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德仪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清季著名学者和外交家,被誉为贵州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目前,学界对他的研究侧重于生平、思想、学术及外交实践,对其官宦生涯及教育实践却少有留意。①代表作主要有：黄万机《黎庶昌评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贵州文史丛刊》之《黎庶昌专辑》,1992年第3期；伊原泽周《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问题为中心》,收入《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戴东阳《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历史研究》,2007年2期。鉴于此,本文拟以黎庶昌在川东道台任内创办与管理洋务启蒙学堂为个案,纠正部分学者的错误认知,期望对进一步研究黎庶昌有所裨益。

一、晚清政局变迁中的川东道台

川东道乃明代驻扎于巴县、达州、涪州的道台的普通称谓,清代专指驻扎于重庆府巴县的川东分巡兵备道。它是清代川省五分巡兵备道之一,在嘉庆时辖重庆、绥定、夔州三府,忠州、酉阳两直隶州,石砫、太平两直隶厅(1829年改太平县),直至清季未改。②

清自道咸以来,局势剧变。国外列强咄咄逼人,使中国门户洞开,利权尽失。国内民变四起,先是太平军起,继则捻军、回民、苗人起义,朝廷八旗、绿营相继溃败,大江南北,非中枢所能控制。于是不得不靠起于民间、统于私人的湘淮军,荡平战乱,以成“同治中兴”之局。[1]从此,清朝原有的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一元权力结构一分为二,其权力重心,逐渐从中央下移到地方。[2]

清代的重庆,自咸丰时起,教案迭起,交涉日繁。逮同、光之际,中英《烟台条约》成,继又订立续增专条,门户由之启。不仅传教士日益增多,以考察商务为名实则搜集情报的冒险家们也频频前来,政务日益殷繁。而重庆开埠通商,事属初创,最难措置。①有关重庆开埠的详情参阅隗瀛涛、周勇著《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对清廷而言,重庆的开放不过是承沿海五口及长江各口通商之余绪。然对川省来讲,面临着“向无通商口岸,于征收支发一切章程均未熟悉,属僚中亦少谙习商务之员”的困难,川督刘秉璋遂要求“必须得所依据,始可仿照核办”。[3]因章程未定,对“如何改设关道,如何征收税项,按结造报,及请铸监督关防,开支各项经费”等具体问题尚不明确。[3]上谕要求总署咨明川督详奏。刘秉璋要求川东道台提前筹办,道台遂被委以重任。重庆开埠后,川东道台被任命为重庆洋关监督,兼办通商事宜。此后,不仅交涉事件尤繁,道台又兼统防军数营,还管理重庆旧厘局。此外,还有管理民政、防务、监督下属官员的职责。故周询论述说,道属辖境复广,自来政务,即称殷繁,尤其“重庆开为商埠后,道员监督海关,各国领事亦驻此,交涉事件尤繁,又兼统防军数营,并总管重庆旧厘局”,为清季重要官缺。[4]川东道台权力相应增大,职能也增多。

这时的川东,旱灾、洪灾、火灾不断,抢劫之案频仍,盗贼四处出没,对此“时局维艰”,时人颇有体认。在这段时期的《巴县档案》中,许多官吏以“邻氛不靖”、“沿街三五成群的恶丐”、“烧香会盟者所在多有”、“米价昂贵”、“钱价猛涨”、“开场聚赌”、“贩卖妇女”、“抢劫商号”、“川江水涨”等词汇来表述相对稳定社会的乱象。

质言之,在黎庶昌任职川东前,晚清政局发生了巨大变迁,此语境下的川东政务殷繁,交涉日亟,乏人治理。正在此语境下,朝廷任命黎为川东道台,委以重任,对他寄予厚望。

二、黎任职川东与创办洋务学堂

黎庶昌“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5]任职川东前,他参加过科考,上书言过事,也做过幕僚、知县、参赞、驻日公使等职,阅历颇丰。光绪十四年(1888),因“奏陈祀典措词失当,部议降三级调用”,经总理衙门奏请留任出使日本大臣。光绪十七年(1891)回国,经总署及李鸿章文疏请录前劳复原官。在《请开复黎庶昌处分片》中,李鸿章说:“窃查黎庶昌周历东西各国,洋务最为熟悉。”还特别提及黎在勘定朝鲜之乱中,因获悉日本情报得以比日先发制人,使事态平定。[6]经李的周旋,黎被授川东道监督重庆新关,于是“益感激恩以吏事报”。[7]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二日,上谕令黎庶昌补授川东道台,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到任视事。[8]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因病去职,黎在川东前后近四年。[9]

