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斯敏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社会困境:组织在秩序重建中的缺位
——涂尔干思想对我国社会建设的启示*

蔡斯敏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回顾了涂尔干社会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法人团体”提出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之上集中对社会困境的现状进行了阐释,并提出造成社会秩序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具有协调不同个体利益的社会组织。面对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秩序格局不断调整的现实,应当发展和壮大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间组织,逐步完善我国社会组织服务体系。通过组织化的表达方式实现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一条合理化途径。

社会困境;社会组织;法人团体;社会重建

1 工业社会中的现代性困境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战前夕,欧洲社会的表征是相对平稳的。在缺少战争和社会冲突的社会背景下,欧洲各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科技水平大幅度提高,整个社会生活繁荣发达,被称为“美好时代”。这正如 R·阿隆所说,这个时期“可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值得庆幸的时期”[1]。然而在这个时期,几位思想大师却认为在表面和平下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认为社会可能将要经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即由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圣西门提出来的。在这位实证主义创始者的视野中,比起封建社会的好战而言,工业社会相对和谐一致,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2]。但在涂尔干著作中的“工业社会”却充满着悲情色彩和反讽意味。工业社会是一个充满失范状态的病态社会,各种各样的混乱和冲突频繁发生,劳资矛盾冲突明显,个人私欲日益膨胀。这样的社会缺乏社会秩序和必要的社会规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在涂尔干的社会整合理论中,“失范”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它是现代性转变过程中一种无法逃避的社会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涂尔干继承了圣西门以及孔德对工业社会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工业社会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工业社会下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和市场贸易活动的扩大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发展,促进了资本积累,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

“经济职能在以往只起次要的作用,而现在却跃居首位。[3]”这是涂尔干对工业社会的社会现状进行描述分析时总结出的一个重要特征。伴随着一种对功利主义的追捧热潮,工业时代下经济拥有一种无以伦比的优越地位。这必将导致由工业所引起的各种欲望无限膨胀和极度扩张,摆脱一切传统权威的限制和束缚。欲望的爆发在工业发展和市场扩大的相互影响下变得更加严重。贪婪自上而下弥漫着所有社会阶层,人们所期待的目标远远高于现实能达到的既定目标。新事物被人们认知后便失去了兴趣。一旦发生一点微小的挫折,人们便无法承受。这便是工业社会中存在的现代性危机。

2 对社会困境的再认识

2.1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调整

在分析社会存在的危机时,涂尔干特别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了阐释。由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脆弱导致社会解组是现代社会的特殊危机。在涂尔干的学术视野里,社会并非由个体组成的集合,而是一个拥有自身意识和实在的本体性存在。“社会既是个整体,也是个结构;社会既是根源,又是目的自身。[4]”在这里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他的“社会中心论”命题——整体先于局部,社会先于个人。涂尔干是“社会唯实论”的支持者,他把“社会”当做是一个既定的社会事实。为了更好地说明人类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过程,涂尔干在他的《社会劳动分工论》提出了两种社会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从同质无分工的机械团结到异质有团结的有机团结这一社会事实中,个人的异质性不断增强,个体在社会活动扮演的社会角色丰富多彩,社会对个体约束和压制作用有所减弱,这给予个体个性发挥巨大的空间。

受到“社会中心论”思想的影响,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虽然自主性和自由活动空间增加,但个体依然无法摆脱社会的控制。“正因为专制是必要的,所以专制也是自然的,在某些条件下,社会如果不借助专制就无法维持下去。[5]”在这里涂尔干首先承认的是社会专制的必要性,社会分化下形成的各种次级群体(如法人团体、专业团体)会形成一种强集体控制力,它能够将个人牢牢封闭起来并限制他们的发展。他特别强调的是现代社会存在于各种群体中的集体精神意识的作用。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精神基础,即使在社会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里,职业群体中必要的集体意识依然可以维系群体内部成员的共同信仰和情感。

2.2 社会分工的道德属性

古典经济学家和个体主义者认为社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促使个体为了追逐利益而展开自由竞争。在面对现代性危机困境的时候,他们依然把其成因归咎于“社会分工”。他们认为由于社会分工导致个体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社会矛盾突出,进而造成社会失范局面的产生。

与古典经济学家把分工研究建立在“私利”与“公益”对立基础上的取向不同,涂尔干则集中关注社会分工的道德属性,认为它是维系个体的重要社会纽带。为什么在个体变得越自主的条件下,他对社会的依赖性越强?在这样的命题思考下,涂尔干重新诠释了社会分工的功能和作用。古典经济学家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社会分工仅仅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促进了社会繁荣,而没有任何道德意义。而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产生的道德影响:它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的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的真正功能[5]。分工不仅增加了个体利益,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繁荣。个体利益的增加与社会整体的整合是并行不悖的,这反驳了经济学家的理论。正是由于社会分工导致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依赖关系构成了社会团结和道德秩序。社会分工所形成的社会情感为道德生活的存在提供了合理依据,使其渗透到所有能够促进社会协调的关系之中。由此可知,分工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更带来了异质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从而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感。社会分工不仅具有表层的经济属性,还具有深层的道德属性。笔者认为,发掘到分工的深层意义是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中最具有理论价值的一部分。

