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古今，弘扬传统——樊星先生“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对话研究及启示<br/>

融通古今，弘扬传统——樊星先生“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对话研究及启示

2011-08-15邓心强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 2011年3期

关键词：当代作家当代文学作家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融通古今，弘扬传统
——樊星先生“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对话研究及启示

邓心强

（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樊星教授治学20余年来，不断致力于古、今文学与文化的对话及融通，多年来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实绩可嘉。其研究历程总体上经历了90年代初“当代小说与传统文化”研究、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学处境及民族性问题”研究、近五年的“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研究三个主要阶段。其治学精神、学术意识及研究方法等均能给后人很强的启示，值得当代学者思索与借鉴。

樊星；融通古今；弘扬传统；研究历程；治学启示

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白话文取代了传统文言，实现了从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历史性转变；文艺大众化运动逐渐向红色文学过渡，文学一度沦为阶级的工具和政治的奴婢；80年代文学渐趋独立，多元文艺思潮风云激荡；90年代随着商品经济浪潮的涌入、全球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以及新兴传媒的带动与冲击，文学突然退居边缘，不再成为社会的重心和时代的宠儿，日益走向大众化与世俗化。

而当代文学之所以呈现杂语纷呈、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在于文学传播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强烈冲击，大批读者的兴趣和焦点转向图像；另一方面从文学接受来看，大批新产生的作品尚未经历时代的淘汰和读者的检验，形成经典尚待时日。因此，当代文学陷于尴尬境地，也不及五四前后的现代文学被人追捧、受人尊重。然而，纵观三千年中国文学史长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的浪潮永远会奔涌不息，试问中国当代文学暂时低迷的原因，或许其自身实绩并不为人深知，读者的关注焦点发生了转移；或许它的发展正处于历史的节骨眼上，正寻求新的方法以求突破和迈进。然而，当代文学的被冷遇，恰恰为新的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当代各种创作经验值得后世传承并发扬光大，各种教训也急需及时总结与分析。这是当代作家、评论家和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

武汉大学文学院樊星教授是国内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知名学者。从文革中的知青生活到80年代读研并留校任教，他切身体验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在70－80年代改革前后的沧桑巨变，感受到80年代西方思潮涌入后国内文学界的不同流派之变化，作为与时代共同成长的学者，他由此产生了对当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凭借着敏锐的分析眼光和文学的直觉感受，他时时留意并洞察各种文学现象，关注并剖析当代文艺界产生的各种文化事件。二十年来一直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成就斐然，先后发表当代文学研究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1997）、《世纪末文化思潮史》（1999）、《别了，20世纪》（2001）、《当代文学与多维文化》（2005）和《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2007）共五部，成为国内当代文学界著名的研究专家和各级刊物的资深评论家。他治学勤奋，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以其长期对作品的直观感受和审美把玩及独到的分析现象视角、精准的评论问题能力，走出了一条立足当代作家、扎根当代作品，进行中西对话和古今融通的学术之路。

一、研究路径与学术成果

（一）研究的阶段与实绩

纵观樊星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丰厚学术成果，其对当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大致有如下几条路线：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当代文学与当代思想及文化精神；当代作家作品与外国文学；当代文学之“意象”研究；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及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等。其学术视野相当开阔，脚踏中西，横跨古今，既有自己的研究领地，用实绩不断开拓，也具有学科的前沿性，和中国当代文化及现实问题紧密结合。

当代文坛主要由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支撑，新生代作家也成崛起之势，他们更多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关系较为隐秘和间接，往往不为人所关注。而樊星的这一研究视角在学界尚不多见，其研究实绩格外引人注目，值得总结。自1989年至今，樊星一直在陆续从事着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积极融通古今，从未中断且在不断走向深入。在20年中可大致分为先后相续的三个阶段。