黎庶昌任川东道台时,重庆刚开埠通商,内政外交,政务繁剧,一切还须筹划办理,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从后来的实际情形看,他在川东道台任内政绩卓著,颇有作为,不负众望。创办重庆洋务启蒙学堂便是一例。对此,学界已有论述,但这些简单乃至错误的介绍尚不足以对他在近代教育史中的贡献作准确的评判。②参见黄万机前揭书第178—179页；谭佛佑《论黎庶昌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刊于《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3期；欧阳大霖《试论黎庶昌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实践》,《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0卷第1期（2008年2月）。谭佛佑将洋务启蒙学堂与黎庶昌创办的致用书院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是根本不同的,致用书院（后改名经学书院,后分出算学书院）是由东川书院于1893年添设经席,1897年改为此名。而欧阳大霖却将此洋务启蒙学堂的名称误为“川东洋务学堂”。因此,有必要依据原始文献对此进行详尽的考析。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起,与西方交往日趋频繁。战后即订城下之盟,通商贸易合法化,继而互派使节,互通音信,需才孔亟。要了解对方,首先要学习其语言文字。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在19世纪中期逐渐设立了一些官办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广州同文馆(1864年)等等。这些学堂不仅培养了很多人才,还翻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传播了西学知识,开风气之先。

重庆扼长江、嘉陵江汇合口,“水陆冲衢,商贾云集,百物萃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成为长江上游的商业和货物集散中心。[10](卷三)交通的便利,使得重庆与长江中下游联系紧密。正因如此,重庆受沿海开化风气影响也较早。所以,在重庆开埠前后,此地区已有人“言洋学”,“重算学”,且“平时肄习已不乏人”了。[11]故在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已有开设洋务学堂之议。这证明该学堂之设,乃时势使然。

推动洋务学堂创设最直接的因素是重庆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自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设立洋关后,西人前来通商贸易与游历者,日多一日,动成交涉事件。无疑,不懂西人语言文字问题是造成中外隔阂的根源。欲解决此问题,必须要有通洋务的人才,也要设法开通风气。黎曾游历多国,从事外交活动多年,深知洋务人才的重要。翌年,他在禀成都将军和四川总督文中,力陈创办洋务学堂的缘由:“窃维治事之要,贵在因时。方今中外通商,华洋互市,既与通使,文学不谙,性情相隔,语言莫识,志欲难知。遇有交涉之端,既不能□□□(引者按:因档案残损、残缺和无法识别的字一并以“□”标出,下文同)不能导而通之,一彼一此之间,所以易生疑惑也。二十年来,东南各省透参消息多□□洋务学堂之设,以肄习各国语言文字为要,考求制造为先,风气大开,颇□□。重庆水陆要冲,五方杂处。自上年间开设洋关,西人之来游历者,日多一日。地方人士,□□殊服,虽不免间有惊疑,而其通达时务之绅商,亦知华洋交涉,或为不□□□,以中外隔阂,亟宜设法,开通风气。”[11]在他看来,封闭时代已经过去,对外交往日益增多,语言文字不通易导致中外隔阂,遇到交涉事件,因语言不通而易生疑惑而启衅端。东南各省已相继设有洋务学堂,风气已开。况要学习西方的制造、天文等,必以文字为先。这便是创办洋务学堂的直接原因。

在绅商支持下,黎庶昌创办的洋务学堂于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初一日开堂。当时投考者五百余名,“因于其中酌选聪颖子弟以二十名为额”,入堂肄业。①这二十名学生分别是李萴图、徐芳、马国桢、黄圣炜、董发名、曾纪云、倪泽惠、陈正贵、王祥褚、王洪、赖学贤、金必昌、李国章、张兴邦、彭尔钧、李关石、龚立勋、游成名、蒋心璞、罗映辉。参见《巴县档案》，全宗6，目录6，卷5944。该学堂分语言文字与算学为两门。堂内设提调一员,西学、算学教习各一员,汉学教习一员,暂以洋关委员兼充。每日派定时辰,按时分课。届满三月,考试一次,如果功有进益予以奖励,不率教习者酌予遣撤。所有租赁学堂暨学生奖资、教习津贴、以及堂中购置笔墨书籍纸片各费,概由黎庶昌捐廉措办。

