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素华 李德满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南昌 330013）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重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社会主义管理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为此目的，必须按照社会管理的基本逻辑，做好党建工作。党的建设是中国社会管理的核心环节。

一、党的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的核心环节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处于转型阶段。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的核心任务。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要求社会管理必须与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将党建工作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环节。通过党建工作创新，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确保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首先，党的建设是社会管理的核心环节，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责任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是其基本目标。社会管理是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基本手段，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就是应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给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挑战。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当下中国的社会矛盾极为复杂，各类冲突频繁发生，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严重危害了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对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将加强社会管理当作自身的核心任务，首先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以通过党建工作创新，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从而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

其次，将党的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地位和先进性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但不可否认，这种地位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复杂的社会矛盾以及激烈频繁的社会冲突，不仅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任其发展下去，就可能对整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形成强大挑战，进而威胁到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和执政地位。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对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和各类冲突加以良好的管理，做好社会管理工作，就必须创新党建工作，将党的建设作为社会管理的核心环节。同时，时代发展和党的历史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刻保持先进性。当下中国正处于并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于向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执政党往往面临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挑战。这就要求党必须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将党的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

第三，将党的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的范围极为广泛，不仅从地理空间上涵盖整个国家的领土，而且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这就需要深入而强大的社会管理，需要强大的能力支持和丰富的资源基础。经过近30年的革命经历和60多年的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政治领导和执政能力的政党、一个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政党。在中国，只有这个拥有8000万成员、处于执政地位、掌握着雄厚资源的大党，才具备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强大能力。因此，必须将党的建设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依托强大的能力支持和资源基础，实现社会管理的最终目标。

以上诸方面，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决定了党的建设必然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环节。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社会管理的基本规律和要求，通过党建工作创新社会管理，回应社会矛盾冲突的挑战，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将社会矛盾冲突纳入党组织内部，通过党组织的吸纳作用，特别是对精英的吸纳，将社会矛盾冲突内化，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对党和政府的挑战；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党组织强大的政治协商能力，化解内化到党内的社会矛盾冲突。通过党内和解，实现党外和谐，这样既能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又能高党的领导能力，增强党对社会的管控能力。

二、精英吸纳

精英是政治社会的普遍现象，权力精英、财富精英、文化精英在其各自的领域内外都发挥着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形成精英的统治。［1］P97精英的兴衰、更替、社会流动和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政治社会的基本状况。当精英的代际更替能够顺利实现、社会流动性强、合作紧密时，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就能得到保证。如果精英的代际更替不顺利、流动性不足，或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产生了矛盾冲突，那么体制外精英可能会对体制形成巨大的挑战，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于颠覆政治秩序。［2］P89-90因此，良好的社会管理，首先必须从精英管理下手。精英吸纳，就是要通过对精英的管理和控制，实现良好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意味着作为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精英组织。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中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就必须通过党的建设一方面尽量将高素质的人才和精英吸纳到党内，另一方面为中国的精英提供广泛的活动空间和个人发展空间。

首先，做好入党工作，将社会各界精英广泛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执政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具有最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必须代表中国各阶层、各行业的利益，不同身份、地位、观念、利益的群体都应该在中国共产党中有所体现。将不同身份、地位、观念和利益的群体中的精英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能够让所有的群体利益都在党内得到恰当的表达，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一旦这些群体的精英成为党员，能够在党内实现其利益诉求，就能化解和避免这些群体和精英对社会的不满，从而实现政治稳定，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做好入党工作，首先要尽量在各类新兴阶层和组织群体中建立基层党组织。大量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一些新兴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精英成员未能入党，群体的利益得不到表达和维护，农民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小型民营外资企业中基层党组织发展不足，以至于农民工中的精英分子未能入党，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其次要提高入党考核的灵活性。由于不同身份、地位的群体精英在情感、利益、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他们的考核应当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适应多样化的需求，尽量灵活化。

其次，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党员干部选拔机制。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时代的不断挑战，良好的精英更替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维持其生机活力和强大能力的必经之路。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党员干部选拔机制，首先是要将社会中各群体的精英分子吸纳到党组织中来，避免大量的精英停留在体制外，从而有可能对政治秩序形成挑战；其次是要在党和政府内部，将有能力、高素质的精英安排在恰当的位置上。要通过公开的选拔，将德才兼备的精英委以重任，避免伪精英现象对党的执政能力带来的伤害，同时也能给真正的精英提供足够的上升空间和流动性，避免其挫败感和怨恨情绪。

第三，走群众路线，进一步密切党组织、党员与群众的关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群众路线作为一条处理精英与大众关系的基本原则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精英在个人能力和素质方面往往高于一般群众，然而精英并不能离开群众。精英之所以成为精英，就是因为他们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对群众产生较大的作用和影响。一旦精英与群众的关系不再密切，或者逐渐走向疏离，精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将会下降。原有的精英一旦丧失其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会变成某种类型的伪精英。在群众中会产生新的精英人物，从而对旧有精英形成挑战。在社会管理重任下，党组织和党员更应该密切联系群众，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将各类不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的事件消弭在萌芽状态。走好群众路线，一是要实行责任制，打破原有的简单地域划分，综合阶层、身份、地位等多重考虑，将群众划分为特定的党组织或党员的责任范围；二是要加强群众监督，在对党员干部进行考核时，将群众评价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提高群众评价的权重，尽量推广匿名评价体系。

总之，面临社会管理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保障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必须做好精英吸纳工作。通过入党工作创新，将社会精英都吸纳到党和政府中来；通过党员干部选拔机制创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并减少体制外精英的挑战；通过与群众关系的创新，密切精英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巩固、提高党组织在社会和群众中的影响力，从而提高中国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管控能力，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

