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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2011-08-15王晋丽

关键词:徽商晋商经商

王晋丽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王晋丽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山西太原030051)

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两者虽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但其伦理内核均体现了“仁义”之道;虽然“商”与“儒”的角色定位侧重点各异,但其伦理本质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晋商与徽商的伦理方式稍有出入,但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的治人、治世、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晋商与徽商由盛而衰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晋商伦理;徽商伦理;士;贾

0 引 言

晋商伦理文化和徽商伦理文化源远流长,受商品经济及当时经济政策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两者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有共同点。同时,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历史发展演变进程的推动,两者又表现出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本文拟对两者的形成、角色定位、方式方法、义利观点及最终出路等方面做一梳理。

1 “南辕”却不“北辙”:不同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造就了具有相同内核的伦理文化

晋商起源于北方贫瘠之地,或者土地肥沃却人口众多之地。当时的山西“既不是全国经济最繁盛之区,也非平坦通途之地,又不临海沿江”[1]4。山西自然环境恶劣,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其北部土地贫瘠,中南部土地虽肥沃但人口众多。为了生活,许多山西人外出经商。徽州四面群山环绕,徽州人大多是由中原迁徙而来的。据史书记载,每当中原大乱,便有一大批世家大族缙绅举家迁到徽州,导致徽州出现人口居多,土地越来越贫乏的局面。徽州人生计日益艰难,粮食供应严重不足,明清之后更甚,加上徽州的生态环境不利于农业生长,“重农抑商”思想受到质疑。为了生存,徽州人只能选择经商。在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晋商徽商才会大展宏图。明初开中法和明中期的折色制对晋商特别是晋南商人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对徽商也有不小影响。

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居主导地位几千年,不仅“士”阶层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商”阶层也把儒家文化作为其行为的宗旨。孕育徽商的徽州地区自古以来即为儒学昌盛之地,有“东南邹鲁”之称。在先后涌现出的儒学大师和达官显贵的倡导下,“徽州文教事业十分发达,户诵家弦,儒风独茂”[2]。由于具备深厚的儒学底蕴,徽商自然受到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和熏陶,特别是受当地大儒朱熹的宗族观念的影响深远。加上中原世家大族迁入带来的中原先进的文化和特有的冒险精神,成就了徽商独特的文化和伦理精神。山西处于中原和游牧民族相交汇的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交往和融合,汉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渗透,使得“山西的黄土文化不仅具有中原儒家崇礼守信的文化特征,而且也具有少数民族骁勇善战、勇于闯荡的精神品质”[3]。除此之外,晋商独特之处体现在其受“关公文化”影响较大。关公作为山西老乡,一来有“庇佑”山西商人出家经商后平安归来之意,另一方面,关公重“义”,对晋商“以义为重”,经商中行“仁义”的品格养成影响深远。

2 “贾德”却不失“儒德”:角色定位略有不同但其伦理本质是相通的

在当时的地理文化及政治背景下,晋商与徽商都将“义”、“仁”、“诚”等伦理规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伦理体系,但在“士”与“商”的定位上,晋商徽商略有不同。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界限分明,但徽州人却将基于社会阶层之首的“士”和四民之末的“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贾儒互行”、“贾儒互养”的独特观念。“徽商素有近儒、好儒、习儒的特色,力图使经商行为在正宗儒学的光耀下获得合理性,并使之具有道德的意味”[4],所以“徽商的伦理观是基于传统观念与现实要求的结合,是种变通的结合”[5]。在传承和积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的基础上,融合当时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形成的晋商伦理中,在“士”与“商”的选择上,似乎较徽商明显,晋商将“士”与“商”区分开来,形成了“学而优则商”的伦理观。甚至有的晋商还将两者对立开来,如祁县晋商渠源祯与长子渠本翘几十年的斗争就说明了这点。渠源祯希望后世子孙从事商业,但长子渠本翘更热衷于考取功名,渠源祯对其极端不满,直至渠本翘病逝。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晋商在角色定位上将“士”“商”分开,但其行商过程中与“士”也是来往密切的,并且两者虽不同“术”,但却殊途同归,即最终归于“善商”,认为“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为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经,是故必名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安其业”[6]。徽商和晋商角色定位的差异,使其伦理观中前者侧重于“以义为利”,后者注重“以义制利”,但在本质上,都遵从儒家“义利观”。“儒家虽然经历过几次大的义利之辩,但儒家的义利观始终是中国社会演变的主流脉络,其‘义以为上’、‘见利思义’的基本内涵与诉求一直以来都引导着人们的价值取向”[7],晋商伦理和徽商伦理也没有跳出此规范。