这些内容均在黎庶昌制定的《洋务启蒙学堂试办章程》中有详细规定。该章程共计十一条,对洋务学堂的名称、学堂职事、经费来源、生员来源、考试细则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其全文如下:

(一)创设启蒙学堂,拟专选渝城内外官商绅家十六岁以下聪颖子弟,□□□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地理、算法等,□□□□□应以此为门径,娴熟之后,果有心得,则测量之学,格致之理,制器之法,轮船、火器之用,皆可兼综贯,由此阶梯,故其名曰“洋务启蒙学堂”。

(二)本堂拟聘请娴熟外洋语言文字,及中、外算学者各一人入堂承充教习,暂时以洋关委员代办,每月各津贴银四两。然中国文字系其本源,未可荒废,富家子弟□□□师于习洋学之余,固可兼习华文。其无力者,恐不免顾此失彼,事多偏废。□□□师一人在堂居住,给束修银五两,专管堂规及学生一切。学生威仪不准流于□□□,其无力者准从受业,不另送束修。暂时以洋关委员兼充。

(三)本堂试办之初,经费皆系本道捐廉,即有肄业诸童□□□□□□□□□□入堂,宜限制以□□□□□堂,肄业者以十六名为额,□□□□□□□。

(四)渝城内外官商绅庶子弟,如有欲赴本堂习业者,本童父兄将该童姓名□□□地址,及父兄现习何业具结赴堂报名。本堂委员汇齐,定期面试作文,如果文理粗顺,字迹端正,评定甲乙,分为正取、副取二格,榜示本堂门首,俾众周知。入正取者即行入堂肄业,副取者暂候待补。

(五)本堂诸童肄业,每日定于十点钟到堂学习,四点钟散去。除礼拜日及三节例应给假外,皆须按日到堂,不准旷功,如有因病因事不能赴学,须由该童父兄赴堂请假。

(六)肄业子弟应用各种书籍,以及外洋笔、墨、纸张,凡初入塾时无论贫富发给,三个月考定后,即须本人自行备用。若实在贫而无力者,始由本堂付给。

(七)诸童赴堂肄业,每日由堂备饭一餐,其不愿食者,听。但既入堂读书,不无小费,应每人按月给予膏火银二两,均于十五日支付。

(八)渝城各署官幕聪颖子弟,于本堂额满之外,如有愿入堂副学者,亦听其便,不给膏火,该童亦不必另送教习束修。

(九)子弟肄业三个月期满,由本道考试一次,如果功有进益,应各酌加奖赏,以示鼓励,多则二两,少则一两,其旷功辍业,毫无长进者,不足教诲者,立予遣去。

(十)本堂系属试办,拟租赁民房,堂院务求门户紧密,窗□轩爽。为诸童肄业之地,不必重粗精饰,以节靡费。其本堂应用看门、水夫、厨人,俟开办时再行酌用,共数不得过五人。

(十一)学堂之事不可无人督率,应设提调一员,经理全堂内外事务,暂时以洋关委员充当,每月津贴银八两。[11]

此章程乃洋务学堂的纲领性文件,是研究黎庶昌的教育思想、洋务思想等的重要素材。从章程的规定看,考录生员、聘请教习、派定职事、筹措经费、考课奖惩等,均由黎庶昌主持。

不仅如此,学堂其他事宜仍由他办理。如学堂的经费,初由黎氏本人捐廉并委员经理,颇属裕如。当出使英法等国使臣薛福成“闻知此事,自洋贻书”,并鼓励“不可使中辍”。兼之重庆地方,尽管开放通商,地理位置也冲要,毕竟地处边陲,经费难措。为了长期坚持下去,他拟每月于重庆海关监督公费和洋税解费内分别提银六十两,每年合计银一千四百余两,永定为制。这一办法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充分肯定。[11]