一是1989年至1999年，这前十年可为早期，围绕“当代小说和传统文化”专题，相继发表了“政治之道”、“酒神精神”、“惨烈人生”、“神秘之境”、“找乐心态”等7篇札记。二是1999年至2002年中间四年，紧密结合世纪之交的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和脉络，围绕社会急剧转变中的当代文学的命运与处境等，就“当代文学与民族性”关系进行研究，先后在《文学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文化精神》等文章，还相应地发表了系列学术评论，其中传统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和哺育是一大视角。三是2003年至2007年近五年，其参照系从早期范围较广的“传统文化”走向相对集中的“古典文学”，就“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研究，先后发表了近10篇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视野开阔，举重若轻，有历史性的对话，如唐代、宋代、元典、明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有专题典籍性的融通，如《诗经》、《楚辞》、《庄子》、《红楼梦》、《水浒》、禅宗与当代文学；还有宏观性的分析和通论，如《新生代作家与古典诗词》等。至2007年，樊星在《江汉论坛》第1期上发表《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一文，表露了作者多年潜心从事古、今文学融通与对话研究的心迹和历程，也对前期研究作了系统的回顾和总结，算是先生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一个小结。但并未终止，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文学现实还会滋生新的话题，活水源泉，富藏深藏，还会不断提供新的启示和角度，先生的探索还会继续下去。

（二）传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的体现和延续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樊星先生就着手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小说中的体现和延续。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而延续不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虽然社会制度和人伦规范由古典向现代过渡，但属于民族传统方面的文化精髓却始终保存至今，并在炎黄子孙的血脉中继续流传，这在现代文学作品也有鲜明体现。早期樊星的“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系列札记即是从这一角度来进行的。美食的文化魅力、食与礼、食与门户宗派等关系在陆文夫的《美食家》、孙鸷翔的《野厨》、《阴阳鱼》等中有鲜明体现。而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是乐感文化，找乐心态诸如吹牛、醉酒、幽默、婚丧等都通过当代小说得以承传和延续，这和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及生活的态度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贾平凹的《古堡》、阎连科的《斗鸡》、王滋润的《鲁班的子孙》等当代小说展示了诸如十二生肖、动物崇拜及预感的灵验等“神秘之境”，读者也可窥视出人生、宇宙的无穷魅力，看到祖先崇拜和传统宗教的渊源。此外，诸如周作人散文《酒的起源》、谌容《散淡的人》及叶蔚林《酒殉》等体现出的酒文化，周大新《家族》、韩少功《古船》中体现出的逆来顺受、封建家长制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均沟通了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古华的《芙蓉镇》、刘震云的官场小说以及周梅森的系列中篇等生动地折射出中国的家族政治、奴化心态及经营权术等政治文化。可以见出多元文化在当代文学中的复活。

樊星从当代种类繁多的作品中，全方位进行文化的分析，沟通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关联。衣食住行到心态、人性乃至政治等，无不进入其考察视野，其研究为新生的当代文学和积淀悠久的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了桥梁，不断进行古、今的对话和融通，既为当代小说寻找文化的含量、开掘文化的底蕴，同时也以当代小说作为载体，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种种体现和变异。这些都基于樊星对参差不齐的当代作品娴熟的把握和细致的品读基础上，其相关的系列论文为读者打开了欣赏当代小说的又一扇窗口。

（三）当代作家的民族意识与传统的民族精神

分析当代作家高涨的民族意识，全面挖掘当代作品中体现出的传统民族精神。当代文学的“寻根成就”极为突出，其中弘扬的民族精神、体现出的作家民族意识也值得开掘。这是承传20世纪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作家不断寻找被政治因素遮蔽的民族精神和文学传统而来的。

一是儒、道、释主流支柱文化的弘扬。儒、道、释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陈忠实的《白鹿原》、郑义的《老井》等体现出的儒家精神、阿城的《棋王》、《树王》及贾平凹《浮躁》等包含的道家精神，范小青的《瑞云》、《牵手》和史铁生的《老屋笔记》等小说彰显出的佛家精神，都可看出当代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对传统文化作出的思索和开拓。二是承传古代，来研究“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在古代文学中格外鲜明，诸如山水诗、边塞诗和市井小说即是明证。樊星先生着力分析京味小说、天津故事、秦淮系列、长江楚风系列等的不同特色，就当代文学中怀旧氛围、乡土气息等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价值和意义作出了全新思索。三是开掘传统审美意识，如道家的“空灵”风尚、楚骚的“精采绝艳”、禅宗的“梵我合一”等在当代作家笔下是如何被实践和弘扬的，以及王蒙、莫言、马原等新潮小说、试验戏剧是如何体现出对民族审美意识的向往的——这些都有力地抵抗了西方现代派对中国当代文坛肆无忌惮的侵蚀和渗透；四是当代作家既继承传统文体却又不断在开创和发展，如王蒙对“诗情词意”的追求，张承志、迟子建对诗化小说，何立伟对绝句小说，韩少功对新骚体小说，都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和新变等，这种研究极大地激活了不为人所重视的当代文学，充分肯定了当代作家默默的耕耘和他们的创造力，也可看出当今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所作出的贡献。