三、组织协商

精英吸纳能够将社会矛盾冲突内化，避免社会冲突对党和政府产生不利影响，但精英吸纳本身并没有将社会矛盾化解。通过组织内部的协商制度，化解和消除党内分歧，最终达成一致，实际上就是化解和消除社会冲突的根本策略。唯有如此，才能在化解消除社会冲突、做好社会管理的同时，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多元复杂的社会冲突，显示出当下中国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多元化和差异性，利益纠纷、地位差距和文化多元已经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要来源。加强党的建设，消除党内分歧进而化解社会冲突，需要大力提高党的组织协商能力。

首先，在党内建立公开透明的诉求反映机制，充分正视并反映当今中国经济利益纠纷、社会地位差距和文化观念多元的现实。让各种诉求得到充分地表达，是通过组织协商解决社会矛盾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群体的诉求都应该在党内得到充分的正视和恰当的反映。充分正视并恰当反映不同群体的诉求，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着手。从主观上说，必须抛除偏见，充分正视每一种诉求。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文化观念上存在着差异。对社会诉求的恰当反映，就是要充分反映这些互相冲突的诉求。应该尽量保持良好开放的态势，抛弃主观偏见，倾听并吸收不同群体的表达和诉求，这一点在基层尤其重要。不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在倾听民情反映民情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不能正确对待很多群众的要求。他们往往只重视企业家的要求，无视农民工的呼吁；往往只听得进赞扬和逢迎的声音，而听不到或者听不得批评和责备的语气。忽视那些最需要表达的诉求，最终只会激化而不是缓和社会矛盾。从客观上说，就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送机制。只有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送机制，才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才能避免主观和偏见。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送机制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应该透明，向群众公开，党组织和党员既然是为人民服务，就应该通过信息公开，接受监督；二是群众向党组织和党员反映的信息，提出的诉求也要透明，让党组织和党员知悉，也让群众能够充分了解；三是党内的信息传送，特别是从下向上的信息传送机制，也应该尽量公开，这样才能让上级党组织充分掌握下级党组织和党员所接收到的群众的反映和诉求，不至于在向上传递时被扭曲和遗漏。

其次，必须在党内建立制度化的协商机制，通过协商机制，将不同的观点、利益和诉求综合起来，最终形成一致。建立良好的诉求反应机制，能够将社会冲突反映到党内，并在党内加以解决。分歧和纠纷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统一和一致同意就无法形成。但分歧和纠纷的长期存在，需要在党内建设制度化的协商机制。在党内建立制度化的分歧和纠纷协商机制，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党内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一个为所有党员发表意见、互相交流、彼此沟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分歧和纠纷的各方都能够完全表达和宣告其基本诉求。纠纷各方在在公开、自由的讨论中，充分了解自身与对方的主张。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形成谅解和妥协，最终得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基础性方案，从而避免双方自说自话，越走越远，将纠纷和分歧极端化的趋势。在党内建立良好的组织协商机制和公共空间，首先需要将公共空间制度化，即将自由讨论协商作为一项稳健的制度，定期举行，将其作为党建工作中的一项核心制度；其次，公共空间中的讨论，需要平等自由的氛围。公共空间中的讨论应该坚持自由平等的基本原则，讨论的自由应该不受限制，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至少在讨论的过程中，参与讨论的双方或者多方都应该平等相待，赋予对方同等的重要性。公共空间中的讨论最终要以形成一致同意为依归，产生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是最终目的。在多元的社会中，各方应充分了解到自身立场与对方立场的合理性和片面性，进而互相尊重，通过互相让步、妥协，而得到一致同意的方案，从而避免陷入难以协调的对抗状态。

第三，提高党内民主生活质量，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加强党内民主特别是决策民主。组织协商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要形成妥协基础上的共同意见。只有通过党内民主建设，将共同意见通过党内的民主决策程序，变成党的政治决策，继而成为政府的施政方案，才能回到社会实践中，遏制并化解社会冲突。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纪律控制和道德约束只能压制矛盾而不能化解社会冲突。只有通过民主决策，将各方的利益及其冲突都充分地在决策过程中表达出来，最终的政策必须体现各方的利益和诉求，达成某种折中和妥协。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新思路。首先，要充分将民主拓展到决策的每一个环节。有些基层党组织中，民主的环节太少，只有在最后的投票过程中，党员才能行使民主权力。拓展民主的内涵，就必须在决策方案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实现民主。决策方案应该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形成。党员不仅应该在不同的方案之间做出选择，还应该有权提出或修改方案。其次，要贯彻落实民主精神。贯彻落实民主精神，要求党组织的决策过程中，避免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趋势，避免出现“一言堂”的局面。贯彻落实民主精神，还应该强调，民主的实质是平等，不同诉求的群体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民主不只是多数人的盛宴，民主决策应该基于充分的理性讨论，少数人的权利应该在民主决策中得到表达。充分的民主、理性的讨论可能会增加决策成本，然而长远看来，这些成本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成本。

总之，社会管理新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内部协商和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来化解和缓和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党建立一套迅速而准确的诉求反映机制，充分反映和表达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党通过组织建设，在党内搭建一座自由讨论的公共平台，充分实现自由讨论和协商，将各种不同的诉求形成统一的意见；要求党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通过民主建设，实现民主决策，以良好的决策机制，获得好的政治决策，最终化解社会矛盾。○

［1］［意］莫斯卡．统治阶级［M］．贾鹤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意］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