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明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并迅速在西方世界流行。许多西方思想家对此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一股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壮观图景,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一部分学者也在8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加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致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想理论对于把握当代哲学的基本发展趋向是非常必要的。

一、“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

从词源上看,“后现代”(postmodern)一词最初见于建筑艺术和文学作品之中。“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举行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了‘后现代’油画的口号。他用‘后现代’一词来表示对当时法国的印象派——‘前卫’画派进行超越的批判与创新精神。”[1]这应该是“后现代”一词的首次出现,此后人们多次用到该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摩维尔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前六卷所撰写的一卷本的概论中也使用了这个术语。此后,“汤因比本人也在他的《历史研究》的第八和第九卷中采纳了这一概念。萨摩维尔和汤因比建议用‘后-现代’时期这一概念来描述西方历史从1875年以来的第四个阶段,此前的三个阶段分别是：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和现代时期(1475—1875)。”[2]人们用这个概念来指称与“前现代”、“现代”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其中“前现代”对应于“中世纪时期”,“现代”对应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或所谓的“工业社会”,而“后现代”则对应于“资本主义晚期阶段”,又被称为“后工业社会”。当然这种对历史时期的划分是依据各自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有学者认为,在前现代时期,其文化的基本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圣文化,上帝是世界的终极本质,人与浩瀚的宇宙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早已经安排好了世界的各种秩序。在上帝面前,人是渺小的和无能为力的,只能信仰他并根据上帝的“启示”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加以理解和行事。然而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人类社会进入了现代时期,其文化特征表现为一种世俗文化。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人”取代了上帝,变成了世界的中心,理性取代了信仰,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准则,人在自然面前变得高大起来,人们通过理性能够认识、描述、改造自己的周围世界。在这一时期,理性旗帜的高扬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人的主体性地位正式得到确立,客观世界被人类踩在了自己的脚下,“上帝”成了人们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正如尼采所宣称的那样,“上帝死了”。而“后现代”时期则是指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开始变成了工具或机器,或者说,“人死了”,理性开始遭到了质疑,似乎不再是万能的,相反的,人们用理性制造出来的工具开始了对自身的摧毁,其典型表现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自身带来的巨大灾难。人的主体性开始失落,生活中到处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的自由本质遭到怀疑,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与之对应的文化形态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词最早见于西班牙作家奥尼斯的《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诗选》中。作者用后现代主义来说明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随后费兹在1942年编辑的《当代拉美诗选》中再次使用这个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之后。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衰落之后西方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潮。就这种思潮产生的时间而言,后现代思想家一般将其视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产物。但是,在具体产生时间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如“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是随着‘工业社会’来临而兴起的,是社会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后现代主义产生于60年代；哈口马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兴起于二战以后,是一股反现代性的思潮,必须加以对抗；利奥塔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知识状况的集中体现,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否定,所以,他把后现代的兴起看成是60年代中期的事；杰姆逊则认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症候,标志着对资本主义深度模式的彻底反叛,其兴起时间是50年代,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有着内在逻辑一致性。”[3]后现代主义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所反映,我们把后现代主义在哲学领域的反映就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哲学”。

二、后现代主义哲学产生的原因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产生和迅速流行,从根本上说,它是哲学自身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现代主义哲学危机性的产物,现代主义哲学的泛滥导致了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一直并还将继续困扰着人类的生存状况。总之,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现代性哲学的反思、批判的结果。

众所周知,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形成了现代主义哲学①我国学者一般把西方哲学分为古典哲学、中世纪宗教哲学、近现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实际上，在西方学者那里，笛卡尔以来的哲学都是用phi losophy of modernism来表示的。。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突出了“人”的中心地位,认为人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是客观世界的主宰,对自然界占据着绝对的支配地位。在康德看来,自然是上帝的合目的的创造,自然是向人展开的,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发展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二元论。二是突出了理性的作用,强调世界有自身的必然性、规律性(即所谓的“逻各斯”)和统一性,认为人类可以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主要是归纳分析和逻辑演绎能力)对世界加以认识和描述,理性是人的本质甚至是世界的本质,是人与世界沟通的基础,从而发展出了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决定论。三是认为人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现代性不是把社会或共同体看成首要的东西,‘个人’只是社会的产品,仅仅拥有有限的自主性,而是把社会理解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自愿地结合到一起的独立的个人的聚合体。”[4]由此导致了人本自由论、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