（四）中国古典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哺育

由于时代原因，当代作家的古典功底天生不如鲁、郭、矛等前辈深厚，加之文革的致命摧残，对古老传统的打压、对求学机遇的剥夺，这一切致使当代文学中蕴藏的古典文学影迹并不那么显著，甚至常为人忽视和淡漠。然而却总有那么一批作家——无论是解放前成长起来在新时代继续创作的老作家，还是新时期在西学冲击下执著对古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新作家，依然积极而主动地从古典文学中不断吸取创作的养分。他们的作品在题材、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深受古典文学的深刻影响，他们处于古今、中西交汇的转折点上，走出了兼容并蓄的新路子。因此，就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融通和对话，不仅可以填补学术上的空白，而且对激活传统、培植新秀、总结创作经验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樊星的研究使这一线索格外鲜明。如当代新诗的建构离不开古典诗词的滋养是一条铁的定律。他认为，从毛泽东在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的主张到郭小川的“新辞赋体”创作，从杨炼在《易经》中获得了智慧的组诗《自在者说》、《与死亡对话》，王家新从国画中悟得了诗情的组诗《中国画》，以及舒婷的师法李清照、秦观，顾城的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都显示了古典文学对当代诗歌的强大影响。这些风格不同、精神相通的诗歌共同体现出中国当代诗歌与古典诗歌的深刻联系。此外，樊星就“古典”与“当代”广泛进行踩点研究，前后涉及不同朝代、经典作品和杰出作家等的个案和专题，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五）关注传统继承上的新变，善于发现并培育时代新人

樊星研究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学中的承传，古典文学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时，并不是静态地置传统为强势一方，而是充分地开掘“传统”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怎样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是如何在当代作家笔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他聚焦于承传中的“变异”研究，这种动态考察更加符合文学发展的规律。比如他分析当代作家继承传统文体却不断地开创和发展，汪曾祺、贾平凹、孙犁和李庆西等人的新笔记小说则是传统笔记小说的延伸和新生，是散文化小说的典范。正是“这些作品代表了世纪末的中国文学达到的艺术新境界。他们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是电视和报纸不可能取代的。”［1］打破传统文体的界限而实现多体的互动和渗透，从而创生不拘一格的现代文体。可见，中国当代作家并非仅仅是重复古人的声音，也不是只跟在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既融汇中西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又汇融中国古典文化各家精神、各种审美思潮乃至尝试各种文体创造方面上下求索。”“把中国的遗产和外国的良规结合在一起，融合新机而不拘泥于传统，使民族的文化传统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乃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

此外，他反复将舒婷的朦胧诗与古典词人、经典词作进行的类比和对话，足可见出舒婷创作的别样风采来。他思考为什么李商隐的朦胧和神秘成为了新潮小说不约而同的偏爱，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当代作家“将祖国传统的神秘主义诗歌遗产与现代西方文学的神秘主义思想熔于一炉取得的成果。”［3］

这种“新变”面貌在当代作家中除了表现为融合中西成为百家之长外，还在于内部文化因子的融通、互动，将传统之“老酒”装入当今时代的“新瓶”中“摇晃”，如分析凌宇《重建楚文化的神话系统》一文中，对楚文化精神的解读既融入了楚文学传统也开掘了地域文化的矿藏，“这样的成果才是具有建构中国特色的文学评论话语的正道。”［4］。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对后世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甚至普遍意义；同时，传统相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又具有保守的一面，同化力和排它性比较明显，其落后的部分需要淘汰和更新，这种变异恰恰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头戏，樊星把握住了研究的命脉，都做得很出色。