3 法人团体重塑——社会秩序重构的路径探索

如果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全面“道德化”是实现社会有序运行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在政府与个体之间创造一个中间团体——法人团体就是保障这个条件平稳实现的重要力量。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的序言中为摆脱社会危机开出了救世良方:即通过职业群体(法人群体)的组织方式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在此,涂尔干已经明确在他的“治世”方案里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核心概念。

其实,“法人团体”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它是与工商业的繁荣相伴而生的,早在中世纪以前就出现了。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以及《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讲稿中都详细分析了作为西方社会重要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法人团体在漫长的历史演绎过程中发展、变化、衰败的过程。涂尔干在总结和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法人团体在现代工业社会下成为解构“危机”实现社会重建的重要力量。

毋庸置疑,涂尔干“社会团结”思想体系下构建的法人团体是与古典经济家视角下的同类概念相左的。涂尔干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的态度,认为法人团体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调整经济利益或者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更在于其所产生和发挥的道德影响为经济生活提供了一种道德标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活实现全面“道德化”的进程。这种力量在抑制个人利己主义过度膨胀和培育集体内部形成一种强烈的相互“团结感”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上法人团体曾经创造过一个积极的道德环境,并且通过这种“密切联系创造出来的整体感”使人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整体,支持它,在行动时考虑到它。这种超越个人以及个人所属群体利益的对某事物的依附,正是所有道德活动的源泉。[6]”由此可知,在历史中发掘和认识到法人团体具有的道德属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巨大作用是涂尔干提出重塑法人团体理念的基础和先导。

4 组织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

4.1 转型期的社会困境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最大的特点体现在整个社会运行状态的调整。调整的幅度和范围很大,既涉及到社会宏观整体上结构与体制方面的改变,又包括了社会微观意义上个体成员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体制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现在应当说还没有完成,中间存在着较多的波澜与曲折,由此可见这个过程是稳定而持久的)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许多相关制度与政策的调整,譬如经济上的所有制、分配制度改革,政治上的政企分离以及在工业化道路下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等等。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是围绕社会体制的转变进行的。然而我们在确定改革的具体制度和步骤的时候却是不相匹配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我国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强调了经济建设优先,结果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而在社会与政治体制上推进缓慢。社会建设上存在的空白和漏洞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一致,现在由于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已经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2)社会结构的变迁

在社会体制主导力量的推动下,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最突出的核心特征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一个建立在现代市场体系下开放的现代社会雏形逐步显现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以契约合作精神为主导的民主社会。在当代的中国社会里,社会阶层分化的背后呈现的是一个多元利益诉求的社会新格局。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突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处理矛盾时的思维还是旧有模式,认为矛盾的出现就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就应当通过打压的手段去遏制。其实在公众利益表达多元化的今天,由于利益摩擦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完全可以通过一种利益协调的手段实现有效解决。既然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博弈,那么这就为寻找解决危机的良方提供了广阔空间。如何让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有效地得到满足,寻找彼此间利益的契合点,这应当是社会结构多元化下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思维方式。

3)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指令性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呈现的是一种政府引导下的总体性社会①“总体性社会”是用来描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国家与社会关系特点时常常使用到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下,国家是整个社会运转的中心,国家权力的干涉与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与经济领域缺乏自主发展的空间。“总体性社会”又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全能主义”或者“集权主义”。。在“全能主义”时期里,社会整体缺乏有效流动的机制,个体被束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中无法释放自己的力量和需求。改革开放后,随着各种社会政策的改革和调整,社会中处于不同阶层的个体拥有了比较自由的空间,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背后是不同利益主体互动的结果。特别是现阶段,我国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导致了社会成员对维护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个人利益表达是对个体权利和利益维护的一种手段,也是现代公民社会中民主意识的体现。个体逐渐摆脱总体性社会的束缚,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主要社会力量。这与涂尔干笔下“有机团结”社会类型是相一致的,个体异质性的增强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困境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提供了分析思路。

