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萍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合肥 230001）

两极的对抗与消融
——论潘军短篇小说

方萍

（安徽省立医院，安徽合肥 230001）

安徽作家潘军的作品具有极强的张力和丰富的内涵，与中长篇小说相比，其短篇小说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独具风格的创作魅力，更需要我们精细的解读和分析。文章通过其短篇小说主题中的存在与虚无、必然与偶然、游离与确定、人性与社会性、旁观与当局五个对立面的对抗和消融来解释文本，希望能对潘军的小说创作研究有所裨益。

潘军；短篇；两极；对抗与消融

2000年，中国的出版社一年共出了安徽作家潘军的16本书，这一年中国出版界也称之为“潘军年”。潘军的中篇小说《南方的情绪》、《流动的沙滩》、《海口日记》、《重瞳》等，以及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等在文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纵观当今文学界对潘军的研究，大多将鉴赏的笔端对准其中篇和长篇作品，而对其短篇小说的评论，则只是寥寥数言。本文则是站在评析文本的角度上，撇开众说纷纭的论题，以审美直感出发，对潘军短篇小说的内涵特质作一概论，期望能从不同角度对潘军的小说创作研究有所辅助。

中国批评界历来有一种致命的硬伤，即多重视中长篇小说所体现的宏观历史性，而忽略了短篇小说所具有的压缩性价值。这种“压缩性”价值的意义在于一旦你将短篇小说复原扩充，它们的魅力将如膨胀的海绵将鉴赏者压倒。在潘军的访谈录中，他曾提到：“短篇小说是见一个作家功力的，因为它的限制太多。”[1]

潘军在短篇小说的经营和历练中，逐渐掌握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技巧，作品显示了他独具风格的创作魅力，也为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潘军的短篇不算多，2001年，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风印》出版，主要收录了26个短篇。在《风印》的自序中，潘军说到：“短篇小说首先是篇幅之短。因为这种限制，它的经营便煞费心机。我不认为这其中有内容浓缩一说，就像长篇也不是大量兑水的结果。短篇小说是个专有名词，这就表明它有自己的本性，或者有它的意识所在。选择短篇这一形式不是因为要写的事情少，而是只能用这形式来表达。”[2]那么，潘军需要通过短篇的形式表达什么呢？“风印”这个小说集的名字也许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潘军短篇小说的特点所在。“风”表现为不确定的、流动的形态，具有模糊性和无限性；而“印”则是确定的固化的结果，具有明晰性和有限性。如果说短篇小说的框架是“印”的话，那么“风”就是填塞其中难以言尽的内容。笔者以为，贯穿在其短篇小说中的内核，就是“风”和“印”两种相反特性的冲击和对撞，具体归结为五点：存在与虚无、必然与偶然、游离与确定、社会性和人性、当局与旁观。这些两极的对抗和冲击并非始终处在矛盾运动过程里，而是最终调和于一种和谐的归宿中，即虚无归于存在，偶然导致必然，游离趋向确定，社会性沉入人性，旁观介入当局。笔者将借助存在主义、人道主义等部分理论对各个论点具体展开。

一、存在与虚无

在存在主义那里，存在是虚无的存在，“虚无”则是一种被存在。虚无就是存在的性质，而它是支撑存在、回答存在问题的唯一基点。所以萨特说：“人的实在分泌出一种使自己独立出来的虚无，对于这种可能性，笛卡尔继斯多葛派后，把它称作自由。”[3]因此，人的生命过程一直伴随着虚无，人正是在拥有追寻目标的同时通过“虚无化”这一途径获得了“存在”。因此，萨特把这种方式叫做“自由”，实际上就是避开了实存本身，滑入了另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规避。

