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瑞芳，孙周年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浅析《裸者与死者》中诺曼·梅勒的犹太意识

卞瑞芳，孙周年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美国犹太裔作家诺曼·梅勒自发表《裸者与死者》成名以来，在美国文坛享有盛誉，经久不衰。梅勒小说创作主题呈多元化趋势，身为犹太裔作家，他并不专注于从事犹太文学创作，但这并不说明梅勒小说不具备犹太性。本文着重根据《裸者与死者》进行文本分析，阐发诺曼·梅勒的犹太意识和犹太立场。

犹太文学；局外人；犹太性

出版于1948年的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是美国犹太裔作家诺曼·梅勒的成名作。梅勒将故事安排在一个虚构的热带小岛——安诺波佩岛上，以登陆部队的指挥官卡明斯将军与侯恩上校之间的冲突、侦察排内部的斗争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一场生动别致的战争。《裸者与死者》虽然是战争题材，却充满了集权、暴力、异化等多重主题。犹太民族是一个充满了苦难与神秘的民族，梅勒身为犹太裔作家，将自己民族所处的历史地位、在这个地位上其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自己的犹太意识藏匿于文本之中。正如乔国强先生所说，“美国犹太作家在以自己的民族为主题进行创作时,始终关心着如何缅怀过去,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膨胀同时又压抑在犹太民族胸中的犹太传统文化像一种神秘而又巨大的背景力量存在于所有的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之中。”然而梅勒作品中的犹太意识并不像贝娄、辛格、马拉默德等专门从事犹太文学创作的作家一样表现得强烈，他以“局外人”的身份以历史的眼光客观冷静地表达自己对犹太意识的思考。

一、以战争为意象构建犹太人的生活境遇

犹太民族史是一部流亡史，造成犹太人流亡的苦难根源，除种族、宗教信仰的因素以外，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战争是一种特殊而又普遍的人类关系方式，犹太人对战争思维的敏锐不仅因为犹太人始终作为敌对关系的一方常常处于一种敌对（或战争）的状态之中，而且因为战争本身所呈现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浓缩和强化了人类关系中某些本质特征”。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经验中，战争已经成为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从公元前586年犹太人的第一圣殿遭到毁灭，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奴”到近现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对犹太人的大清洗运动，犹太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已经作为一种经验，融入到犹太历史与文化之中，战争也作为一种意象成为许多犹太作家的小说题材。

《裸者与死者》取材于战争，不仅仅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促成，梅勒本人也参与了战争，也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传统中的战争经验与战争思维对梅勒所产生的某种“启示”意义，更主要的是，梅勒身为犹太人，已将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苦难融于个人的血液之中，借小说来表明自己的民族根基。而且，事实上，早在1941年还在哈佛校园内就读的梅勒就已经暗暗考虑要以大战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了，这进一步表明梅勒继承了犹太传统的战争经验。

战争作为犹太民族的苦难根源之一，不仅仅带给犹太民族死亡的考验，而且迫使犹太人四处流亡，居无定所，从而在民族意识中沉淀成为一种孤独意识和漂泊感。梅勒在《裸者与死者》中重点突出了人物的心理描写，渲染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感，通过对死亡意向的描写来影射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

战争作为一种意象为小说所运用，一方面能直接地表现犹太人的历史与苦难，另一方面，它能超越文本，揭露出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和处于苦难中的犹太人的生活境遇。《裸者与死者》中，犹太人乔艾·戈尔斯坦处在一个排犹的军队中，排犹的氛围使他遭受别人的歧视，孤独而又寂寞；而另一个犹太人赫尔曼·罗斯，与其说他死于侦查任务中的意外，不如说他死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之中。

二、以“局外人”的身份透视自己的犹太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与沉淀中，犹太不仅指向为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社会身份或身份标识。犹太种族不断地进行自我认识，寻找在历史和文化中的定位，一批犹太作家如辛格、马拉默德、贝娄等也“都以各自特定的方式描摹、运用了犹太生活和犹太身份”，彰显作品的犹太性，展现犹太人的生活状况。而梅勒也以“局外人”的身份，塑造了乔艾·戈尔斯坦和赫尔曼·罗斯这两个犹太人形象，以这两人为代表冷静地剖析了犹太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之后犹太人所面临的身份尴尬。