3 殊途而同归: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商业伦理方式方法各异而内涵却一致

在明代商帮兴起之际,地域宗族制度发达程度差异导致徽商和晋商分别选择了不同的商帮治理模式。徽州自汉末以来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宗族势力,徽商主要在宗族子弟中选拔经理和伙计,用族法家规和传统习俗约束同宗伙计的行为。徽商的这一特点,除了受儒家文化特别是朱熹理学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外出经商活动中,徽商光大家族门楣的思想严重。徽商在经商过程中家眷需要同宗同族照顾,自然与宗族关系密切,通过宗族权威维持经商行为。在此过程中,“孝悌”观念及权威意识深入人心。而地域宗族势力较弱的晋商则整体上放弃了在宗族内部选拔经商人才的方法,遵循避亲举贤原则选择同乡出任经理和伙计,并借助允许人力入股的股俸制和号规习俗激励并约束同乡伙计的行为。“晋商选人的第一条原则是只用山西人,‘非本省同乡不得入内’。[8]”晋商经商成功后,多数要回乡享受经商成果,把经营之权交予同乡代理。关公“笃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1]310。在历史上具有“义薄云天”美称的关羽,代表了异姓兄弟之间的信义与忠诚。晋人对关羽的认同和崇拜以及宣扬“忠诚信义”和“以义制利”的观念,恰恰迎合了晋商的这一特点。同时,晋商注重采用激励机制,通过激励达到“义利”目的。尽管晋商与徽商的侧重面不同,但是两者伦理的内涵是一致的,即通过经商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目的 ,由已及人 ,通过“修身、齐家”,“治人、治世、治国”,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治人、治事、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同一性。

4 同起同落:一样的结局引发的伦理思考

晋商、徽商兴起于明清时代,且是当时商帮中规模最大、实力最为雄厚的两大商帮,当时有“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之说。在长期的经商活动中,两大商帮形成了内核一致的商业伦理,对当时乃至现今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但就是这么两支利倾朝野、鼎足华夏的商帮,在清末民初由昔日的辉煌繁盛步入了日暮穷途之路。这与两大商帮倚靠政府,致富后不思进取,没有超越自身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囿于传统、娇淫奢侈有关。在整个19世纪中后期,山西商人“将祖先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除用于创办票号业,为封建权贵、朝廷服务外,富商巨贾们都将大量金钱挥霍浪费掉了,家家过着帝王般的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1]75。晋商在当时工业革命大潮中没能顺应时代潮流,贻误时机,将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对子女的教育也懈怠下来,由此造成了晋商的衰落。徽商由盐业起家,是在政府庇佑下成长起来的。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徽商处境也越来越困顿。到后来适应不了自由市场,又不愿意进一步开拓进取,徽商逐渐走向衰败。加之徽商致富以后,不能勤俭进取,而是挥金如土,大肆修建,子孙也多娇淫忄敖奢之徒,一步步致使徽商走向没落。从总体上看,禁锢晋商徽商的既不是官府,也不是其他商帮,而恰恰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自己的眼光、思路、视野以及自身素质。

综上,晋商与徽商在中国近代长达五百年的历史中,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出了巨大财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两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在此过程中,基于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形成了殊途同归的伦理文化,特有的伦理文化对其经商活动在一定历史环境中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恰恰是这种伦理文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导致两大商帮最终衰落。这不能不引起商界的反思。

[1]穆雯瑛.晋商史料研究[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2]周志斌.论徽商的商业伦理[J].学海,2002(6):123-126.

[3]管小丽.晋商伦理及其现代价值初探[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4]陈钧,任放.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经济伦理[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76-79.

[5]叶凌.论徽商伦理观之特点[J].中外企业家,2006(7):25-27.

[6]李梦阳.空洞集·明故王文显墓志铭[G]//.四库全书影印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

[7]曾盛聪.义利关系的历史视阈与现代视阈[J].科学社会主义,2006(6):77-80.

[8]陈凯元.晋商的智慧[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5:147.

On Ethic Culture of Shanxi and Huizhou Businessmen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 Jinli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Business,North University of China,Taiyuan030051,China)

Shanxi merchants and Anui merchants emerged in Mid-Ming Dynasty.Although they located in different places,their ethical core was the concept of“virtue”.“Business”and“Confucianism”were focused in different roles,but the essence embodied the benefit of Confucianism.The ethics manners of Shanxi merchants and Anhui merchants were in different ways,but their business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of governing person,governing the world and running the state reached a high degree of unity.Finally,their decline arises our deep thinking.

Shanxi businessmen’s ethics;Huizhou businessmen’s ethics;scholar;merchant

F129.9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1.02.008

1673-1646(2011)02-0031-03

2010-10-13

王晋丽(1980-),女,讲师,从事专业: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及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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