再如学生的出路,也是黎庶昌考虑的事。他以为,应于三年后考核,择优者数人送入天津学堂、上海方言馆等处再加练习一二年后分派出洋。留在重庆的,如遇到西南数省扩充电线或开设机器局,可从该项生徒中酌量取用,使“学堂不为虚设”。为此,他专文禀报南、北洋大臣,李鸿章以为“自可照行”。刘坤一颇有微词:“惟上海广方言馆、金陵同文馆招取生徒,设有定额,限以年岁。前者上海学生亦只咨送总理衙门,并未派送出洋,嗣因总署所设之同文馆成材日众,已停咨送。如馆中肄业算学各生,其生监出身,文理较优者,咨经总理衙门奏明,准其一律择优录送顺天乡试,照办在案。现在上海学生因经费不敷,又乏出路,并以各省均设有同文馆,风气已开,业饬该局酌量裁减。金陵同文馆局面本小,馆中所课仅止外国语言文字,于西学本多,未备所请。该学堂三年后考送上海再加练习,自照可行。候行上海制造局查议具复,再行咨明总理衙门。”[11]刘氏认为上海广方言馆等的学生只咨送总署,并未派出洋,且同文馆学生已经很多,已停止选送。对于这些学生的出路,经总理衙门批准,如果是生监出身,且文理较优者,可以择优录送顺天乡试,已成定例。否定了黎庶昌奏请将学生选派出洋的方案。不过,同意考送到上海练习。由此可见当时洋务教育中的人才培养已初具成效,但经费缺乏,出路狭小。

黎庶昌还制定了洋务学堂的课程及时刻为:每日九点钟至十一点钟教习汉学；每日十一点钟后至一点钟教习洋学；每日一点钟后至两点钟开饭；每日两点钟后至四点钟教习算学；逢礼拜日专教习汉学。由此看来,该学堂的课程主要是汉学、洋学(即西学)、算学。从所学时间的长短看,略偏重“中学”。在黎氏所定的章程中可看出,他始终强调“中国文字系其本源,未可荒废”的观点。这正是“中体西用”的体现。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表相较,黎氏所办洋务学堂无论在学习年限、课程设置的全面或多样性等方面,稍为逊色①关于京师同文馆的课程设置,详见《同文馆题名录》,收录在章开沅《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04-318页。。

不惟如此,黎庶昌还不时到学堂亲自给学生授课,“或讲解东西洋各国概况,或讲授古文,并亲自批解学生文章”。[12]民国《巴县志》称他能为古文辞,“暇则为诸生讲授,循循如也”,深受学生喜爱。[13]

后来,黎庶昌还在该学堂中选拔十二名优秀学生出洋留学。为此,他特致函当时电报局询问赴英法的轮船票价。临行,他给学生作了长篇训话,详细讲述了航行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处理办法,以及介绍外国交接礼节等。他曾说:“铺盖全不必带,大皮衣亦不带。房间间有炉；若与大聚会,尤嫌太热。男子用行装,女子衣制,要华丽而正派,不必穿补子、挂朝珠,衣袖宜稍短,腰处宜收束。若如上海群妓装束,必为人所笑。西洋女子,多美丽而文,易滋弊端。故令诸生挈眷而行,用资约束。到后,谒见钦差出使大臣,后应如何位置,听候示下遵行。即在衙门外左右,另租小屋同住。诸生既能英语,雇用女仆,尤为方便。”[12]对诸生专业的选择,也提出了意见:“该生等此行,原为游历学艺而设。西洋艺术,门径多端,自应听其性之所近学习。而兵船、炮台、枪炮、铁厂、测量等属,尤宜切意考究,用收实效。黎监督之名,西洋各国人人皆知。重庆洋学堂之设,西人早传为美谈。幸勿辱身,以为监督玷。来去以三年为限。学成归国,或充翻译官员,或充通事,或襄助各商店办事,谋衣食,建功名,无投不利。”[12]这番训话,可谓亲切细微。

遗憾的是,洋务启蒙学堂在“黎去职,遂即停止”。[13]黎去任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一月,若从该堂正式开堂算起,至此不过3年多的时间。尽管时间不长,但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重庆洋务学堂之作用与意义

黎庶昌创办的洋务启蒙学堂,属于近代洋务教育范畴。在近代教育史上,洋务教育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其一,洋务教育是对魏源等开明人士提出的“师夷”主张的延续和实践。中国传统教育是与封建专制制度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作为培养社会精英的集选官和育人为一体的传统教育,自明代以后就形成了封闭、保守、僵化的体系。当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以魏源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科举、改革教育的时代课题。但是,囿于时代及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的主张主要还体现在思想层面。洋务教育就是对这种主张的实践。其二,洋务教育是适应时代需要的。随着与西方交往的频繁,洋务日渐增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孔亟。在此情势下,洋务派官僚非常注重提倡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并设立了一些中国近代最早的由国家办理的洋务学校,不仅培养了很多洋务人才,还翻译了大量的西学书籍,传播了西学知识,开风气之先,其历史作用是明显的,应给于充分肯定。