4.2 社会组织:社会利益主体间的协调器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在其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他强调安全阀机制必须在社会结构当中加以制度化,认为社会理应通过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情绪得以释放,避免灾难性冲突的最终出现,社会系统才有可能处于均衡与和谐的状态。不可置疑,在现代社会里,解决社会矛盾与危机的方式应当是一种合法化、制度化和组织化的途径。在保障社会安全阀机制稳定有效运行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涂尔干在思考解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中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问题时,构想了法人团体这一群体,强调了法人团体是实现整合国家、市场以及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功能性组织。中国现在处于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渡的时期②“后总体性社会”常常用来表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开始适度调整以适应改革的需要,一部分权力开始由国家政府向下转移,市场和社会领域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和自主性,但是国家依然是整个改革过程的中心。因此“,后总体性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国家主导下一次涉及广泛领域的改革。。“后总体性社会”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国家(政府)从全能主义思维下的“总体性社会”中退出,特别是在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时候,政府角色由“管理”转变为“服务”。这样的转变为社会组织的发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空间。另外,在社会关系变革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随着社会的高度分化,个体在差异化的基础上变得自由和松散。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开始对个体利益产生强烈的关注和诉求。这就导致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体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不同群体与组织间需求产生矛盾的社会事实。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组织的出现成为解决社会困境的有效工具。社会组织能够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将不同个体的利益协调并整合,通过组织规范下的个体利益是以整个组织团体的利益为先的,这使得个体利益从属于公共利益,从而理顺了个体与社会间的矛盾。

值得说明的是,在个体利益分化的社会现实中,那些为了公共利益而成立的组织就是通过选择性激励的机制将人们的不同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个体要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必须通过社会组织这样一种途径,而且需要在协调的过程中作出一定的妥协。这样一来,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也就成为了可能。

4.3 向上向下创造组织发展空间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结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交织下的社会矛盾日益复杂,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不容忽视的是在传统伦理秩序影响下形成的非对称性权力格局至今依然作用在各种社会关系中[7]。政府作为强势的一面,掌握有十足的权力。而百姓始终是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面对新的社会形势,作为上层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现在的各级政府应当适时地转变思维,特别是要摆脱传统体制下政府的“全能”理念。可以看出,在处理一些比较敏感的公共事件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还是在“稳定”的思维习惯下采取传统上压制的手段平息纷争,结果就造成地方上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运行。由此可见,政府在完成调整角色与转变职能过程中需要保证社会组织发展和运行的空间,必须通过创造一个制度空间使得社会组织能够独立地行使权力和发挥功能。需要说明的是,就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而言,社会组织在与政府建立一种互补的合作伙伴关系中,相对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政府政策的依赖和关注。在政府建构的制度空间下逐渐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是我国社会组织目前发展的一种主要途径。

社会组织要想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既离不开来自上层政府的引导与支持,同时更为关键地是向下在公民中立足生根。应当说中国的社会组织(特别是来自民间的草根组织)在近几年里成长很快,但是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公民参与的范围有限,公民权力生长的缓慢与艰难。公民社会氛围的淡化与滞后使得社会组织在面向大众时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与信赖。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突出,尤其是关系到民众自身利益的各种民生问题成为了全社会自上而下关注的焦点问题。前面已有论述,传统体制下权力格局的不对称分布导致官对民的控制和民对官的依赖。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一种文化惯习,绵延在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根深蒂固,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由于中国百姓对“官”的依赖性是民众传统心理的一种延续,民众在面对矛盾问题时自然就会向政府表达各种各样的诉求。社会组织存在但依然没有得到民众重视,百姓对社会组织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仍然质疑。因此,当前社会发展更为关键的是培养一种公民广泛参与行动的社会精神。在公民自主意识提高的同时发育公民的主体性。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是独立和平等的个体,通过社会组织多元化的途径去维护公民权益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典型特征。公民意识与公民精神的培育是增进公民对自身权利关注,提高公民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发挥社会组织在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动力。

涂尔干在面对社会秩序失衡的困境时,提出了“法人团体”的概念,重新发掘出了这一历史产物的时代价值。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所面临的社会困境和一个多世纪前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处理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重视组织地位与作用,依靠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已经成为我们在面对各种社会危机时的解决方案。

[1]雷蒙·阿隆.社会学的主要思潮[M].葛志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07.

[2]侯均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7.

[3]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4.

[4]孙帅.神圣社会下的现代人——论涂尔干思想中的个体与社会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8(4):79-82.

[5]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6.

[6]肖瑛.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J].社会,2008(2):48-49.

[7]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J].中国非营利评论,2007(12):29-31.

Social Dilemma:the Absence of 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rder Reconstruction——Enlightenment of Durkeim’s Thought on Our Social Construction

CAI Simin
(Dept.of Politics and Law,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730070,China)

The article first makes a review o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bout Durkeim’s important sociological thought of“body corporation”,based on it,which is concentrated on making an explana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dilemma and mentioned with an important reason which leads to social disorder is lacking of some organizations,playing a key role on intermediating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interests.Facing with a fac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able social order on contemporary China,it should develop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social middle organizations and gradually completing with our social group serving series.Through with an organizational expressional way to make a realizing on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with social power,it would be a reasonable channel for us to construct with a harmonious social relationship.

social dilemma;social organization;body corporation;social reconstruction

C91-06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1.02.006

1673-1646(2011)02-0021-05

2010-11-03

蔡斯敏(1985-),男,硕士生,从事专业: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