二、治学方法与学术启迪

（一）自觉地批判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在当今社会，批判地继承传统、自觉地弘扬传统，主动而勤勉地向中国古圣先贤学习各种思想资源，积极而有意识地向古典文学借鉴创作智慧，是当代学者应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樊星先生多年来的这一研究，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和榜样，其学术追求和造诣、治学态度和方法、文学观念和原则等，都值得当代学者思考和借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上公认的从未中断的古文明之一，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得以千年不衰、延续至今的动力与源泉，也在不同时期为西方乃至世界文化界提供了参照和启迪，其顽强的生命力、不断演进的弹性空间、海纳百川的包容性、留有余地的张力等等，充分显示了它具有值得当代社会不断弘扬的内在品格。如今，中国若要进行民族复兴伟业，必须尊重和弘扬自身的优良传统，而非一味地在20世纪西化运动中失去信心，在全球化浪潮中迷失方向，武断地、盲目地怀疑传统，或一味地疏忽、批判传统（尤其是其中潜隐不为人察觉却最显古人创造力的部分），最终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如今，当代学者因成长背景和学术旨趣的不同，也呈现出多元格局，不论是致力于西方思想、文化研究的专家，还是从事于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研究的学者，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在西化的浪潮中，在现代化的追逐中，淡漠传统、疏忽传统乃至背弃传统者并不少见，正如近年来全力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王文生先生所言：

“三千年的中国文艺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思想、经验和理论，但多以诗人玉屑、琼林隽语的形式包括在诗话、词话、书札、序跋、乐论、画论之中，而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中国拥有比任何别的国家更多的美学资料，更精深的美学理论，却像含金量极高的富矿，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发掘、开采和提炼。”

“部分中国美学研究者在完全不懂这些既像万花筒、又像走马灯的末流美学的内涵，也弄不清它们在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起过什么作用，实质读不懂它们那稀奇古怪的话语的实质内容的情况下，一个劲儿地把这些美学垃圾视同拱璧，写出一篇又一篇自己不懂，也不让别人懂的介绍文章和讲稿，让它们充斥于报刊杂志之中，把它们宣讲于大学课堂之上。”［5］

个中隐患确实堪忧。由此可见，像樊星先生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地融通各种当代作品，游走于古代世界和当今现实之间，不断进行钩沉、爬梳、比较和对话工作，其精神尤其可嘉，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其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

并且，樊星一次次为当代文学寻根，从无数的作品中嗅出潜藏的传统文化因子和新变元素，足可见出他本人对中国本土文化资源的热爱和青睐。但治学研究并非个人兴趣爱好所可替代，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既有赞赏和肯定，也有批判和否定，如对当代文学民族性变异的认识［6］，对当代小说中体现的政治之道和惨烈人生的思考［7］等皆充满批判之意和忧思之情。同时，樊星在融通古今的过程中，并不排斥中、西对话，他不属于国粹派，不盲目地坚守民族主义的立场，相反他以宽广的心胸吸纳西方文化中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的部分，在兼容并蓄的文学观中去肯定作家的创作才华，弘扬作家的文学智慧。应该说，这种研究于表面看似冷静、理智和客观的分析、论述之中，融合了樊星先生的学术创见，含而不露，十分巧妙。其研究既是对中国文坛现象和当下问题作出的回应和思索，也是对我们现实处境作出的某种反思与拷问。它既是一次次的“文化寻根”，更是今人不断向古人寻求智慧的探索与尝试。

（二）活跃的研究思维和开阔的治学视野

近20年来，樊星对当代文坛上的各种前沿信息十分关注，快捷地吸纳，海量地掌握，从中进行思索和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积极开拓自身的学术领域。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需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去和古人进行对话不同，研究现当代文学可以接触到不同文学新现象、时代新问题和文艺新信息的刺激与启迪，需要不断阅读大量的作品才能融会贯通，正是不断地有活水的流动与滋润，樊星老师的心才永远保持鲜活而明亮，其研究的思维也永远是那么地活跃和清澈，这直接影响到其治学视野的开阔，决定了其在学术攀登中的步伐。