现代主义哲学的如上特点给人类自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严重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首先,“人类中心主义”与二元论造成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严重对立。“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4]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毫无休止地把自然资源据为己有。这种状况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能源危机以及因为能源危机而带来的战争问题。据有关资料表明,“1992年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368亿吨。第13届世界石油大会预测全球石油总资源量为3000亿吨以上。按1992年世界石油生产量30.0亿吨计算,只能维持46年；如果按2000年需求量计算.目前的探明储量只能维持到2015年；按2010年需求量计算,已有资源量即使全部转变为探明储量,也只能维持到2035年。天然气只能维持66年。也就是说,到不了下世纪中叶,地球上的石油资源将告枯竭,天然气资源则在下世纪60年代全部枯竭。”[5]煤炭按目前的开采水平只不过能维持200多年,金银铜铁等矿产资源也严重短缺,森林、草地覆盖面积正在以几何级指数锐减,地表植被大量减少。

与能源危机相应的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为了瓜分和掠夺世界各地的矿产与能源,以解决本国能源不足的状况,于20世纪以来先后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国家垄断进而走向国际的跨国际垄断阶段,因而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内加剧了两极分化,使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加剧了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这就使经济落后国家的广大群众不仅受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发达国家剥削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处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特别是每当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时,这些国家又总是不择手段地将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致使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受灾难极其深重。不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加剧了各种社会危机,各种局部冲突、领土纷争无不是围绕能源危机而展开。

其次,科学理性主义的高扬一方面确实带来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是,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激增、生态平衡破坏,以及军备竞赛加剧、人文精神的失落等等问题也正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安全。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人类的出生率、成活率逐步提高,寿命得到延长,这就导致了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由此引发了严重的人口问题。据有关研究表明,19世纪初,世界人口第一次达到10亿,用了长达400万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从10亿增加到第二个10亿即20亿,用了大约100多年。但是,从20亿增加到1960年的第三个10亿即30亿,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从30亿增加到1975年的第四个10亿即40亿,仅仅用了15年。而从40亿增加到1987年的50亿,不过只用了12年。人口的急速增长也导致了粮食的严重短缺,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科技的迅猛发展还造成了大量的污染,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工业垃圾倾泻进江河湖海,大量的废水、废气被排放出来,核军备竞赛所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也非常严重,这些状况导致了诸如地球生物种类灭绝的速度加快、地球温室效应加剧等问题。此外,科学的发展、知识的爆炸也使人越来越成为了某些哲学家所说的“机器部件上的一个零件”,人似乎成了技术或工具的附庸。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时间也使人们无暇享受太多的亲情,整个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冷漠。对科学理性的赞扬导致人们失去了对终极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兴趣。

第三,人本自由论、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盛行使得社会道德日益堕落,对上帝的否弃使高悬在人类头上的道德利剑失去了光环。英国哲学家麦金太尔在他的代表作《德性之后》中对当今人类道德的下滑状况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描述。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人类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生活中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第二,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第三,从传统的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从以往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后到生活的边缘。”[6]人们为了追逐私利的满足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个人主义的泛滥使得“允许在市场上不受道德约束地追求自我利益的作法”的合理性得到了道德上的证明,人们普遍认为,“以自我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能够给每个人带来更多的利益”。由于西方社会是建立在赚取利润——个人私有财产原则之上的社会,由此造成了以占有主义为导向的社会性格。“这种社会性格的逻辑是,它一旦固定下来并成为社会的主流,那么‘任何人都不愿做一个局外人’,否则会被社会抛弃,这使得现代人在形成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中,无不把利益原则置于首位。这就是为什么利己主义在西方社会和其他社会极为盛行的关键所在。而把利己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对抗性。在利益面前,合作是暂时的,而争夺是永久的。”[7]自我与他人之间完全是一种利益与竞争关系,从而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高度紧张,社会隔膜越来越严重,各种精神疾病层出不穷,犯罪率居高不下,整个社会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铁网。