1.坚守犹太传统的移民——乔艾·戈尔斯坦

戈尔斯坦是一个传统犹太移民的典型代表。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犹太家庭，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家庭妇女，爷爷“整天在犹太法典的思想宝库里漫游”，他从小就坚守着爷爷教导的“受罪理论”——“犹太人没有不受罪的”“不惜受点罪，为的是能够活下去……我们犹太人是一伙苦恼人，我们受尽了压迫者的迫害……我们永远要忍耐”。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当他在部队中受到排犹分子的嘲笑和欺侮时，只会偷偷地流眼泪，而不敢以“拳脚相向”。忍耐的民族精神和犹太宗教的规诫已经融于他个人的品格之中。在美国这样一个大熔炉里，“几百年来传为定制，严守不变的一套等级制度一到这里就都冰消瓦解了”。然而戈尔斯坦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犹太身份，常给慈善机构捐款救济自己逃来的难胞。面对已经异化了的罗斯，他既同情又反感。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戈尔斯坦必然会遭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他始终敢于正视自己的犹太民族特性，敢于正视自己的民族身份，总体来说是一个传统的犹太移民。

犹太人认为婚姻是上帝命定的,神圣不可侵犯,也不可违背，因而他们十分重视家庭生活；犹太人也视子孙后代为宝，是民族的希望所在。这两点无论在戈尔斯坦身上还是在罗斯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都在钱夹里面珍藏着妻子和儿子的照片，看到儿子，他们总是热乎乎地感到亲切，在侦察排浓重的排犹氛围中，照片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

2.丢弃犹太身份的移民——赫尔曼·罗斯

可以说梅勒继承了犹太文学中可怜又可笑的“倒霉”小人物的形象塑造的文学传统，塑造了罗斯这一人物形象，但对罗斯的塑造，梅勒又区别于传统，在罗斯身上发展了小人物的形象塑造——无力抗拒历史发展的汹涌洪流，轻而易举地被美国文化“淹没”了；一心渴望成功，但总是难以如愿，屡遭失败和挫折，被命运捉弄，在生活中四处碰壁。与传统不同的是，罗斯虽命途多舛也保持着一颗乐观心态，但他已经完全美国化了：他讨厌别人将自己与犹太人混为一谈，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重；他背叛了自己的民族语言，说的是英语，对意第绪语一无所知；他背叛了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信奉的是基督教；当米尼塔将他与犹太人完全看成毫无差别的时候，他像挨了个醉汉的辱骂似的，最终喊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这表明虽然犹太文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罗斯的生活，但他已经彻底地丢掉了犹太身份，他自己主动地、积极地摒弃自己的犹太性，摒弃民族之根。

乔艾·戈尔斯坦和赫尔曼·罗斯这两种犹太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恰表明了梅勒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历史，表现了在犹太历史进程中两种人的社会境遇：一种人还恪守着自己的犹太身份，另一种人却逃脱不了异化的命运，最终蜕化，丢掉犹太的身份标识。当然，不可否认，较多的犹太移民属于行走在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之中的边缘人。而梅勒身为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中，也深知自己逃脱不了被异化的命运，罗斯的犹太身份的最终背叛也间接地表明了梅勒对犹太人命运的担忧。两个犹太人，两种不同的命运，戈尔斯坦虽然遭受欺侮，但最终战胜困难生存下来并拥有了一份珍贵的友情，而罗斯却可怜又滑稽地死去，这也隐含了作者的犹太立场——对始终保持着自己犹太性的犹太移民的肯定与敬佩。

