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冬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历史系，山东 青岛 266071)

东汉明帝继位之后，遵从光武旧制，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的局面得以继续，明帝更加重视文化事业，推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文化政策，出现了文化繁荣的景象。

一、尊祀孔子，重儒崇经

首先，尊祀孔子，创立学校祭孔之制。《后汉书·明帝纪》载:“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明帝尊崇孔子，亲自到孔子旧宅祭祀，并讲授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率群臣行大射之礼于辟雍，令“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1］志四《礼仪志》(P3108)规定定期举行乡饮酒礼，祭祀孔子。自此以后，中央政府所在地及各地方政府也都在学校中祭孔，祭孔成为全国性的重要活动，以此来强化思想文化的一统，巩固政权。

其次，推崇经学，重用儒士。明帝尊师重道，推崇经学，《东观汉记·明帝纪》:“孝明皇帝尤垂意于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1］卷三十七《桓荣列传》注(P1255)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临太学行礼讲经。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再次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上有所好，下必由之，以至朝野上下，上自帝王贵胄，下至功臣子弟，莫不习经，其风甚至化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来入就学。”清人皮锡瑞对明帝时期极盛的经学做了这样的评论:“永平之际，重熙累恰，千载以时，后世莫逮。”［2］(P114)明帝重用儒士，以最优秀的儒生任三老、五更，并给予丰厚的物质赏赐和授予重要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