对此，我们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樊星先生揭示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之间关联的路径绝不单一，而是多种多样，全面开花。比如就当代作家如何从传统中寻求创作的灵感和思路；传统思想为当代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某种滋养和借鉴，作家又是如何在学习、吸取中进行转换、更新和推进的；当代作家如何在题材上学习传统，寻求契机和切入点，或古为今用，活学活用；当代作家在民族精神和审美意识等层面上对传统的继承；当代作家在作品语言和风格方面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当代作家在文体方面对传统文体进行试验和更新，表现出融通和超越的一面，不一而足。其次，樊星先生虽然立足于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联的揭示，但也时刻不忘比较同一作家在中西文化面前的抉择和取舍，兹不赘述；再次，其所论“当代文学”并非仅限于创作，还包含“当代批评”，各种评论著作也进入其关注和研究的视野。比如研究《易经》与当代文学，重点分析了青年评论家胡河清的文学评论；研究《楚辞》与当代文学，涉猎了李泽厚、高尔泰等美学家在评论个性和语言风格诸方面对骚体的承传；研究《红楼梦》与当代文学，将政治领袖毛泽东的红学评论，刘心武、王蒙等的红楼研究也纳入视野。先生一方面引用评论家的心得和成果来作为例证，另一方面分析古典文学对评论家及其作品的各种影响等，这就突破了单纯的就作品来言作品的研究模式，这需要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进行综合研究。这对研究主体提出了较高要求，而樊先生游刃有余地奔波于“作品”和“评论”之间，突破了单纯的作品感受和品鉴，超越了纯粹文本的把玩和审美，极大地开阔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因而能得出常人倍感新奇的认识和结论。此外，樊星先生还非常推崇“文化评论”并身体力行地写作，他多次主张打破学科分化造成的专业壁垒和视野狭窄，倡导文、史、哲的互融和跨学科研究［8］。

（三）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会直接决定学术成果的质量和品格，在从事这一视角的研究时，樊星先生所运用的方法灵活多样，齐头并进，不拘一格，这是其多年耕耘取得全面丰收、系列力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近20年来围绕古、今文学融通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樊星先生从事当代文学多维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途径，也贯穿于其课堂讲解和平时教学之中，具有很强的融通综合性。突出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知人论世法。即分析文学作品必须首先了解作家的自身特点和其所处的时代氛围、社会环境等，这是评论作品的前提与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批评方法之一，它在樊星的学术研究中屡试不爽。比如论析钱钟书与《宋诗选注》：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有的因为虔诚接受了简单化、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洗脑而一度迷失了自我；有的因为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而饱经忧患；而钱钟书这种既借用一些流行的政治术语，又不忘保持良好的文学感觉和丰富思想的尝试，则堪称那个年代里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尽量保持微妙平衡的‘第三条道路’吧。”［9］

他把批评家纳入特定的时代中去，并在比较当中来评析，结论就相对中允而不至于偏颇。由于作家大多数都生活在当代，传播途径较为灵活，各种资料保存完好，对及时把握第一手信息极为便利，知人论世法便有效地沟通了作品、作家和社会三个方面，更易贴近文本的涵蕴。樊星常将当代作家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求学背景、人生阅历、性格气质、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观念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审美意蕴、风格特征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有效地实现“人”与“文”的互文、碰撞。如剖析毛泽东青睐《红楼梦》，以及他为何同时喜欢李白和李商隐诗词的原因时，就是从领袖处在不同时代的政治策略、现实需要着手的；分析郭小川在文革中创作出众多壮丽颂歌的另类原因，他着眼于分析诗人在反右倾运动中的心路历程；谈韩少功作品中的禅宗情结时，即从其90年代的经历入手，来看作家寻根热潮过后的思索等等。

2.互文研究法。互文法的运用极其灵活，既可以是同一作家不同类别、不同阶段作品的互文，也可以是同一时期不同作家之间的互文，还可以是作家与评论家的互文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众语喧哗”的对话场，各个因素彼此照应，共同为观点作出某种支撑，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纵观樊星的研究，其互文法运用得尤其频繁和成功，谓之出神入化，毫不为过。