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滋长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现代观念的怀疑、厌倦和否定的情绪。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及其理论特征

一般来说,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流派的划分是比较困难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从横向的角度看,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对传统哲学批判中的价值取向、研究问题的向度、方法各异,以至于理论纷呈,形成了多元的文化景观,而且他们在思想主张上也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这就很难使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生硬的区分,把某一或某些哲学家划归某一流派。况且这一行为也是有悖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思想倾向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今还没有什么‘统一的后现代理论’,他们也不是追求统一的学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般不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主义’或‘理论’,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界说,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学派,有多少类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8]

第二,从纵向的角度看,则是由于在后现代主义者与前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之间,虽然他们的言说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思想上却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他们所谈论的主题或他们所使用的某些概念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换言之,我们还是能够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找到前现代、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子。这种情况正如哈桑所说的那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一道铁幕或中国的万里长城与之隔绝；因为历史是一张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中。”[8]所以,对后现代哲学概念进行界定,并不就意味着说后现代哲学是一个有着统一理论基础和理论形态的思潮,相反,以后现代哲学概念所指称的那些理论流派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十分矛盾的观点、思想、见解和方法等等。

但是,为了说明与研究问题的方便,我们不得不对之加以大致的区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我们可以根据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批判的态度、批判的主题以及批判所运用的方法来进行大致的流派划分。

第一,根据后现代主义者对待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态度彻底与否,许多学者将后现代主义哲学划分为两个大的派别：一种是“极端性的后现代理论”,一种是“重建性的后现代理论”。前者是“否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后者是“肯定性的后现代话语”。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所谓“彻底的后现代主义”,是“全盘拒斥现代性的后现代理论”。它在理论上具有非理性主义、虚无主义和浪漫主义特征,是一种只破不立的否定性意识。重建性的后现代主义是“重构而非彻底解构”,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性。即“从现代性的废墟中”建构后现代价值。它在理论上具有自由多元主义和折衷主义的特征。目前学界对这种划分法基本上没有异议,我们可以把众多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统统归之于这两大派别之中。

第二,根据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哲学进行批判的主题来看,有的学者把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划分为：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后现代解构哲学、后现代文化哲学。

第三,从后现代主义者所运用的批判方法来看,其主要理论流派有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新实用主义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等等。

尽管后现代主义哲学流派纷呈,理论来源各不相同,观察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各异,但他们的基本立场、理论倾向、基本观点、思想实质却有着一致性。这就是他们高举“颠覆一切,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大旗,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反对和超越心物二元论、反对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宣扬所谓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性、零散化,所有的“中心性”、“同一性”、“超越性”、“预设性”、“体系性”都被视为人为的虚设或假定。这一点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终极本质”、削平“深度模式”的哲学文化特征。以至于在西方形成了一个“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的文化景观。

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播撒》、《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9]等著作中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坚决拒斥确定性、基础、中心、本质等元概念,运用“异延、播撒、踪印和增替”等范畴彻底解构了传统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探索终极意义是毫无意义的,最终的文本是不存在的,只有踪印的踪印……作者与作品无关,通过阅读复原作者原意不仅徒劳,又无可能。因为文本的意义是播撒在异延中的,其生成的过程是无限的增补,永远不存在原初的意义”。[8]德里达所使用的新方法论使他的哲学同传统哲学的分析范畴彻底地分道扬镳。

福柯则通过对权力关系的空间形态分析,得出了否定“人本自由”的结论。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社会的权力机制已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中,犹如一个圆形监狱。人在开放式的监狱中,除了呼吸之外,一切言行都成了权力监视的对象。这里虽然没有肉体的暴力,却有无形的凝视,使每一个人都能感到它的重量。权力惩戒制度通过一整套的权力运作机制,即规范化、检查和监视来控制社会公民。在权力惩戒的机制中,不仅仅是大多数人成为被监视者,在监视者之间也存在着监视与被监视的关系,即每个人都变成了监视者,同时,又都是被监视者。而且,人们由于他人的监视,不得不进行自我监视,福柯这样说道：“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都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6]因而整个社会都是权力眼睛中的各种各样的猎物。权力机器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这是今日权力的图景。

