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晶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孔雀》:一个女性的理想开屏

王 晶

(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电影《孔雀》演绎了20世纪70年代末北方某小城的一个普通家庭里三兄妹的成长与梦想,其中的姐姐最为突出。影片中的姐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有着自己的梦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姐姐对男权社会坚决抗争,对俗世规约执拗抵抗。虽然姐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却一直未向世俗低头,并在男权社会之网下活出了真实的自我。

《孔雀》;姐姐;女性;理想

影片《孔雀》讲述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平凡家庭中的三个年轻人各自的一段生命历程与生命状态。影片的三个故事涉及到大大小小的人物有十几个,但只有姐姐几乎与所有人发生了联系,哥哥和弟弟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丰富着姐姐的情节发展,如此,可以说《孔雀》是一部女性叙事影片。影片中的姐姐看上去纤弱清秀,有一种清教徒似的气质,其实内心刚烈执拗,她永远不会向现实妥协,为了梦想可以飞蛾扑火,决绝地与父权作斗争,她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一、觉醒的女性主义

关于“女人”在父权压制下的反抗人们早有认识,女权运动自18世纪末开始以来就不曾停止过。美国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使得女性主义发展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批评力量,她在书中对父权制文化做了有力的批判。在她看来,父权制是无处不在的。而她所说的性政治,是指在两性关系中,男性用以维护父权制、支配女性的策略(反过来说,清除女性在这一关系中的附庸角色,同样也是一种“性政治”)[1]。因此,父系社会以来,女性便一直被压制,仿佛她们的女性特质是与生俱来的。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说过:“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2]因为她认为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桎梏能决定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能产生出这居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而女性之所以处于附庸的地位是因为男权制文化用布满陷阱的文本掩盖男性沙文主义的本性,并再现了男人为女性描绘的虚假现实,也因此女人在男权文化中是“匿名”和“缺席”的。波伏娃不仅在书中详细解释了女性成为仅次于男人的“第二性”原因,还进一步阐明女性应该树立独立的人格,从男权社会的无语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在现实社会中,确实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屈从于父权的统治,不少女性在内心深处拒绝着父权权威,并在有意无意中背离父权社会为其规定的身份角色。对社会中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来说,她们不想接受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于是抗争便不可避免了。

女性主义学者罗婷认为西蒙·波伏娃女性主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倡导个体的女性价值理论。女人作为和男人平等的人类的另一性别,与男人一样,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具有相同的能力和潜质,可以发展和超越自我。女性的价值同男性的价值一样,女性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它通过每一女性个体现实、具体的行动来衡量[3]。因此,对那些从来就不甘于屈从自身的处境的女人来说,在历史的长河中时时有着她们的抗争,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爱情生活中,都有她们艰辛的努力和实现自我的梦想。《孔雀》这部影片就是以女性为第一视点的,其对女性角色的诠释正是对父权制度下女性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奋起反抗的另一种呈现,它不仅让观众体会到了父权社会下青春女性追求理想,抗争命运,却总是遭受打击的无奈,而且深刻领悟了女性的坚强不屈和她们努力实现自我的精彩。

二、抗争与裁制

(一)难以张开的伞

故事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刚刚得到精神解放的中国百姓陷入理想与选择的饥渴状态,姐姐也是一心想要活出自己的精彩,她渴望当伞兵,却不得不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幼儿园当老师。这里的母亲可以说是父权的“执法者”,是权利的象征,姐姐没有选择的自由,但失手摔了孩子或许就是潜意识里已经在反抗工作选择权的被剥夺。

为了伞兵梦,姐姐主动出击,陪年轻英俊的军官打兵乓球,还偷母亲的钱买东西打算贿赂他,姐姐的爱情也许也在那一刻埋下了种子,然而现实嘲弄了她,当她看到另一个想当伞兵的人把西瓜放进年轻军官的嘴里时,姐姐把自己买来的东西统统丢进河里,伞兵梦就像一只被刺破的气球,顷刻间四分五裂。然而,姐姐并没有放弃,当不成伞兵,她就自己做了一把降落伞,拴在自行车后架上,在街道上奋力前行,降落伞犹如一朵美丽的花盛开在姐姐身后。降落伞见证了姐姐对理想的渴望和对伞兵军官的爱恋,即使一次次地落败幻灭,姐姐却毫不气馁,这也是真正意义上心灵梦想的飞翔。同时,那飘扬着的降落伞昭示了她对父权的宣战,对父母的意愿的无视,她以拒绝、抗争的方式解构了父权的权威意义。

可是这种飞翔并没有持续太久,她的母亲在众人怪异的目光中,近于歇斯底里地把她连同飞扬着的“降落伞”拽到,这无疑折断了她理想的翅膀,这个结局是她意料之中的,但她依然要昭示她的反抗,于是姐姐不发一言,傲然扭头离去。接下来,为了要回爱情与理想的象征,姐姐单独跟那个捡走她降落伞的男人去了小树林,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姐姐却毫不犹豫地脱下了自己的裤子。在男权社会下,与男性相比,女性身体表现的是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无法自主,因为她们的性愿望、贞洁、婚姻等皆受制于父权。然而在这一刻,姐姐大胆地将这些抛却,这疯狂的举动不仅仅是以一种极端私人化的方式表达对父权的否定,对命运的不屈服,也是她在勇敢地执着地守望自己纯洁而崇高的理想。