大体来说，其读书视野和研究过程中极为关注的因子有：文本中的语言；作家访谈；作家回忆录；作家自述与创作谈；作家人物传记；当代影视作品；评论家看法等，它们被娴熟地运用于研究者笔下，或陈述，或旁证，作家的所做、所想、所说，评论家的分析、评论，前人的认识、看法，樊星自身对作品的感受、细读和之后进行的探究、总结等，三个方面构成一个话语场，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令人信服。

读樊星这方面的论文，给读者深刻的印象是，他颇似一位高明的将帅在调兵遣将、临阵不乱。樊星对很多评论家的分析和其著作中的观点了如指掌，如数家珍，诸如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李泽厚《美的历程》及王蒙、刘心武的红学研究等等，樊星先生也不断地从这些经典评论著作获取灵感和火花。而作家人生心迹的直接表露和创作初衷的坦诚表白等，都为其分析提供直接的思路和启发，成为其行文的直接证据。比如研究当代文学与禅宗关系时，他大量引用高行健的创作谈，作为理解其《八月雪》等作品中情节和思想的入口等。

3.比较研究法。这与以上两法共同构成樊星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三驾马车”，在《略谈当代文学论文写作的新思路》一文中，他就集中提示了五种比较思路：“一是中外文学比较的新路”；“二是现代当代文学比较的新路”；“三是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乃至古代文化比较的思路”；“四是当代作家之间比较的思路”；还有一种是“于比较中发现不足，由此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10］。这其实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总结。

樊星在分析各种文学作品时，比较法可谓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如：

“《桃之夭夭》的主题，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那也是一部描写混沌而坚韧的平凡人生的力作。但《桃之夭夭》的色调是明朗的，而《许三观卖血记》的色调则灰暗而

深沉。然而，二者同样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此外，分析杨绛《洗澡》的思想意义，分析“陕军三将”创作的不同等等，运用的都是比较法。正是这样在比较中对作家、作品作出定位和评析，从中挖掘出作家创作的个性和新变，而不是机械而武断地谈论高低优劣，才确保了其研究的客观和公正。

樊星先生的比较法常常和互文法同时使用，二者相得益彰。比较的价值在于“同中析异”，发现作家作品独特的个性。比如黄裳散文的特点就是在比较中确立的，“比起秦牧那样的文化散文，多了一层士大夫的沧桑情怀，比起文革后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则又显得古朴些。”［11］贾平凹和孙犁都是擅长描写女性的高手，笔下女性的千姿百态都承《红楼梦》而来，但前者最初师法后者却又融入了个人创造，其笔下的女性比起孙犁笔下勤劳贤淑的女性来说，明显多了一层好逸恶劳的色彩。又如：“对于王蒙和刘心武，《红楼梦》有时是借古讽今的镜子，有时又是文学创新的力量之源。比起孙犁、刘绍棠、贾平凹、李准在描绘乡村女性的突出成就来，王蒙和刘心武显然更注重社会与人性的思考。”［12］即是一种拉通的综合式比较和作品之间互文的结合，集中凸显了当代不同作家承传同样一部《红楼梦》后的新变与相异。

（四）立足文本，品鉴与批评融于一炉

樊星的研究扎扎实实建立在对作品广泛而深入地阅读和有机地融通论述的基础上，先生习惯于以个人良好的文学修养以及敏锐的审美感知，从众多作品中进行分析、提炼，从中概括、升华出某种具有共通性的问题或规律来，结论的生发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任何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要有开阔的阅读视野，尤其是直面文本、不断建立感性经验的积累。理论与规律一旦脱离了文本活水的滋润，未免显得干巴和苍白，单纯停留于作家或社会研究而不是从大量作品中浸泡得出结论，只能算是文学的外部研究，终究难以登堂入室，一窥文学的奥秘。而只有作品的初级阅读而不去进行钩沉、提炼和归纳，也无法建构系统的文学观。而樊星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做得都极为出色的。对于当前许多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学人来讲，普遍存在根本不读作品（或读得不全、不深、不广）就敢大发议论、狂放阙辞的现象，仅仅凭借一知半解或若干理论就姑且“论文”者，比比皆是。这种不务实的轻浮做法具有败坏学风的负面效应，值得警惕。这些学者可从樊星先生的读书和论文中获取某些“秘方”。

