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

(怀化学院人文教育系,湖南怀化 418008)

在当前学术界,围绕现代新儒家的的思想理论(包括民主政治理论在内)是否具有泛道德主义倾向,李明辉、韦政通、傅伟勋等诸先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后绪,李明辉先生面对韦、傅二位先生所提出的批评——即现代新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其实是一种化约主义,易恶化成为一种自我闭锁的偏狭心态,终而产生过度无谓的华夏优越感——从实践的必然性与逻辑的必然性以及“弱义的泛道德主义”与“强义的泛道德主义”二分等方面做出了回应。笔者认为,上述先生之间的辩难几乎都采用了宏观叙事的言说方式,这固然体现了一种提要钩玄的大家气象,但亦需与个案研究的方法相济为用。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和中华民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自称其一生“志于儒行、期于民主”。从“观其行”的角度看,他不仅在理论上创作了《国宪议》、《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修正的民主政治》等政治著作以及大量的政论文;而且在社会活动中,力主多党制,创建国家社会党,主持草拟《中华民国宪法》,明确保障人民的诸项自由权利;等等。凡此皆符合殷海光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政治自由主义者的标准。但他也是一个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其道德主义的根本立场与低就于现实的专制政权、从而走向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却吊诡性地结合在一起,不能不令人发省。本文试图以张君劢为个案,通过展现其对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错位、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纠结以及对科学与民主之异化的敏感等方面,以期检视其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及其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