在潘军短篇小说集《风印》收纳的作品里，几乎每一篇都不只有一种解读，而是延展着多种内涵。其文本的终极目标是追求意义，但是读完之后，读者本人却被意义撇下，徒留一种充实的虚空，而这就是潘军小说中虚无的实在。我们妄图用最简练的语言去概述小说思想的努力总是白费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说不清的事实。潘军在他的小说《流动的沙滩》中，借作品人物之口说：“说清楚本身就是个错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一般都是一知半解的，你无法说清楚你面对的一切。这是连博尔赫斯都感到棘手的问题。”[4]说不清楚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原本就是不可知的、虚无的，可是潘军并没有一味钻入虚无的深渊无法自拔，而是巧妙地运用小说的内容和细节让“存在”和“虚无”产生对抗，在文本中突出的表现为现实和虚幻的对抗。在《纪念少女斯》中，潘军描写了一类泛女性“少女斯”。“少女斯”具有青春少女的特性，却不是真的少女，也可能是个老女人，当少女斯和主人公发生关系后，主人公在睡醒时发现遗失了随身携带的传家宝“小金佛”，无疑是被少女斯拿走，于是主人公便失去了唯一的“家族精神”。小说中的“少女斯”面貌特征模糊不清，而主人公和少女斯的行为动作却具体详细。由此可知，少女斯并不是一个具有实在特性的人，而是欲望的化身或者代表了某种单纯情感。对于少女斯的离去和家族精神的遗失，主人公表现出无可奈何而又顺其自然的态度。我们无从考究这个故事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却从这个故事里体验到现实的经（我和少女斯的相遇）以及虚无的纬（少女的离去，家族精神的离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篇精妙的叙事。如果没有少女斯的相遇与纠缠，我便不会丢失“家族精神”，而如果我没有丢失东西，便不会写一篇小说来纪念。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所纪念的并非是少女斯这个事件，而是纪念此事件的意义。至此，文本在虚的内容中呈现出一种莫名的关联和实在的目的性。可以说，纪念就是存在，存在和虚无的相互对立与纠结，成就了此纪念的价值。

再比如《假面男孩》，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却幻化出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属性。欧阳雯在下放知青时曾与已婚的副政委有过一段地下恋情，一直持续到欧阳雯的结婚和离婚后。欧阳雯通过冒名顶替政委夫人名字（“抗美”）的途径，改名为欧阳抗美，并大肆拉拢关系寻找靠山，获得了公司注册审批和大量资金注入，直到最后被判行贿罪受刑六年。这个故事呈现出两种真实：事实的真实与主观的真实，前者是现实情况，是真的实存，后者是虚构的身份，是真的虚无。但是当我们用主观真实来追求目标的时候，往往惊讶地发现它们已完全取代了事实的位置，虚无的东西支撑着实在，并在此基础上步步攀升，直至最后将实在排挤出局，全部由虚假填充。存在与虚无的显性对峙慢慢消失，只剩下被虚化了的实在。

潘军短篇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应当是《对话》，这可以说是潘军对小说叙述形式的又一次新的尝试。小说除了少量的过渡性的叙述外，通篇都是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的对话。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被符号化的人物——“男人”和“女人”，两人姓甚名谁无人知晓，身材长相未知，身世来历更无从觅得，但这样的抽象并没有妨碍男女两人的对话与交流。两人正是通过对话了解了相互间的一切，他们的关系也随着对话缓缓拉开序幕，而读者也自然会随着两人的对话展开想象的空间，而不用去担心他们爱情的基础。无疑，在《对话》的叙事中，潘军正是希望通过设定的人物身份的虚无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打破隔膜、对美好情感和幸福生活这一存在的向往与追求。

可以说，在潘军的短篇小说里，我们看到的小说往往展现了实存背后令人寒战的虚空，但其主旨却进一步指向实在，并在二者之间的相互揭示和反释中得到融合，最终沉淀为一种结局：存在迫使虚无定性，虚无的东西被隔离。少女斯的一去不复返和欧阳雯真实身份的揭露就是存在彰显意义的证明。因此，在这一点上，潘军高出其他先锋作家许多，他使文本的归宿点落在规避之外的实处，而不是一直处在逃避和追问的过程中。

二、必然和偶然

在潘军的短篇作品里，常会发现潘军迷醉于对“必然”和“偶然”关系的独特解读。所谓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无可避免的倾向，而偶然性则表明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可能性趋向。必然指向“一”，偶然指向“多”，我们无法说明由由一到多的过程，但由多到一却是历史的真相。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在恩格斯那里得到了完美的阐释：“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性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5]由此可见，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共同对事物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但是，潘军告诉我们，偶然性有时可以直接越过必然性而导致事情的突变，这就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宿命论”的倾向。在《白底黑斑蝴蝶》中，一只白底黑斑蝴蝶促成了司徒建明和妻子白小鱼的婚姻，也促成了一桩谋杀案的形成和二人的离婚。作为偶然性象征的“白底黑斑蝴蝶”4次出现在小说中，如此导致了事情的突变：司徒建明怀疑妻子与其叔叔白章的关系而要雇杀手刺杀他，约定的暗号是挠头开枪。致命的白底黑斑蝴蝶落在司徒建明头上的那一刻，他挠了挠头，于是本不想杀的白章被杀。这个故事中穿插了许多无关的因素，包括各国领导人被刺杀的历史事件，以及司徒建明剪辑这些录影带的痴迷。这些偶然性的介入使文本的必然性得到弱化，使我们正常的伦理常识（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被颠覆和撕裂。在《和陌生人喝酒》中，一片小纸屑使两个毫无关系的男女结合，又因为两张不知谁送的音乐会门票而离婚。于是，偶然性在双方的对抗中占了上风，成为众多必然事件的诱因，而我们忽略的恰恰是必然结果背后那些不可知也无法解释的细枝末节。