三、以反叛精神颠覆“父与子”的传统犹太文学母题

《创世纪》中父子之争的故事，以及与犹太经验的贯通，使“父子之争”成为犹太文化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二战期间，美国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大批犹太人蜂拥而至。然而那些尚未成年的犹太移民后辈比他们的父母更能适应新的环境，“因为他们较少的负担昨天的历史和昨天的记忆，对新的文化环境更为适应，这样两代人之间便不可避免地在继承传统、适应新领域等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异”，父子之争已由抽象的历史沉淀演变为现实。大批犹太作家以敏锐的眼光抓住这一社会现象，以其各自独特的方式架起了传统与现实的桥梁，表征了“父与子”的文化母题。像迈耶·莱文的《昔日的一伙》、贝娄的《勿失良机》和《洪堡的礼物》、罗斯的《鬼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父子之间的关系冲突。

在犹太小说中，父与子的文学母题不仅仅指向文学创作中表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而是具有其特定内涵：父与子蕴涵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之中“，‘父’代表着权威‘，子’代表着对权威的抗拒”“；父”也代表了生命的起源和保持这种生命的要求“，子”也相对应地代表了对原本生命的超越、对新生的渴望。然而梅勒在《裸者与死者》的文学创作中则颠覆了“父与子”的文学母题，恢复了一般意识思维上的“母亲代表生命起源”的象征意义，甚至将父亲的权威意义也给予抹杀，尝试着由母亲形象来挑战父亲的权威性。结合文本可知，戈尔斯坦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母亲靠经营糖果店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身兼父亲与母亲的家庭角色。戈尔斯坦母亲的形象已经冲破了犹太传统文化中妇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戈尔斯坦的恋爱问题上，她甚至加以干涉，禁止戈尔斯坦半夜幽会女友，“为这事娘俩还争吵了几次”，虽只是“干涉”“争吵”，但这间接地表明戈尔斯坦的母亲在尝试父亲的权威力量。进一步说，梅勒将犹太人戈尔斯坦安排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中，这就消解了传统犹太文学中父与子的文学母题意义，应该是一次对犹太文学中固定的父子关系模式的一次反叛与革新。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梅勒在小说创作中虽然没有给戈尔斯坦安排父亲的家庭角色，但却安排了祖父角色为这一缺少父亲权威的家庭来弥补缺陷，这暗含了这样一种意识：梅勒在探索小说创作中敢于反叛传统的文学母题，但在反叛传统时有所保留，并不彻底。毕竟，梅勒也是一位犹太人，虽然过着一种不属于犹太人的生活，但犹太印迹始终影响着作者的思维及创作。

纵观梅勒的文学创作，梅勒自成名以来至今已有三四十部作品问世，梅勒的作品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小说的主题更趋向于多元化。在犹太文学创作方面，梅勒并不执着于专门的犹太文学创作和犹太文化研究。但身为美国犹太移民作家，一方面他逃脱不了犹太文化的熏陶，使自己的作品也必然地带有犹太性；另一方面，他又像其他犹太文学作家所反映的那样逃脱不了美国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同化。这种夹在犹太与非犹太之间的边缘性使他能以局外人的身份，重新审视本民族的文化，又能客观地洞悉美国社会。在犹太意识中，他肯定和赞扬那些敢于正视自己犹太身份的犹太人，同时异质文化的影响又使他具备一种冲破传统的反叛精神，只是这种反叛精神在作者犹太民族性的制约中表现得还不够彻底。梅勒没有专门地从事犹太文学创作，但这并不能够否定梅勒作品的犹太性。虽然梅勒有时否定犹太文化对他本人的影响，但这也绝不能否定身为一名犹太裔作家，其民族意识、犹太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溶于他的血液之中，并通过作品表现出来。因为民族性是他永远不能摆脱的，犹太意识天然地就存在于他的血液之中。

［1］乔国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解读［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6）.

［2］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178.

［3］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M］.蔡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608，615，617.

［4］乔国强.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解读［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6）.

［5］邹智勇.当代美国犹太文学中的异化主题及其世界化品性［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7）.

［6］刘加媚.当代美国文坛犹太文学主题发展轨迹探究［J］.南方文坛，2005，（5）.

［7］丁玫.论美国犹太裔作家成功的起因［J］.东岳论丛，2009，（2）.

［8］汤烽岩.论犹太文化与美国犹太文学［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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