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曙光，黄艳，廖波

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执政能力建设及现代启示

余曙光，黄艳，廖波

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晋察冀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发展，使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提高。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当今我党推进“善政”、“善治”以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建设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为中国抗日战争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党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对新中国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更为当今我党执政能力建设趋向“善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和举措

（一）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第一，密切政权和人民的联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中共领导下，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召开了军政民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出席大会的代表149人，分别代表了边区内共产党、国民党、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各县政府及120万群众参加的124个民众团体，代表了汉、蒙、满、藏、回各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等各方面力量。经过广泛的民主酝酿和选举，大会最终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告边区政府成立，并初步建立起了边区、县、区、村四级政权结构。在这次民主大选中，边区各地参加选举的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81.9%，游击战区也达70%以上，妇女参选者达83.6%［1］17。到1943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顺利召开，使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臻于完善，政权的建设充分保障了公民的政治权力。“除了甘心卖国的汉奸以外，不分阶级、种族、党派、男女，普遍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都有选举、罢免等权利。”［2］59边区民意机关的完善和最高权力机关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发挥的实际作用，使政权和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使人民的意志得到表达与贯彻，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得以实现。

第二，坚持中共领导，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加强民主与团结，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边区各级党组织，一直把巩固与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作为党组织工作的中心，通过发挥党的优势来调动各种力量，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3］15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聂荣臻指出在这样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要能够领导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对敌作战，就必须有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2］240。如果只注意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生活，而不顾地主、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会严重影响根据地的巩固。所以，我党在晋察冀根据地以远大的政治眼光谨慎地处理了阶级矛盾，把统一战线的某些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如在实行减租减息、半实物工资制和统一累进税时都协调了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团结了中间阶级，争取他们积极抗战［3］126。在1942年党内整风运动中，加强了各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使边区的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成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保证［1］23。

第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推动政治文明深入发展。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是密不可分的，党既要长期坚持作风建设，杜绝官僚主义，养成真正的廉洁作风，也要坚持党政机关自身的制度建设，乃至整个民主制度建设，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人民对政权的享有。中共领导在《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五年的民主政治建设，边区政府在领导干部作风上与旧政府根本两样，官僚制度完全被废除了［4］757。根据地把政权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展作风建设。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初步建立了党内各种会议制度和汇报制度。

第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党支部和村政权是根据地政治建设的基石，只有巩固的基层党政组织才能有效地贯彻党的政策和制度，只有与人们关系密切的基层党政组织才能巩固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经过了三个阶段建设，这种基层民主实践有效地实现了村民的自我管理。聂荣臻指出：“广泛的村政权，是在改造旧政权的基础上，打破了历代由少数地主、土豪劣绅垄断政权的局面，既照顾到广泛的代表性，又使那些祖祖辈辈过着饥寒交迫生活的乡村劳苦大众，第一次得到管理国家大事、当家作主的权利。”［5］458

（二）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斗争时期，中共领导制定了有效的经济建设政策，使边区经济得到发展，并在同日本侵略者展开激烈尖锐的反封锁、反掠夺斗争中取得完胜。首先，边区政府成立不久就建立了边区银行，发行了 “边币”，这逐步排斥了境外各种杂钞和日伪“联银券”而独占边区市场，到1940年《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颁布后，边区党和政府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大力进行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实行减租减息，整顿税收，统筹统支，奖励生产、开荒、兴修水利。其次，从1941年起，边区实施了对免征点和最高累进率有合理规定的统一累进税，修改了减租减息条列，进一步调整了边区各阶级间的经济利益。最后，在1944年，晋察冀边区居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热烈地开展了减租减息和全民大生产运动，此次是按照“二五减息”、“分半减息”、“活租”改“死租”、“租种年限一定三至五年”等规定［1］26，使减租减息政策在根据地的基本区和广大游击区得到了深入的贯彻，从而使根据地的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佃农、雇农的生活得到了普遍改善，促进了根据地生产事业和对敌斗争的蓬勃开展，而且提高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

（三）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中共领导高度重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聂荣臻认为文化工作可以起到打击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他说：“武装斗争与文化建设是不能对立的，文化加军事加政治就是等于革命军队的战斗力。”［6］249“需要战斗力就一定需要文化”［6］251；“我深知文化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5］382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建设主要有：发展教育事业、新闻出版事业、文艺事业。第一，教育事业方面。据统计，抗战期间全边区共建有4所大学和专科学校11所，中小学1万所以上，中小学生共40万人以上，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65%［1］18。第二，新闻出版事业方面。晋察冀边区先后创办了各类重要报刊20余种，如《抗敌报》（后改为《晋察冀日报》）等报纸和杂志。第三，文艺事业方面。晋察冀边区先后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战剧社、新世纪剧社、联大文工团等十多个正规的职业剧团。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出了大量文艺作品，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

二、中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执政能力建设的现代启示

在当今新形势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共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及文化发展建设对当今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密切政权和人民的联系，既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了议行合一的新民主主义行政机构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适应了当时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情，也为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提供了雏形。从边区的民主选举实践可以看到，选民与候选人或代表的联系非常密切。候选人“在竞选会上自由地公布竞选纲领，发表演说：或由团体组织宣传队到街头进行竞选宣传演出，有的则进行个别的鼓动工作。同时选民对候选人可以公开地进行批评或赞扬。”［7］301这些民主实践对于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重要的启示。目前，我国的直接选举中没有竞选会，候选人通常也不会公布竞选纲领，发表演说，作竞选的相关宣传，候选人与选民有时候见面的机会都很少，也就无从谈起选民对候选人公开地质疑、批评和赞扬，对于代交提案就更是罕见了［7］301。所以，我国在政权建设方面还应密切与人民的联系，充分增加民主的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有效地结合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共同推动政治文明的深入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民主法制、思想作风教育，开展廉政建设有效地遏制了边区官僚主义作风，为廉洁政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现阶段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现象，这都不利于推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因此，各级党委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最终形成政府廉洁勤政、服务型、高效率新的工作作风；在制度建设上，应当加快民主政治的进程，使党政机关真正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政机构得以完全实现。

第三，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党的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村政权和党支部有效地贯彻了党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村民代表会的民主选举，使村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力，有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能力。虽然今天的村委会不是一级政权机构，但与晋察冀边区村政权二者的内涵都是相通的，是通过民主选举和自我管理来治理村务。目前，我国基层组织中存在着村民不能有效监督村委会，村委会脱离群众的倾向较为严重，基层政权与人民尤其是农民之间关系紧张。为了克服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就必须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让人民群众和基层的人代会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能及时反馈到基层决策中去。

第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财税制度，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民生，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商业贸易方面，控制了战时的对外贸易，对内贸易相对自由。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十二五”时期，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道路方面有更大突破，要更加突出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的能力。因此，党委要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提高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晋察冀根据地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群众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实现了文艺工作者与根据地斗争结合，使工农兵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现阶段，我国面对复杂变化的国内国际新形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应做到：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全面落实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这个指导思想；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2]聂荣臻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3]聂荣臻的军事思想与实践研究[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9.

[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5]聂荣臻元帅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6]聂荣臻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7]吴家华，陈崇良.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及现代启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8）.

D231

A

1673-1999（2011）05-0001-03

余曙光（1957-），男，重庆人，重庆大学（重庆400044）副教授，硕导；黄艳（1966-），女，硕士，重庆大学副教授；廖波（1986-），男，四川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

2010-12-31

教育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专项课题（10JDJNJD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