在《去茂名的路上幻想一顶帽子》中，主人公应邀去广东茂名出席一个小说笔会，在半途路过发廊时看到了一把漂亮的椅子，就有了想要理发的冲动，而理完发后脑袋凉飕飕的感觉又迫使主人公有买帽子的冲动，在找寻帽子的过程中，作为导演的主人公发现了一顶很有气质的帽子，而它的主人是一名漂亮的女军官。从理发的动作到“找寻帽子”的过程，都是由非理性的偶然因素所支配，正是揭示了人生无目的之目的的现象。当偶然性无需通过理性思考这一关口直接进入必然结果时，一切关于偶然与必然的说法便被消解，偶然性以一种轻松圆润的姿态融合于必然的根基中。

三、游离与确定

在潘军的小说中，表现较多的主题是躲避、逃亡和漂泊。其短篇作品中，很多主人公都是漂泊者的形象，不仅身体上远离故土，心灵也处在“无根”的状态。例如《对窗》的男主人公是个自由撰稿人，《对话》的主人公是一对落魄的男女，《和陌生人喝酒》中的主人公总是出差，《初雪》写的是旅途中两个女人的对话，而《红门》里刘杰的心灵总游弋在稳定的教委工作之外。因此，从这些主人公的身上，我们触摸到一种“在路上”的无奈和悲凉。潘军写这些漂泊者，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常折返于几个城市之间居无定所，甚至下海经商了一段时间。这样的流浪状态非但没有磨灭他的才华，反而使他更加珍视“漂泊”所带来的精神财富，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虽然躲避习俗、漂泊流离，但却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他们认识到生活本身的沉沦和无意义，于是便更要以游离的方式去追寻确定，这种确定就是漂泊的反面——故土情结。在小说中，潘军经常写到的地名是“石镇”和“蓝堡”，它们已不是具体的名称，而是家乡的代名词。《溪上桥》就是这样一篇描写故土的小说。老将军荣归故里，找到了当年一起勇斗地主的老乡“根生”，彼此回忆起小时候站在老树下撒尿的情景。这些情景的多次再现一次次唤起作者和读者的双重乡情。

潘军说：“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就是一种精神苦难，就是一个男人一生几十年的精神磨难。”[6]这种流离状态暗示了生命本身无原因的悬置，而这悬置的最终目标却是找寻一个稳定的落脚点。因此，主人公们多数是在游离和确定的两极之间徘徊，既没有游离到底的勇气，也没有得到确定的具体办法，所以承受着两端挤压的精神折磨。在小说中，“游离”的情绪多表现为对现实的否定，而“确定”的向往多表现为主体的内省式思索。婚姻是最能够反映心灵归属感的事件，《抛弃》中的柏达早已厌倦了与妻子在一起的生活，步步策划与她离婚，却没想到反被妻子抛弃。柏达的“游离”情绪在一瞬间被定格，原本的“无法摆脱”被彻底解放，在既成事实的确定中得到了依托。游离与确定的对抗最终以一个笑话结尾：柏达和儿子练习英语对话，柏达脱口说自己是一头猪。而在小说《某部的于村》中，于村厌倦了A市机关某部资料室枯燥无味的工作，一开始恃才傲物、咄咄逼人，心一直游离在现实之外，使他在机关落落寡合、难以发展。而往后他妻子的调动却需要何主任帮忙，新来的部长又对他颇为赏识。从此他不再将眼光向外看，而是对上级命令言听计从，成为一个麻木的小官吏。这种从游离到确定、从否定到肯定的退步充分揭示了世俗社会对人的压制、城市文化对人的侵蚀。由此可以看出，潘军是要以游离状态的消融提醒读者：游离的定型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唯一能够使我们坚定信念的做法就是保持一颗追寻的心。

