起家，并通过家族成员不断努力而累世高官达四世五公，成为汉末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东汉；袁氏家族；累世经学；世代高官；顺势而立

袁氏家族以经学起家，并累世相袭，外加袁氏家族成员的个人努力，通过经学凝聚家族势力并形成独特家风，而乱世中袁氏家族顺势而立更加强了与统治者的关系，得到统治者的重用，这一切成就了袁氏家族成为汉末强大的政治势力。

一、累世经学带来崇高的政治地位

东汉自光武以下诸帝，大都“降意儒术”“讲经论理”，在王权的带动下，经学与政治权利密切结合，研习经学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 卷75夏侯胜传），既然经学成了进入仕途的重要资本以及“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汉书 卷73韦贤传）的社会普遍认识，就使当时经学作为一种家族资本世代相袭，累世经学产生累世官僚，早在西汉就已经成为普遍，到东汉时仍在持续。

袁氏家族世袭孟氏易，孟氏易主要是“以阴阳灾异说为政治目的服务”［1］。在中央集权制社会，一切学术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因此，统治者提倡经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忠于朝廷的政治人才。袁安的祖父袁良“习孟氏易”并在平帝时“举明经，为太子舍人”，到袁安时“少传良学”，经学为其提供了一个入仕平台，虽然其后代并不是全凭家资，但他们秉承家学仍然比其他人多了些从政资本，“安子京、敞最知名。”袁京“习孟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京子袁彭“少传父业”，彭弟袁汤“少传家学”并“多历显位”“累迁司徒、太尉”，袁敞“少传易经教授”并“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袁氏家族不断传承家学，保持经学世家的社会地位，并成为经学中的资深家族，而得到当时社会的尊重和统治者的重用。

陈寅恪认为：“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2］士人学儒一方面提高了他们有文化素养，就是在精神上有很高的君臣父子等儒家伦理观念；另一方面要为人正直，能够得到地方的拥戴，对地方进行更好的管理，也能让统治者放心。袁安家族通过研习经学，迎合了统治者治世需要才得到重用，和帝时由于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专权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赖之”，政治上独当一面，使其不仅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连王权都对他寄予厚望。

另外经学中的君臣道义等忠君思想也是统治者极力要在士大夫中树立的，对于经学世家，统治者对其后代也要格外照顾，这正是累世经学能够作为后代人进入仕途的另一个资本的原因。袁安凭借能力并保持高尚的品行，而得到王权的重用，袁安死后，和帝“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郞”（后汉书 卷四十五 袁安传），但袁京并不是全靠家资，京“习孟氏易，做难记三十万言”，可见王权对其后代的授官并不是随意的，旨在为其他士族做榜样，鼓励其他士族习经重儒，为统治者服务，但这也在无形中促成了累世经学者世代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

二、强大的家族凝聚力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一个大家族要管理很多个小家庭，要管理好这些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有一个家族文化来团结家族精神，给他们树立孝悌、仁慈、礼让等道德观念，以达到家族的和谐与团结。经学作为传承文化的方式，慢慢发展为家学，共同的文化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共同的价值取向有助于提高家族的凝聚力。袁氏家族以习孟氏易来传承家族文化，孟氏易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法则成为袁氏家族的共同准则。

在袁氏家族中，“敞廉劲不阿权贵”（后汉书 卷四十五 袁安传）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这些都表明袁氏家族在经学的熏陶下，形成了袁氏家族以正直、廉洁、宽厚为特征的特有儒家家风，而家风对其家族成员也是影响深远，家族成员都以家风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原则。在汉末时，袁氏家族产生了分流，但也正是这样的分流才使得袁氏家族既保留了经学世家的门风，又能在乱世中保持不败的地位。“及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后汉书 卷六十八 郭符许列传）原因虽然史料未说，但我们从其它地方可以窥见一二，此时“从父逢、隗并贵盛”，虽然袁闳并不同从父他们一起与乱世争权，并对从父的馈赠也是“无所受”，但他依然是袁氏家族中的一员，有时也会间接地得到家族的保护，而袁闳的“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后汉书 卷四十五 袁安传）使得家族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并赢得社会舆论的好评。

袁氏家族的凝聚力在乱世中一再受到冲击，但在遇到外敌时又总是一体，袁术和袁绍不合，袁绍在跟袁术说要立刘虞为帝时，袁术曾鄙夷他，认为立刘虞，袁氏家族顶多是再添一为做三公的。虽然俩兄弟不合，但宗族观念还是深入人心的，在袁术称帝无望后，还是把家族的希望寄托在袁绍身上，希望袁绍能像春秋时三家分晋一样，将东汉取而代之。不止是袁术，还有袁绍从弟济阴太守袁叙也曾寄信给袁绍“今海内丧乱，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武帝起居注），他们虽然自己不能代汉，但也不希望是其他人，认为凭自己家族的力量“四世公辅”“政在家门”，也应该由自己家族的人取代汉朝，家族凝聚力在此时也明显的体现出来。