(二)找不到归宿的爱

在影片中,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同一幕场景:一家人围坐在一个小桌子前,默默吃饭。“家”在这里成为男权文化象征秩序的隐喻。对于在父权家庭中挣扎的女性来说,父亲(在片中具有“家长”身份的母亲被转化为父权的实施者)作为一种“合法的障碍”、权威的表征所形成的压抑是令人绝望而痛苦的。这种压抑始终笼罩着姐姐,而哥哥的残疾又导致父爱的失重、“家”的某种意义的缺失[4]。父权高高在上,姐姐试图赢得生存的最基本的权利与向往都无法实现,且始终处于家庭压抑与个体欲望的冲突中,她的自身意义仿佛完全空白,但是却在内心深处拒绝着父权权威,并在有意无意中背离着父权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认同”。

姐姐无意中结识了一位文化馆的老人,她不惜自残换取老人的同情,并自作主张认老人为干爸,寻找精神上的慰藉。这个“干爸”是“父爱”在现实中的替代性转换,是姐姐对被抹杀的个人身份的某种“恢复”,是对父爱缺席的补偿性追寻。父权是一种压制,父爱是一种庇护。然而,影片中作为父权社会象征的“父亲”,已不再具有庇护女性的力量。女性成长中需要的自由,被秩序剥夺;需要的庇护,被软弱消解,她们必须依靠自己。而认干爸的行为就是姐姐在有意识的挑战父权权威。

姐姐陪老人拉琴、跳舞、看电影、吃东西,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共同的慰藉,姐姐也暂时从无法获得家园认同、群体认同的疏离感中挣脱出来,此时姐姐的父亲母亲形同虚设,俨然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姐姐的生活一时间变得快乐又美好。然而这种美好并没有持续很久,现实社会的冷酷无情再次暴露出其丑恶的嘴脸,老人无法忍受流言蜚语而摸电门自杀,姐姐则在工厂被老人的儿女们一顿痛打,并在一群漠然而视的女人面前被冠以“狐狸精”的称号[5]。梦想再次幻灭,她没有哭泣,也没有悲伤,看上去似乎妥协了,但她的妥协实际上是另一种抗争,在现实的泥潭里,她没有沉没,反而愈挫愈勇,她继续努力在反抗父权、挑战权威的路上。

(三)无奈之中的抉择

在姐姐生活的那个年代,婚姻还不能完全自己做主,多数年轻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是女性对自己的命运更是无法自主。然而,姐姐却不同,她为了摆脱现状而把婚姻当成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姐姐自作主张要嫁给一位领导的司机,司机长相普通,老实巴交,与姐姐的心气很不配,按理说姐姐不会看上他。是姐姐心灰意冷了吗?是姐姐放弃抗争了吗?都不是,接下来姐姐一本正经,面带笑容地对司机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帮我找一个新的工作,别让我再去刷瓶子了。”观众顿时明白了,姐姐是在以婚姻为堡垒拼死抵抗,她主动选择与局长的司机结婚,是一种纯粹的利用:借他的附加“权势”,以逃离父权家庭、逃离窥视她个人生活的群体,是在竭力摆脱原来的生活圈子,挣脱家庭中父母亲的独断专制,实现真正意义上女性的“自塑”。她的不顾一切,她的执着都是她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权的否定,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并宣扬她对自我控制权的把握。

然而,姐姐终究还是离婚了,戏剧性的是姐姐回家后在街头偶遇当年自己暗恋的伞兵,只是他早已不复当年的眉清目秀,英气俊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在路边一边大口的啃着包子,一边用指甲剔牙缝的庸俗市井男子。一句“您贵姓”,苍凉而决绝,更清楚地表明他早已不记得姐姐了。但姐姐回过身,还是对询问的弟弟说这是“一个永远爱我的人”。在这里,男性的光芒又一次被现实所消解,被姐姐所颠覆。

影片的最后,兄妹三家人到动物园看孔雀,孔雀没有如愿开屏,姐姐对自己的女儿说:“爸爸老家漫山遍野都是孔雀。”此时的姐姐依然心怀梦想,傲然地站在理想和命运的枝头微笑。而孔雀也在他们几家人走后,悄然开屏,应验了导演顾长卫所说的:“生如孔雀,尽管一生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6]因此,对姐姐来说,以前的过往和遭遇大部分时候是压抑与沉重,但她绝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并以罕见的勇气,在现实的囚禁中左冲右突,努力寻找着女性自己的声音。坚信,她总能等到开屏的一天!

三、结 语

影片以姐姐的故事表达了女性的欲望,它质疑了男性社会构筑的象征秩序和女性在其中的从属地位。很明显姐姐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不断地抗争,不停地努力,希望选择自己的生活,顽强地表达着自主意识,不顾一切地冲破男性权威的桎梏,重建自身价值和意义。传统的妇女观为女性规定了特定的社会角色,女性是绝对不可推脱和试图抗争的。因此,姐姐是不被当时的社会接受和理解的。但是姐姐并不孤独,她不是在孤军奋战,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内到国外,有很多像姐姐一样的女性,当她们意识到自己处于父权社会的边缘地位时,就开始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为了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勇往直前,她们的反抗是伟大的,令人敬佩的。虽然社会的压制,现实的残酷不时来袭,她们从不轻言放弃,而是坚强地与之斗争,积极勇敢地冲破传统角色的樊篱,挑战建立在强大、优越的男性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准则,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个体。

[1] 王先需,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04.

[2]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309.

[3] 罗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15.

[4] 莫嘉丽.成长中的女性疼痛——电影《孔雀》“姐姐”形象论[J].当代电影,2006(4):146.

[5] 马藜.青春的伤痛:从女性叙事视角看当下电影中女性生存境况——以《青红》、《孔雀》、《红颜》为例[J].理论与创作,2009 (4):98-102.

[6] 黄维敏.解读《童年往事》和《孔雀》的平民叙事[EB/OL]. [2010-08-05].http://www.sass.cn.

[责任编辑] 谭爱兰

I206.7

A

1673-5935(2011)01-0040-03 ?

2011-01-10

王 晶(1985—),女,山东聊城人,贵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