此外，这种游离性和确定性还表现为现实性与历史性。现实总是游离的状态，因为它处在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而历史性却是已经发生的状态，拥有固定的属性，只有回忆才可以做到重演。在《没有人行道的大街》中，作为市长秘书的主人公拥有一份令人眼红的工作，却感到生命没有意义、工作枯燥无味。在他的个人世界里，始终闪现着历史和现实的交替画面：他热爱文学，在文革期间曾去偷过《辛稼轩词集》，渴望买一本难得的《远大前程》；而在现实生活中，曾和他一样热爱文学的女同学已将书籍作为家居的装饰，书店里的《远大前程》即使打折也无人问津。虽然现实走到了叙事的顶端，潘军依然是用反证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喜恶：漂泊的同时，也不能抗拒历史的确定性。所以，在《没有人行道的大街》末尾，丢钱的小男孩得到了主人公给的零钱，买到了想买的书。这个结局是小说的亮点，淡化了现实和历史冲击所带来的悲剧感，使二者得到了合理的调和。

四、人性与社会性

在潘军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潘军对城市现代人心理的揭示，也看到他对人类整体内在灵魂的关注与抚慰。“潘军小说关心的是人性的广度和深度，面对的是复杂而微妙的情感世界，探讨的是人的精神和心灵的走向，那些表层的、现象的、社会学的、热得不得了的、所谓主流的、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哗众取宠的东西，从来就与潘军和潘军的小说无关。”[7]潘军自己也说“：我写城市关注的是人心和人性，我的视点不在所谓的信息量上，也不太关心时尚，我感兴趣的是捕捉城市之间最微妙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1]因此，对人性问题的深刻揭露和反复描摹是潘军作品的主调，这样就自然走向了人道主义关怀的层面。

人道主义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先锋文坛上曾一度火热，但很多作家只是关注文本实验和个人经验，因此并未真正带来视角内转之后的人道主义慰藉，反而使生存困境被虚化，走向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牛角尖。作为先锋作家之一的潘军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作风，以怪诞不经的情节、冷静理性的叙事技巧和积极的大爱关怀构建了一篇篇动人的小说，直接指向人道主义领域，其2003年发表的《死刑报告》就是他对人性和法制关系思考的结果。在其短篇小说中，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往往是与社会性的探讨并行出现的。主人公往往被束缚在社会性的狭窄范围中追求心灵自由，这种自由只能是沉重的人性。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性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类压抑着自我的本性，通过社会性实现为人与人关系的生产、物质水平的上升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制度、习俗本是调和生产关系的一种手段，却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限制自由的凶器。例如在《教授和他的儿子》中，潘军就对人性和社会性进行了思考：“也许人生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永远虔诚地弯着腰，软弱无力的手下垂着，是请安打千？”[2]人生来自由而高傲的尊严在社会和历史庞大的潮流中被压制，最终沦为社会性的牺牲品。在《没有人行道的大街》中，市长秘书对知识、文学的追求已经在无形中被世俗隔离在外，潘军用“大街”象征整个社会，用“人行道”象征人性，所以结尾借主人公之口发出一叹：“蓦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泛起：应该立即给市长递份报告，把这条街彻底地改造一下！至少，要把人和物严格地区分开来，让人去走人的道路。”[2]这种对人性异化的深刻揭露就是他对社会合理性的置疑，人性和社会性的对抗始终处在不相上下的状态，而人性却在其中显示出高贵的锋芒。特别是《一九六三年，我五岁》和《一九六七年的日常生活》两篇，与其说是小说，更像是潘军自己的回忆录。通过儿童视角透视的文革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原貌。个人与社会制度的对抗以个人的失败和人性的丧失为终结，显示了社会性对人性的挤压和残害。历史的错误无法更改，但总是反映在表层。当今社会对人性的压制多数以隐性的方式在其中作乱，主要表现为权利对人的控制。《红门》中教委工作的刘杰与老同学关系原本很好，却因为对方是市长的身份而使两人的心理世界拉开了一道巨大鸿沟。当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属性依附在人身上时，人的特性就被淡化，人本身就成了权利的代言、为权利说话。《蓝堡市的撒谎艺术表演》也辛辣地讽刺了一批政客。助手皮特策划的撒谎艺术表演不仅使市长夫人夺冠，而且也使市长下了台，因为市长是个撒谎高手，而他的夫人也瞒着他生了一大堆外人的孩子。这篇小说用看似荒诞的手法，揭开了现实社会人性搁浅、异化的腐败真相。