三、世代高官并人脉广泛

袁氏一门四世五公，袁安先任司空后又迁司徒，袁敞任司空，袁汤“多历显位。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为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累迁司徒、太尉。”袁逢任司空，袁隗“少历显位，先逢为三公。献帝初，隗为太傅。”这些只是做三公的，还有一些虽未位及三公，却也官位较高者如袁京任蜀郡太守，袁彭任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禄勋”，袁盱也官至光禄勋，汉末累世做官的很多，但像袁氏这种可以累世高官的并不多见。

在君主制社会中，在王权中所处的地位往往决定了其政治社会地位，而政治社会地位是可以再生产的。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社会权利掌握察举权，以使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三国志 卷六 袁绍传），加之东汉尚名节“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廿二史札记 卷五），因此，袁氏家族人脉关系非常广泛，且对其忠心耿耿，周荣“辟司徒袁安俯”，后袁安与外戚梁冀矛盾很深，他不畏梁冀恐吓“及安举奏窦景及与窦宪争立北单于事，皆荣所具草”（后汉书 卷四十五 周荣传）。汉时举主和门生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二者有着与荣俱荣的关系，所以，举主门生往往会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袁氏门生故吏之多，使袁氏人脉关系也随之增广。

到汉末袁绍时，广交豪杰，“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三国志中袁绍“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党锢之祸时，袁绍与党人何颙为党人，“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全免者甚众。”袁氏树立的广泛人脉关系，使袁绍在乱世中拥有众多追随者，并能够很快割据一方打下基础。袁绍因冒犯董卓而逃冀州，也正是周珌和伍琼为其在内周旋，使袁绍不但没有被惩罚而且还封他为渤海太守。山东诸郡形成十八诸侯共讨董卓时，共推袁绍为盟主，甚至袁绍夺取冀州时也是利用了韩馥乃袁氏故吏，袁氏的人脉关系为袁氏家族在社会上拥有强大社会力量，在乱世中当袁氏揭竿而起时，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另外，袁氏祖籍在汝南，毗邻颍川和南阳一带，这是在汉末政治上最为活跃的地带，并有着汝颖多奇士之说，这也为袁氏形成广泛的人脉关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人脉关系的旺盛一方面是袁氏家族政治势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反过来促成袁氏家族拥有更强的政治基础。

四、能顺势而立

和帝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入仕的途径大多被其垄断，在王权不能正常行使其权利时，政局的动荡使一些大族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只能自己寻找在王权中最有势力者，即使不是法定的当权者，但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并维持家族的继续发展，他们选择与当政者建立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当政者可以给大族权利地位，而世家大族成了当政者在社会政治上依赖的对象。

袁氏凭借四世公辅的优势紧紧与政治联系起来，但袁氏家族成员仍是谨慎为官，并保持与当政者一致。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混乱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看到了有很多高官因为与当政者的冲突和对抗而被贬，如李固、杜乔等，也看到了有些因为投靠当政者而飞黄腾达。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中，袁氏家族也开始有了分流，袁闳兄弟三人隐居不仕，而袁汤一族则顺势而立。“桓帝初为司空，以豫议定策封安国亭侯，食邑五百户。”（后汉书 卷四十五 袁安传）这里的豫议定策指的是议立桓帝之事，当时太尉李固坚持立“年长有德”的清河王刘蒜，但“竟立彘吾侯，是为桓帝”，以袁氏家族的门风应该是与正直的李固、杜乔站在一起，但在强权社会，袁汤选择了顺势而立。接着梁冀又任“太仆袁汤为司空”，可见，当时袁汤是拥立桓帝的，是跟外戚梁冀站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王位之争中，袁汤是选择明哲保身的态度，也正是他的顺势而立，使他得以成为三公，并没有得到掌权者的报复。后来，桓帝即位后，太尉杜乔因故被免官，“冬十月，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光为司空。”这些经历不能未对袁氏家族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乱世之中保持中立的地位，以自己的沉默去赢得荣华富贵和生命的自保。

到了袁汤的后代顺势而立则表现得更加明显。袁成与梁冀交好，梁冀对他言无不从，以致京师流传这样的一句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袁逢，亦于“灵帝立，逢以太仆豫议，增封三百户”，后来做了司空；袁逢的弟弟袁隗，“少历显官，先逢为三公”，袁逢和袁隗当朝时与宦官关系密切，“时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于中”，袁赦与袁隗同宗，所以，“以逢、隗世宰相家，惟崇以为外援，故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不与它公族同。”（后汉书 卷四十五 袁安传）袁氏开始迎合时势，不再与普通的士大夫一样批评时政，而成了宦官的外援，到了外戚何进掌权时，袁绍、袁术及其叔父袁隗三人与何进关系密切，并一起致力于诛除宦官，他们同时得到何进重用，何进与袁隗辅政，以袁绍为司隶校尉，袁术为胡贲中郎将，使得袁氏家族在昏暗的东汉末年成为士族中势族，并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社会威望。

田余庆认为：“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这二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世家大族是东汉官僚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魏晋士族的准备阶段，而袁氏家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四世三公的势族。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K234.2

A

1673-1999（2011）05-0124-03

袁玲（1981-），女，河南驻马店人，重庆师范大学（重庆401331）历史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