众所周知，研究当代文学是件累活儿，文学生产途径扩大，作家人数众多，作品类别广泛，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作家中，有老当益壮的前辈，有初出茅庐的新生代，而作品也不再限于纸质媒介，网络传播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单就出版机构的年度统计，每年出版的小说就达数百余部之多！而研究者必须统揽全局，对文坛新近发生的动态及时关注，对各种文学现象和文艺问题立马进行分析和盘点，有些不仅要知“面”，更要踩“点”，不仅要泛览，更要细读。而从事古、今的融通和对话，还需对古典文学了如指掌，这的确需要极大的工夫！对研究者也是一种挑战。数十年来，樊星教授躬耕于古今、中外之间，养成了颇有节奏的作息规律和勤奋读书的阅读习惯，每天大量阅读新出的作品，捕捉当代文学各类信息，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还是先看这段高度概括式的文本分析吧：

“于是，我们才可能看到这样的文学景观：汪曾祺将学习《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的心得融为一体，并将那心得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以及屠格涅夫、契诃夫、都德那些散文化的小说再融合在一处，从而创造出了当代散文化的小说的一批精品……贾平凹从陶渊明、司马迁、韩愈、白居易、苏轼、柳宗元、曹雪芹、蒲松龄风格各异的创作中发现了‘一脉相承’之处，那便是‘反映的自然、社会、人生、心灵的空与灵’，将这样的体会与学习鲁迅、废名、沈从文的心得，接受泰戈尔、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的影响再融化在一起，他的‘商州世界’因此古朴又空灵。无论是《商州三录》那样的‘笔记体’，还是《废都》那样的‘当代《金瓶梅》’，或是《瘪家沟》、《龙卷风》那样的“志怪体”，他都写得左右逢源，成为当代在古典文体的试验方面取得了最丰硕成果的作家。”

只有建立在大量文学作品直接感知的基础上，才能从比较中发现当代作家的文体革新。不仅如此，樊星对作品的评论和鉴赏常常融为一体，其文笔具有一种诗性的灵动之美：

“这，就是黄永玉的文风：嬉笑怒骂，五味俱全；犟拧典雅，异彩杂陈；信笔所至，妙语连珠；不讲章法，浑然天成；牢骚与智慧相映成趣，粗话和妙语比翼双飞。这样的文风，很自然能使人联想到屈原的狂放与奇崛。当然，黄永玉毕竟是黄永玉。他不像屈原那样因为政治的失意而绝望。”［13］

类似对作品陶醉式的品鉴，迥异于那些追求纯粹冷静、客观的文风，也有别于常人把品鉴和批评二元对立化的研究范式。正是作品的审美性赋予了研究者无穷的灵性，其思路不至于板滞，其感受不至于严肃，其文风不至于艰涩。从樊星对作品的把玩和回味来看，他是在用满腔的热情去和作家谈心交友，他是在用整颗心去和作品进行灵魂的碰撞，因而其文笔也就别具个性与魅力，其研究也就匠心独运。

樊星先生近20年来积极从事融通古今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成绩显赫。分析其对待传统的态度和作为，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均能给当今学人很多的启迪。让我们期待先生宝刀不老，拔剑出鞘，奉献更多精彩的成果吧！

［1］樊星，全球化时代的文学选择［J］.文学评论，2000（1）：45.

［2］王庆生，樊星.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J］.文学评论，1999（4）：34.

［3］樊星.唐代文学与当代文学［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4）：40.

［4］樊星.＜楚辞＞与当代文学［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95.

［5］王文生.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13－14.

［6］樊星.新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回顾与思考［J］.文学评论，1999（4）：27－34.

［7］樊星.惨烈人生——当代小说与中国文化札记之五［J］.文艺评论，1999（1）：24－29.

［8］樊星.走向文化评论［J］.语文教学与研究，1996（6）：4.

［9］樊星.宋代文学与当代文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5）：61.

［10］樊星.略谈当代文学论文写作的新思路［J］.高师函授学刊，1995（3）：26.

［11］樊星.明代文学与当代文学［J］.广州大学学报，200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