五、旁观与当局

旁观和当局是两种角色，但却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视觉效果。中国有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见当局时仅凭直觉，而旁观时是理性的。在潘军的小说中，他的旁观与当局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小说内涵，二是小说视角。在小说内涵上，他表现出两种情绪，一种是站在生存之内的恐惧，一种是远离争端之外的爱。在小说视角上，他采用旁观与当局两种叙事姿态，时而站在作品外以全知叙述人的身份洞观全局，时而介入作品内，参与故事的展开。

（一）爱与恐惧

生活是值得玩味的，就如同我们站在对岸看风景，我们看别人的风景，殊不知别人也正在羡慕我们。潘军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处在生活的中心，他们总是向内看，因而总感到莫名的恐惧。小说《陷阱》讲的就是主人公内心的恐惧：他戴着眼镜，住在一个封闭的石屋里，但他总感觉自己被盯梢。由于听见了屋外两个陌生男人的私语，便开始实行自我保护、加强锻炼，费尽心机地在家中做了个逼真的陷阱。但是在布置好之后的某个夜里，主人公醒后完全忘了陷阱所在的位置，“我的脚下，每一寸地面都是那么真实，但每一寸的地下都可能是陷阱。”[2]主人公由于恐惧而实行的自我防备非但没有带来安全感，反而加深了恐惧。但是潘军说：“恐惧是我长期感受到的存在，也是我放不下的话题。我觉得我表现恐惧，无论是‘冒险’还是‘防备’，实际上都是在表现人存在的荒谬和无奈，表现活着的沉重，表现人与社会的那种紧张关系，当然也是一种对爱的渴求，这应该是宗教情怀。恐惧的对面就是爱。”[1]

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恐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内心渴望爱的一种本能需要。不妨跳出当局的迷阵，以旁观的姿态去介入生活，那样我们看到的将是恐惧之外的爱。潘军以恐惧的极端渲染给大众指出了一条逃生的道路——当局与旁观的交替角色转换，这样或许能够减轻生存对人们施加的紧张关系。

（二）全知与介入

在潘军的小说中，“元叙事”的技法充分显示了其作为先锋小说家的特质。有意混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让真人真名出现在作品中，既互相指涉，又互相拆解，使作品拥有了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艺术效果，这种小说技法被称为“元叙事手法”[8]。元叙事使读者注意到叙事者的存在，叙事者与叙事过程的关系，让作者、叙事者、主人公融为一体，共同参与故事的组成。在《寻找子谦先生》中，余佩找到主人公何光，说她的男友子谦失踪了，要何光帮忙寻找。但是在两人一同寻找的路上，二人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双方的话语行动都有了些暧昧的气息。在故事的结尾，余佩来到作家潘军的寓所说：“何光出走了，不辞而别，你应该知道他去哪了。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他只对我提起过一个人，潘军，就是你。”[2]这样，小说的结尾和开头形成一种封闭的循环，将作品的形式外化为“圆套圆”结构，诱使读者和作者对小说空间的想象和进一步展开。在这里，潘军由全知转向介入，实现了小说内容由单一到多重的突变。

这种旁观者的全知使潘军的作品形成了冷静理性叙事的风格，同时，适时的介入又使小说的意义产生了诸多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小说丰富的意蕴和特殊的张力。旁观与当局两种视角的自然转换最终也是以一种圆润的结构告一段落，从这个角度也显示了潘军成熟的写作技能。

综上所述，用潘军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风印》名字中的“风”和“印”来喻其短篇小说的特质并不为过。作为“风”的本体，存在显示了作品的深度，偶然性解释了人生的不可知，游离性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人性提升了作品的批判力度，而旁观的理性与关怀则反映了潘军这位真知识分子的情怀；作为“印”的本体，虚无彰显了人的追寻，必然性使偶然实现归宿，确定性使历史趋向平稳，社会性则寓于人性中得到更高发展，当局的直觉与恐惧则提示了人们对爱的索求。再潘军的短篇小说创作中，“风”和“印”的两极对抗最终是以“印”的形式为终结，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得到消融，共同构成了对人生和生命的全部阐释。

参考资料：

[1]潘军.冷眼·直言——潘军访谈录[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2]潘军.风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3]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7.55.

[4]潘军.悬念[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0.

[6]潘军.写作是我永远的追求[J].作家,2000，（12）.

[7]陈宗俊.潘军小说论（第二辑）[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35

[8]雷达.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

I207.42

A

1671-752X（2011）01-0042-05

2011-01-19

方萍（1980-），女，安徽安庆人，安徽省立医院团委副书记，政工师。

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