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海 孙湘瑞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报刊活动中心由广州转移到香港和上海，实施世俗化和本土化的转型。中国报坛出现了在华传教士、外商和外国政府创办的中外文报刊与外报影响下中国新兴本土报刊并存的状况。

传教士报刊和外报的办报模式对于国人自主办报发挥着示范作用，“上海的新型中文报纸在模仿香港报纸，并引领当时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潮头”[1]。传教士报刊“启迪民智”和轻盈利的报刊定位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官僚成员，敦促他们沿用这样的模式创办中国近现代报刊[2]。基督教报刊和通商口岸的外商报刊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催生了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传教事业。

本文通过剖析在华传教士报刊的内部纷争和世俗化、本土化的战略转型过程，旨在分析西方传教士教团如何在儒家文化和道德理论的土壤中实施系列本土化措施，使得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背景的传教士报刊，同时以范约翰的《论报刊》和附录《中文报刊目录》及其报刊实践为案例，说明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战略转型的意义所在。

一、转型前基督教在华报刊的传播状况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吸取明清时期在华天主教成功的传教经验和反教、“礼仪之争”、禁教、系列教案的教训，采取了与天主教不同的传教策略。他们从社会下层开始，以教会报刊、医院和学校作为向大众宣传教义的途径，更多采用循序渐进的传播方式，无论从南洋一带的传教基地，或是到口岸和内地，传教士们除了直接传播宗教信仰以外，更多地辅以人文和科学的知识传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