遗憾的是,无论在近代史还是教育史研究中并未做到这一点。郑观应在1892年曾批评道:“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请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语言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14]这一评价,若从办学的效果而言,是合乎实际的。但是,方言馆、同文馆等的课程远不止此,其功能亦不限于教学,还涉及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西方文化知识、甚至收藏大量书籍,保存和延续了部分文明成果。①以京师同文馆为例，其课程除郑氏提及，还有医学、国际法等，且翻译和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对于传播西方文化知识，或从其藏书的文献价值方面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见章开沅前揭书，第304-318页。从开风气的角度审视,在守旧顽固势力还非常强大的历史条件下,这尽管只是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而言已经是迈出了“一大步”了。毕竟这是第一次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学校教育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在封建教育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编写者却以郑氏言论为洋务教育失败之据②尽管陈景磐仍肯定洋务教育的部分积极作用，但是主要是否定为主，肯定的部分主要出于“辩证法”这一方法论的需要，参见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96页。。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或者等同洋务运动的失败是过去学界通论。撰写近代教育史的学者当然亦作如是观。在此语境下,洋务教育自然难逃厄运。这是种逻辑的推理,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具体的分析。诚然,甲午战争失败与洋务运动有联系,但洋务志士的所有努力并非在战争中付之一炬,如洋务教育培养的人才在此后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工程需要从长远利益着眼。因此,不仅要肯定洋务教育,而且要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殊不知,作为旧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不仅兴办了大量的工业,还“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大批近代科技人才,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创建新式军队、加强海防等等”,为“中国的工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使封建的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这一点正是洋务运动不容抹杀的历史作用”。[15]

黎庶昌创办的洋务学堂不仅在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那里备案,还禀请南北洋大臣和总理衙门批准备案。各级大员反映强烈,对其赞誉有加。成都将军和川督称赞黎庶昌:“留心洋务,通达治体,实堪嘉尚,如禀立案。”[11]北洋大臣李鸿章赞其:“办理甚为妥协。”[11]南洋大臣刘坤一认为:“该道捐廉创设洋务启蒙学堂,培植人材,冀开风气,殊堪嘉慰。”[11]朝廷要员对黎庶昌创办的洋务学堂是肯定的,支持的于此可见一斑。

该学堂不仅培养了大批洋务人才,倡导新学,直到宣统时渝城“士林到今称之”[7]证明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民国《巴县志》评论道:“清光绪十八年,遵义黎庶昌备兵川东,创设洋务学堂,拨取颖秀之士凡二十人,肄业其中,习中文,英文,算学三科,重庆之有学堂自此始。”[16]充分肯定了黎庶昌无法抹杀的开创之功。该学堂打破了重庆传统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新教育的兴起打开了一个窗口。

当然,不能因此无限制拔高黎庶昌创办的洋务学堂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当时很多省皆有同文馆,风气已开,且普遍存在经费和学生出路的问题。重庆洋务学堂不过是这种风气的延续。黎在该学堂的章程中冠以“试办”,对后来的结果不幸言中。他无法彻底解决好学堂经费和学生的出路等这样的普遍性问题,尽管得到官方肯定,仍然无法改变该学堂后来“中辍”的结局。

[1]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M].北京:三联书店,1997.26.

[2] 杨天宏.咸同时期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4).

[3]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Z].北京:中华书局,1958.2776.

[4] 周询.蜀海丛谈[M].成都:巴蜀书社,1986.61.

[5]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6.

[6] 邱迎春.李鸿章全集[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2574.

[7]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卷):清6-7-621[Z].

[8]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卷):清6-6-153[Z].

[9]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卷):清6-6-1819[Z].[10]王尔鉴.巴县志[M].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1] 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缩微胶卷):清6-6-5944[Z].[12]黄万机.黎庶昌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78.

[13] 向楚.巴县志[M].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14] 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Z].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

[15] 姜铎.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J].新华文摘,1993,(1).

[16] 巴县县志办公室.巴县志选注[Z].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