福柯还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虽然上帝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事务当中逐渐褪去,但忏悔这一宗教形式却保留了下来,而且,从19世纪初开始,忏悔已从封闭的教堂中,扩展到精神病理学、小说、教育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当众忏悔、私下忏悔、对长辈忏悔、对教育者忏悔、对医生忏悔、对情人忏悔,“西方人已经成了忏悔的动物”。忏悔并不是简单的对话,它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规定了人的心灵,使心灵屈从于控制。个体被牧师控制、病人被医生控制、下级被上级控制,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权力控制机制。与其说忏悔是泄露灵魂秘密的一种仪式,倒不如说是控制灵魂的一种手段。这样,福柯便把传统哲学中忏悔即为自由解放的观点颠倒了过来,忏悔则成为不自由的表征,心灵也只不过是权力作用的结果。福柯通过对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心灵自由的双重否定,彻底解构了“人本自由论”,“人本自由”的神话在权力的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猛烈进攻下,现代主义哲学体系已经走向解体。

四、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审视

后现代主义者运用语言学、精神分析学、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对启蒙运动与现代理性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解构与颠覆,彻底摧毁了现代哲学体系,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思想无疑不能对之加以忽略。

后现代主义哲学继现代哲学破除了对上帝的权威和信仰之后解构了理性的权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它看到了现代主义哲学给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对之加以口诛笔伐,对于人们清醒地认识自身的生存处境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矫正了科学理性给社会带来的冷漠无情,从而促进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后现代主义哲学通过反对绝对性的霸权和虚妄,“揭露了人道主义的内在虚构和暂时性,消解历史进步观念的盲目性,批判了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它的目的在于试图澄清世界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在于为被淹没的声音讲话,在于为人类历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探索道路。它试图澄清,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人类幸福和社会发展提供绝对保证,并成为人类社会普遍的楷模与发展方向。”

当然,后现代主义哲学只注重批判而轻视建设,并且在某些观点上过于偏激,对人们的思维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对既成秩序的攻击和破坏下,对传统采取了诅咒和瓦解的态度,引起了学术界对其理论意义的批判与怀疑,导致了一些学者的忧虑并对其进行批评与责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许多思想家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批判理论展开了理论的批判,以为现代性辩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

面对后现代主义激烈的现代性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理论强调现代性的消极性、否定性方面,全盘否定现代性,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性本身具有进步和贡献、压迫和破坏双重性,我们应当对其采取辩证的态度,一方面看到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体制性的内在危险,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现代性仍然包含有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哈贝马斯最终强调的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它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因此,那些所谓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的论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后现代主义者在其理论中取消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使自己的理论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另一方面也使得其批判理论失去了现实的基点。比如,德里达的后现代性很超前,“几乎要摧毁一切现代主义和传统哲学,滑向了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相对主义。”[10]批判一切的后现代性使后现代主义提出了许多偏激的理论,比如,为了反对共识、普遍性和本体,后现代主义不敢轻言“我们”二字；为了反对基础和本源,后现代主义把世界理解为“能指符号的滑动”,理解为任人随意阅读的文本；为了否认等级、否认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后现代主义抹杀了差异、解构了等级,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生产结构之间的置换。这一切使后现代主义背上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名声。

后现代对人本主义采取一种完全拒斥而不是重建其核心价值的态度,这种做法剥夺了主体的道德责任和道德自律。“当他们高呼要使人无中心、无本质、无长远目标,不承担社会、政治和道德责任时,他们要求的则是现实的人应享受当下的、真正绝对的自由。但由于后现代主义者或是在理论中谈论所谓的绝对自由,或是在理论中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由,没有指明一条真正实现自由的现实道路,因而,他们的理论是不科学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条件下矛盾的产物。”

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应该采取一种更为清醒的态度。一方面认识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意义,另一方面则要理解并批判其理论缺陷。后现代主义哲学采取的是一种怀疑主义的哲学态度,剥离了人类的理性认识、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基础。在哲学上,后现代主义是缺乏自身确定性基础的,这可能就是后现代自身致命的缺陷。但是,后现代的怀疑、批判、否定的精神在现代社会倡导的一元性的前提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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